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普塞特假说”及其论证

1.1　“利普塞特假说”及其论证

早在1959年，利普塞特就发表了《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一文，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民主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过来，市场经济给民主带来压力，发育一个与国家相对独立的中产阶级主体，将弱化国家权力的同时扩大公民权利。腐败是贫穷国家的痼疾，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人格化的标准控制着国家资源所导致。而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政治公正的最佳途径，市场运作的空间扩大，减少了精英运用国家权力资源为个人寻租的机会，公务员也只能依程序处理公务^[1]。

关于政治体系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最普遍的概括是将民主同经济发展状况相联。利普塞特详细考察了民主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将政治发展程度划分为稳定的民主制、不稳定的民主制、稳定的独裁制、不稳定的独裁制四类（没有设定可量度的指标）；选取财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等指数显示经济发展的状况^[2]。通过对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欧洲和拉丁美洲等民主程度不同的国家的量化比较，得出“政治发展的民主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条件。经济发展增加了收入，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安全，普及并提高了教育，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有利于建立民主制”、“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3]。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呈现线性正相关关系，该判断一直以来被学界称为“利普塞特假说”。

20世纪80年代，利普塞特又对此问题撰文继续坚持了他早年提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发展的观点。利普塞特指出，许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继续证实了他提出的论断，即“在稳定的民主政治与国民财富、沟通、工业化、教育和城市化的指标存在某种相关性。”^[4]他还引用了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实证研究结果，即如果根据人均财富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分为5类，可以发现，“民主国家在各类国家中的比例显示如下趋势：最穷国家为0%，次穷国家占7%，次富国家占36%，最富国家占100%。29个民主国家只有2个不在最富和次富两类国家中。”^[5]此外，飞利普斯·卡特赖特（Phillips Cutright）、马文·奥尔森（Mavin Olsen）^[6]、唐纳德·麦克龙（Donald McCrone）、查尔斯·克努德（Charles Cnudde）、吉尔伯特·温海姆（Gilbert Winham）和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等社会科学家利用更精细的统计方法，也发现在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如“麦克龙和克努德以及温海姆曾试图把这些变数纳入一些因果模型，并得出结论：提高教育水平刺激沟通交流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对民主化有最大影响。”^[7]“利普塞特假说”被其他学者进一步验证。

20世纪90年代，利普塞特等人以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和“自由之家”对各个国家自由状况的年度报告提供的资料为依据，对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进行补充分析，对经济与民主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8]。他们的研究指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从长期来看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即人均GNP介于1 500美元至3 500美元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以后（比如说人均GNP达到5 000美元，图中虚线处），政治民主高度稳定的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将其线性正相关调整为N型曲线关系。

图1-1　经济发展与民主的曲线关系

（资料来源：《民主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从利普塞特依据的世界各国过去40多年的记录来看，民主结构与收入水平增长之间确有联系，虽然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决定政治民主的命运，但是经济增长显然是民主化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国家如果能够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和教育制度，便为民主结构打下了基础，使争取民主的努力制度化与合法化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政权穷困、合法性低的多党制国家，利普塞特强调，它们的当务之急仍然是经济领域的效益，经济发展状况是维持政治制度有序运行的重要条件。可见，利普塞特对其假说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而是指出了随着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会出现的其他状况。

当然，利普塞特假说并非毫无异议。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拉美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出现回落局面，学者们开始逐渐拓展利普塞特假说中的经济发展指标——财富水平、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尝试构建新的判断标尺来衡量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对利普塞特假说提出挑战。例如，丹克沃特·拉斯托（Dankwart Rustow）曾指出，有历史证据表明民主政治可以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存在，如1820年的美国、1870年的法国、1890年的瑞典^[9]。不过，这些国家和其他早期民主国家有建立其政治制度的有利历史条件，因为当时世界性通讯系统还没有出现，而这种系统可以使它们清楚地看到，有比它们富得多的国家存在。然而，今天的不发达国家是参照发达国家引出其期望水平，而且文化上也依赖于后者。利普塞特认为，欧美国家在建立民主制度的历史和文化优势，是当今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发展中国家要面临的严峻挑战源于民众平等分配（并不充裕的物质总量）和民主参与（并不文明的威权体制）双方面的强烈意识，而这种意识，则产生于以发达国家为参照体系的社会期望。这意味着，仅仅在某一历史刻度上截取世界的平面进行横向比较是具有局限性的，因为历史的发展并非遵循线性的道路和同一的模式。

近年来，Zehra F.Arat（1991）从人权的视角出发，挑战了利普塞特阐述的一些社会-经济或现代化理论的假说，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人权是民主的条件。她通过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没有必然导致民主的高水平”^[10]。她认为，通常指出的民主成功的大多数条件也是无效或非决定性的，与自由主义者相反，如果社会-经济权利被忽视，那么公民和政治权利不能成功，政治民主的稳定依赖于人权的平衡程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社会-经济权利的水平低，她预测只要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持续存在，今天经历民主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注定回归到专制的某种形式。因此，她的民主的人权理论被看作是不同视角的民主化的现代化理论。

对“利普塞特假说”的挑战性回应提醒人们，在纵向研究范围上，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间关系研究需要对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立体的解剖，深入地探索，精细地审视，而非粗枝大叶地比较，才更具有透视力、解释力和实用性。在对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的指标确定和细化上，同一指标难以切合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因素对民主发展产生影响，像一个国家的政治传统、过去的历史、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特有的制度框架和国际政治环境。但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人揭示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是相当重要。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像对人均收入的测量，至今为止是政治体制最好的指标”。虽然有国家偏离了这一模式，虽然不能严格以收入水平预测什么时候民主将产生，然而，民主的幸存是与发展水平强烈相关的。许多民主制在贫穷国家失败，而无疑民主在富裕国家是稳定的。结果是，民主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多，专制制度在贫穷国家出现的多。他们认为“利普赛特在考虑富裕的国家更有可能保持民主是正确”得出结论“富裕国家是民主国家不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民主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出现，而是因为他们出现，民主制度出现在富裕的社会可能性要大得多”^[11]。可见，“利普塞特假说”从指标选择到得出的结论至今仍然是基本成立的。

利普塞特本人通过利用1980年代世界民主化的资料与数据来重申其观点。他强调指出，经济发展可以激励多元主义，提高生活水准与教育水平；如果经济贫困，那么新的民主政体就有可能不能维系下去而面临倒台的危险。当然，他在一个注释中谨慎地指出，1990年代的数据似乎表明其相关性更低些，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冷战的结束（第三世界的专制主义者不再能从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中得到好处，即能够维系其专制统治）、国际上对人权与民主的支持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利普塞特假说”预测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间关系是个总体趋势，并不排除经济与民主发展过程中因其他因素的具体影响而出现的逆转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