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 集体学习与集群性动态能力
既然集群性动态能力本质是来自于产业集群内获取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集体学习的结果。在前文第3章,笔者将集体学习分为五种类型:一级网络正式交往、二级网络正式交往、非正式交往、人才流动和企业衍生。在下文中,将更详细分析集体学习与集群动态能力的关系机理,并提出相应假设。
5.4.2.1 集体学习与集群性知识创造能力
由于知识的复杂性和分工的细化性,当今企业不可能利用自身力量创造需要的知识。这时通过合作创造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或利用组织间学习获取相应知识,就成为企业知识创造的驱动力。
野中郁次郎提出了“巴”的概念。“巴”是知识分享、创造和使用的背景环境。巴既指物理的场所,如办公室、饭桌以及其他商务场所,也指虚拟的空间如电话、电子邮件等,还包括精神空间如共享的经验、观念和理想等。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相互作用。个人的知识一旦置身于巴中,就能够被共享、更新和运用(野中郁次郎等,2001)。而产业集群就是巴,知识的转移与运用具有环境背景性,产业集群地域的临近性、文化的同根性及业务的相关性提供了相应的大环境。
知识的交换,对提供方和接受方双方都意味着双赢结局,因为其角色是动态变换的,提供方在下次活动中可能是接受方角色,但在具体某次活动中,往往出现一方希望获取知识而又不愿提供知识的现象,导致博弈中的囚徒困境问题,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建立信任关系。信任有助于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提高市场效率。从知识创新的角度来看,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爱、尊重是知识共享、创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和重要的激励因素(野中郁次郎等,2001)。Keeble,Wilkinson(1999)认为当地信任的历史文化是形成知识交换的重要因素。而在产业集群中,从业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业务关系外,他们可能是亲戚、朋友、同学或老乡,这种关系更有利于建立信任关系,而且近距离交往使败德行为的代价更大,这些状况将促使知识有效地流动。
一般地,口头载体要比书面媒介更容易表达思想,电子邮件虽然克服了距离的限制,具有很强的覆盖性,但它仍然无法传递诸如暗示、个人感官体验的信息,在反馈的即时性方面,它弱于电话,更弱于面对面交流(比歇尔,劳布,2001,中文版)。在产业集群中,集群企业通过与供应商、经销商同行及专业服务机构频繁的交往与合作、大量的人员流动、创业文化的盛行与创业的外部便利性、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网络关系使面对面的口头交流随时随地地发生,这种交流使隐性知识的转播和利用在集群系统能更便利地发生,而隐性知识对企业的竞争优势才有根本意义。Keeble,Wilkinson(1999)认为任何成功的组织都有充分利用里外部力量,如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以获取隐性知识的经历。而产业集群的存在,为其内的集群企业通过集体学习获取隐性知识提供了环境和条件。
[案例2]
上虞风机集体学习增强集群企业的知识性创造能力
上虞是隶属绍兴市的一个县级市,其近年来的工业化成就在浙江较为突出,形成了“四机一管”的优势产业群,其中的一“机”就是在国内市场有较高知名度的风机。上虞风机产业起步于1974年,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现已形成集群形态。该集群以风机设计、组装及生产单元为核心,风机电机制造、风机叶轮和风机支架的加工等生产单元形成上下游供应关系,形成几十个系列、数千个品种及规格,年工业产值几十亿元的产业集群。从企业网络来看,上虞风机集群共有大大小小风机企业几十多家,大致构成三级梯队:以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上市公司,简称上风高科)为龙头,上虞五星风机厂、上虞明新风机厂、上虞专用风机厂等中型企业为中坚,一大批小型风机生产及配套企业为辅助。其中,像上风高科这样的企业不但规模较大,而且一体化程度较高,涉及风机制造的多个生产单元,因此它与当地其他风机企业之间的供应链关系就较少;而中小型的风机企业相对更专业化一些,彼此之间有分工协作和物流关系。
上虞风机集群学习是基于一种自发的分工机制而开展起来的,这其中上风高科作为集群能力高位势企业扮演了学习先驱的角色。上风高科是整个上虞风机集群的奠基者,它的前身是一家建于1974年的村办企业,其创办得益于一项偶然的技术转让。1974年冬天,上海交大高工任世瑶回老家上虞养病,病中的他一直为缺少冷却塔风机科研经费发愁,而他的妹夫、大队会计徐灿根却正在挖空心思找生产项目。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在简陋的庙屋里生产出了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冷却塔专用风机。在企业刚创办的几年里,限于资源约束,上风高科以聘请兼职专家的形式从上交大获取技术帮助,这些专家一般是在周末作为“星期日工程师”来上虞指导技术工作。1987年后,上风高科与上交大一同组建了联合研究所和工程技术中心,1990年后,上风高科在与上交大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又同上海理工大学、水产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大学等八所高校的强项专业构建学习联系,具体方式包括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和人才交流及聘用等。除了产学研合作,上风高科依托在前期形成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能力基础,通过技术引进、技术合作、跟踪瞄准国际同行的技术进展和最佳管理实践、人才引进等多种形式展开从区域之外的学习活动。上风高科通过自己持续有效的技术学习积累了在国内同行业领先的技术能力,近来各项经济指标连续多年名列中国风机行业第一,2000年被批准上市。上风高科的学习事实上引领了整个上虞风机产业集群的技术进步,并被其他企业学习后提升这些企业的知识创造能力,这些企业通过从上风高科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创造知识,锻造自身的竞争优势。
上虞风机集群企业的集体学习途径包括以下几种:①企业衍生。进入90年代,得益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上虞涌现了大批新创风机企业,而这些企业的创业者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上风高科的销售人员和技术人员,他们把在上风高科学习到的市场和技术知识(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移植到自己的企业,构成这些企业最初的技术能力基础。这些企业的衍生促成了上虞风机产业集群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上风高科是整个集群的源头。②人员流动。尽管上风高科相对于当地其他低位势企业而言有经济实力上的优势,但在对个别人才提供高额薪酬方面后者似乎更有竞争力,因此每年都有技术人才从上风高科流向当地其他风机企业,90年代初是高潮,而最近几年也一直维持着每年2—5人的流失规模:由于上风高科的技术人员很大部分是从外部引进的,因此这个企业在功能上就很像一个连结集群内外部的人才周转站。③模仿。上虞风机集群的大部分成员都只具备生产能力而无产品开发能力,依靠成熟的成品设计来生产相对低成本的风机是这些企业的生存之道,而他们采用的很多成熟设计来自上风高科。主要是通过招聘上风高科的产品开发人员获取图纸,要么通过间接取得上风的产品进行技术研究获取设计方案。由于近距离使得产品信息扩张速度非常快。除了上述三种方式外,非正式交往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途径。上虞风机集群分布在紧邻的三个小镇,从业人员甚至企业主之间存在中国农村典型的社区联系,有些是亲戚朋友关系,这些人的交谈或多或少会带有行业信息,这虽然不会立即体现出学习的意义,但长期看作为一种信息渠道还是有助于高位势企业的技术能力向周边辐射。
上虞风机集群这种学习状态并非意味着每个企业都可转化为自己的集群性知识创造能力。对上风高科来说,其余企业以它为标杆的学习并非好事,为了保持优势,上风高科放弃普通风机市场,转向成套设备、大型工程等低位势企业难于进入的市场,并积极改换设备、引进技术、联合开发及引进人才等。而低位势企业一部分资质较好的表现为较强的学习动力和学习行为,逐渐形成普通风机的开发能力,成为集群中的第二纵队。而另外一些绝对低位势的小企业,无法进行跟进学习,只好放弃,而依靠价格战苟延喘存。
资料来源:魏江(2003,P126-128)
基于以上分析,对集体学习与集群性知识创造能力关系提出相应假设:
假设3-1:一级网络正式交往对集群性知识创造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3-2:二级网络正式交往对集群性知识创造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3-3:非正式交往对集群性知识创造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3-4:人才流动对集群性知识创造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3-5:企业衍生对集群性知识创造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5.4.2.2 集体学习与集群性整合能力
根据Porter(1990)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四项基本要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与结构和竞争对手,以及两项辅助要素:机会和政府的协助下。可见,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是本土化的产物。从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论可知,内部资源和能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但企业不是生存于真空中,必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企业经营绩效是内外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而且,是否善于利用和整合外部资源本身就是企业能力的表现。对于集群企业来说,所处的产业集群,是集群外企业所不具备的。只有那些对集群资源具备整合能力的集群企业,才能在竞争中保持优势。而客户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追求的是价值组合的最大化,要求企业在为客户创造价值时需要集成能够提高客户价值的多方面知识,既然企业自身不具备这些知识时,有效整合外部资源就成为必然的选择。De Boer M等(1999)认为知识的整合而非知识本身形成了企业的核心能力。多数学者一致认为(Teece等,1997;Eisenhardt,Martin,2000;Zollo,Winter,2002)动态能力的本质是知识,而知识的获取在于组织学习。因而,集群性整合能力的本质是知识整合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集体学习。
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能力和知识的异质共存(封凯栋、薛谰、沈群红,2002),具有异质性能力和知识的集群企业可以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建立协作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分工与协作是普遍现在,只是在产业集群中表现更加明显。协作过程中发生的集群机构之间的集体学习对单个集群企业来说意味着利用外部资源,获取所需要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而更便利的面对面的交流为隐性知识的交流创造条件。另外,即使集群企业由于人才、财务等资源限制,不能学习某知识或技术,通过学习如何整合外部知识就成为企业的选择。例如,集群企业要开发新产品,必然伴随新零部件的开发,集群企业往往将新零部件开发的任务交给外包厂,从而共同完成新产品的开发过程。笔者在宁波某知名厨具生产企业调研时,发现这种协作模式经过多年的运作,已有一套成熟的操作模式。在产业集群中,地域的临近性、业务的相关性及文化背景的相同,使集群中上至老板、下至企业的各层人员都有自己的交际圈和共同的话题,促使信息和知识的流动,而行业中的宝贵信息和秘诀往往在不经意中溢出,并迅速地被接受、利用,从而成为集群企业知识整合的又一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分析,对集体学习与集群性整合能力关系提出相应假设:
假设4-1:一级网络正式交往对集群性整合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4-2:二级网络正式交往对集群性整合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4-3:非正式交往对集群性整合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4-4:人才流动对集群性整合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4-5:企业衍生对集群性整合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5.4.2.3 集体学习与集群性创新能力
多数学者认为,知识导致创新。例如,Lynn等(1999)认为快速而有效地创造而使用知识能更快而成功创新。Dougherty(1992)发现知识创造是组织新生的关键因素。Teece(1992)发现以知识为第一要素的企业,企业员工更能创造新产品。Madhanvan and Grover(1998)证实隐性知识和嵌入知识对企业的知识创造和新产品开发都非常重要。Lawson and Lorenz(1999)认为,创新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互转化的循环过程。第一过程是建立分享价值、道德和技术的默契,以便不同知识能被分享。第二过程是个体差异知识能汇集,从而开发新的产品和使用新的技术。这是从知识显性化的过程。第三过程是新产品转化成知识和技术的过程。实现从显性到隐性的转化。第四过程是新产品、流程变成上市产品,从而带来竞争优势的过程。实现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类似于Nonaka的SECI模型,只是其发生于产业集群内,而非企业内。
在产业集群中,网络式联系及共同社会文化有利于知识交往,从而产生创新。Baptista,Swann(1998)认为产业集群成功的背后主要原因是知识外部性或溢出。地域性导致知识溢出,特别是新技术知识溢出,从而产生创新。Grabher(1993)认为,集群企业间的网络联结为企业参与互动学习和创新提供了条件,因为企业网络关系中蕴涵着丰富的网络资源,有利于企业获取那些隐含性的、非编码化的知识,从而有利于增强创新能力。Freeman(1994)的研究表明,在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集群内,企业之间对于生产运作和市场机会更容易形成一致的战略认同,集群企业可以在“干中学”的频繁的互动学习中增强自身创新能力。
在产业集群内,知识的交流通过集体学习而完成。蔡宁、吴结兵(2005)将学习分为两类行为:群内的沟通与协作、集群的结构化行为。其中,群内的沟通与协作即使不在集群环境也会发生。重要的是集群的结构化学习行为,这是一种系统的学习,即集群中的成员,依照组织的结构化路径,就能够获得其他成员已经获得的知识,而不需要在实际的经验中形成对于这些知识的理解。无意识的过程成为这类学习的一个显著特征,而隐性知识的产生、传递和积累更多的是在这种无意识中完成的。
集体学习让集群企业获取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促使集群性动态能力的增强,而集群环境则为创新提供了动力和压力。由于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的专业化程度高,内部一体化程度低,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这种基于市场交易的分工形式本身具有很强的激励效应,激励每一家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不断创新和降低成本。因为集群内部存在着可以替代的同行企业,如果不能有效地生产或创新,就有可能失去市场;市场的业绩评价比企业内部的评价更真实。相比之下,纵向一体化企业的内部,缺少这种创新的激励(张元智,马鸣萧,2004)。
[案例3]
区内联系促进德国巴登等三个产业区主体创新能力的增强
德国科伦大学经济与社会地理系教授Rolf Sternberg对德国汉诺威—布伦兹维克—越廷根研究三角带、萨克森、巴登进行综合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相关数据,证明至少是在德国的这三个产业区,制造商、竞争商、供给商、研究机构之间有着强烈的区内联系导致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
首先,具有合作关系的企业与没有合作伙伴的企业相比较创新能力更强,更容易取得成功。在被调查的制造业企业中,1 448个企业在最近的三年内取得了产品或工艺过程的创新,其中85.4%的企业拥有合作伙伴,包括客商、供应商、竞争者、公共或半公共研究机构等,另外14.6%的企业则没有任何外部联系。同时,在没有创新成果的501个制造业企业中,有外部联系与没有外部联系的比率是53.9∶46.1。在所有的创新企业中,有合作对象的企业近6倍于没有合作对象的企业;而在所有的非创新企业中,这一倍数仅为1.1,反映出企业外部合作与创新能力的相关性远高于同非创新的相关性。
第二,不少于500雇员,且在1992~1995年期间至少有一项创新,并拥有外部合作伙伴的中小企业来说,有外部合作关系的创新性中小企业与没有外部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相比,企业规模偏大,雇用更多的研究与开发人员,拥有大学学历的职员人数多,年营业额高。
第三,创新性的中小企业的外部联系在不同的产业类型中程度不同,被调查的产业既涉及食品、纺织、木材、造纸、印刷等一般认为创新性较差的行业,也包括电子、化学、机械工程等通常被看作创新性较强的行业,结果显示,两类产业中企业的外部联系相差不大,它表明产业类型或产业属性不能从本质上解释企业外部联系的存在,正是中小企业自身的创新意识与能力,加上地区创新环境决定了企业的外部联系趋势,而无关乎企业属于哪一产业。
第四,集聚对区内企业创新能力有重要影响。调查显示研究三角带地区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创新联系伙伴分布于本地区内、地区外、国外的比例为32.8%;50.9%∶16.3%;萨克森地区的同一比例为36.2%∶57.0%∶6.8%;巴登地区为47.0%∶40.5%∶12.5%,平均来说,39%的合作伙伴与企业位于同一地区内,49%的合作伙伴位于另一地区。由此来看,从平均的角度讲,三个地区的区内联系要稍弱于区际联系,但在三个地区中,巴登地区的地区内联系最高并超过地区外联系,足以证明集聚的价值。巴登地区,尤其是巴登一符腾堡地区作为新产业区的典范而一直倍受世界关注,有较高比例的地区内联系。
第五,合作伙伴的类型对中小企业的创新联系有很大影响,调查发现,在众多类型的合作伙伴中,研究机构是中小企业地区内联系最重要的对象。同时,在与研究机构保持外部创新联系的中小企业中,60.3%的企业与研究机构同处一个地区内。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在空间上与研究机构相靠近,研究机构之间也相互靠近。从而发生知识的集聚的话,则为企业外部联系以及集聚效果的增强提供前提条件。一个有趣的调查结果是,当被问及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空间集聚是否会随着更加先进的电讯设施的增加而减弱时,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集聚不但不会减弱,反而会增强,再先进的科技手段也取代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另一半的被调查者则持反对态度。
第六,对汉诺威—布伦兹维克—越廷根研究三角带的专门调查显示,①大多数(63.5%)与中小企业有创新联系的研究机构与企业同处于研究三角带中,因此,对位于研究三角带中的中小企业来说,地区内研究机构作为合作伙伴的意义远胜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研究机构。②在研究三角带地区500人以上的大企业97%与研究机构有创新联系,而少于20人的小企业中只有74%将研究机构视作创新伙伴,同样证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外部联系性增强。
第七,在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能力提升中,企业员工和研究人员个人之间的联系甚为关键,下列结论应当引起重视:因个人联系而导致的创新联系,在研究机构比在企业更容易发生;如果研究人员与另一研究机构中以前的同事发生联系者较多,就易引起研究机构之间的创新联东,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企业;空间集聚并不是合作成功的决定因素,对双方合作意图的准确理解以及经常性的个人交往更为重要。
资料来源:根据王缉慈(2001,p101-103)改编
基于以上分析,对集体学习与集群性创新能力关系提出相应假设:
假设5-1:一级网络正式交往对集群性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5-2:二级网络正式交往对集群性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5-3:非正式交往对集群性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5-4:人才流动对集群性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5-5:企业衍生对集群性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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