宁夏沿黄城市带发展的区域背景

第二节　宁夏沿黄城市带发展的区域背景

宁夏沿黄城市带属于以高原为主体形态的西北民族地区。在本区域，青藏高原（北部）、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西部）占据了大部分地区。而其周围，又被庞大的山系所环绕和分割，形成了不少巨大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川。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是三个最大的盆地。较小的有秦岭南侧的汉中盆地和商洛盆地。河谷平川最大的是关中平原，其次还有兰州附近的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平川。西北地区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这些盆地和周围的河谷平川上^[6]。

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化起步较早，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古代西北民族地区获得发展的城市一般是作为行政中心的政治性城市，政治职能明确；而在近代百余年的发展中，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化基本处于低水平的徘徊状态；新中国成立给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受到国家不同时期政策的影响，其发展跌宕起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化才得以持续发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注入了新的动力，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们结合有关文献来分析这段艰难的历史进程^[7]。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把全国分为46个郡，800～900个县，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秦代较大城市共有250多个，尤其是首都咸阳，其人口达到80万以上，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特大城市。汉代除都城长安外，成都已经发展成为除长安外的五大都会之一，是西南最大的贸易中心，西汉末年其居民达7万多户。在广大的西北地区即秦岭以南地区，渭河以北、黄河以西的地区，地形起伏很大，交通不便，水源亦不充足。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人烟稀少，城市的规模自然大不了，多为规模很小的郡县治所。汉代的河西四郡，处于刚刚开发的阶段，城市具有原始的军事政治性质。而在广袤的西域同河西一样，尚处于原始城市阶段。

唐宋时期是西北民族地区城市迅速发展的时期。唐袭隋制，实行州县二级制。其时都城2处（西京、东都）、道驻所12处、府州治所城市314处、县城及县级州治所城市1348处，城市（镇）总数达1676个，其数量远远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唐代在西域地区曾先后设北庭都护府（今乌鲁木齐市以东）和安西都护府（今交河城），在伊犁河谷还设有弓月城（今霍城），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控制。受中原地区经济渗透的影响，加之“丝绸之路”的兴旺发达，西域区的城镇数量增加，商贸活动进一步活跃，出现了“安西四镇”，即龟兹、疏勒（今喀什）、于阗、碎叶，还新增加了鄯善、且末、莎车等商业城市。汉以来的数十个小国，逐渐趋向集中统一，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如高昌、交河等。西夏兴起，建都于兴庆府（银川），促进了银川城的兴起与发展。宋代，兰州属临洮路，由于处于宋夏拉锯地区，没有重大发展。比起汉代的金城郡，可以说有衰落之势。

自唐以后，由于经济重心逐渐东移，西北城市在全国的地位较秦汉隋唐时代大大下降了。但在明清时期，边陲地域城镇分布得到进一步拓展，明清政府对包括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台湾在内的边疆地带进行移民和开发，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首都—城—府（州）城—县城—镇”五级全国行政中心城市网。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并且是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在一些沿海港口及经济发达地区，城镇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城市体系的功能结构日益完善。而西北地区此时受经济水平的影响，城市发展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西安、兰州、西宁等中心城市的衰落使城镇体系的发育速度慢了下来，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更大了。相比之下，小城镇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亮色。在政府移民、边疆民族贸易活动等因素的刺激下，西域区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商业市镇，如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喀什噶尔、伊犁、哈密、阿克苏等。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发展，且东部的经济重心已开始向城市转移；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所受到的列强践踏相对较轻，但因受封建经济的束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却停滞不前。如西安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人口规模（12.5万）不及1843年的一半，兰州（9.5万）等都仅相当于或略高于1843年的水平。同期，上海人口规模已达348万，人口规模达50万～200万的北京、广州、南京等9个城市全部位于中东部地区。就全国来看，中国的主要城市几乎集中于沿海地带，东部与西部城镇化差距极度悬殊。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得到了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西北民族地区城市数量及城市人口数目都低于东部地区（见表3-1）。

表3-1　1949年全国与西部地区城市数量与城镇化水平^[8]

在1949～1957年，国家确立并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两大战略，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城镇化的发展，形成了以重工业发展为格局，带动了西部城市数量快速增长。但在此后，由于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影响，使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化停滞不前。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后，随着城镇设置标准的逐步放宽以及县改市步伐的加快，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如表3-2、表3-3所示。

表3-2　西北民族地区各层级中心城市构成^[9]

注：按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标准划分。

表3-3　西北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构成^[10]

注：各区域内部的行政区划以2004年各区域的行政区划为标准。

通过对以上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西北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促进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西北民族地区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西北内陆干旱区的结合部，山地与盆地相间分布，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成为城市规模大小和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决定了中心城市空间分布的基本框架。

二是多元的文化交汇形成区域中心城市的文化基础。西北民族地区是我国多民族汇聚之地，共有47个民族。各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相互融合，形成独特神奇而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为西北民族地区中心城市创造了独特的人文背景。

三是政治与军事作用赋予了西北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独特的功能。西北民族地区处于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交界过渡地带，并以边缘性为主，这一边缘性赋予了西北民族地区特殊的政治和军事功能。因此，建设中心城市不仅推动了本区域经济发展，而且适应了军事和政治需要，使中心城市在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中心城市的发育程度直接决定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可谓城市兴则地区兴。

四是中心城市是民族贸易的重要的交换场所。西北民族地区是中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汇地带，由于民族生产、消费习惯的巨大差异，致使其地域经济表现出强烈的互补性，直接推动了民族贸易的发展和商业城市的形成。在民族贸易中，中心城市由于独特的地理、经济位置充当了天然的交换场所，历史上西宁、乌鲁木齐、中卫、兰州、银川等中心城市都充当了这一角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的强大引擎。

五是交通运输等基础条件的改善和工业化是现代西北民族地区中心城市发展的最强劲动力。交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命脉，又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尺度。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经济的繁荣离不开腹地的支撑，而联系城市与腹地纽带的则是交通运输。在工业化浪潮的推进下，西北民族地区中心城市发展之快、变化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直接推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现代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中心城市的推动。中心城市依托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强大的经济势能和完善的市场功能对周边的区域形成经济聚集和经济辐射，对西北民族地区来说，中心城市发挥的作用更为关键。西北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了宁夏沿黄城市带发展的重要背景，深入认识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的背景和现状将对宁夏沿黄城市带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