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民主状况的研究

1.4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民主状况的研究

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理论在一段时间内，被当作宿命论而遭到批判，但它仍然被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以各种形式所采取。按照这一理论，经济发展增强了人们参与决策过程的愿望和能力，而且，这反过来又促进民主转变。这一理论认为，社会政治在三个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变化而变化，并增强了政治参与。首先，经济发展增强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又反过来激发人们去影响政策决策。其次，经济发展改变了人口的构成。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分层的面貌就会改变。也就是说，随着大部分的公民成为受过教育的白领阶层人士，中间阶层将会扩大并最终成为社会的多数。最后，经济发展改变了人们政治目标的方向。当人们对政治更感兴趣，具有更多的政治认识，并能感到自己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就希望对社会的决策过程能有更多的投入^[37]。

然而，这一理论的最初形式，无法直接套用来解释中国自村民自治以来的民主发展。村民自治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是国家动员的结果，并且该理论预言民主变化应首先发生在城市，而中国的选举改革却出现在农村；财富的增加对于民主的贡献在于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多，而中国的选举却在农民那里展开。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远远低于民主变革所需要的基点——按照西方学者经验研究，一国人均GDP达到5 000～6 000美元时，通常民主转型才会发生^[38]。正是这种特殊的现象，激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农村民主化之间关系的探索和思考。从此，一股发轫于海外的研究思潮，承接了由利普塞特等人开创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间关系的研究传统，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进入中国社会政治的现象收集、资料印证、予以数据证明阶段，观察探讨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等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许多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

在海外中国的研究中，部分学者认为正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农村民主化起步的基础，而在较为富裕的村庄则更容易保持稳定的选举机制。例如，美国政治学家欧博文（O’Brien）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39]的实施情况与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关系，相对富裕的村要比经济上贫穷的村更能成功进行村民选举，实行村民自治。他说：“我的实地调查研究和中国的报道表明，村民自治达标的村组织主要是富裕的示范村和拥有大量集体企业的村。”^[40]他分析经济发展对选举改革的影响集中在群众与精英，尤其是现任村干部方面。他认为经济发展积极推动了《村组法》的实行，现任村干部为村子创造了财富，他们很少人担心选举会失败，他们可以提供更大的激励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影响村民，在这个过程中，一般的村民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集体经济的存在加强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因为他们希望能保证公共基金不被滥用。

同样，美国学者爱波斯坦（Epstein）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省份，有相对强大的农业、工业部门，发展选举更有力度、更容易成功，“地方选举的发展依赖于地方政府和省政府的支持”^[41]。并且，最穷和最富的省份在村民选举方面进展得最慢。在贫穷的省份，村民首先关注的是生活保障，并不关心地方治理的改善；官员也没有看到选举的价值，很少关注行政通明和引入竞争等。在富裕的省份，财富将导致对人口控制和自治的提高，有权势的地方老板阻止竞争性选举的发展。村委会主任要在发展经济上成功才能保证他再次当选，鼓励了老板们参政。于是爱波斯坦认为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成功间的关系是曲线关系。国内学者王振耀、徐勇也认为^[42]，经济富裕的省与经济贫穷落后的省区（如广东与西藏）在村民选举方面都出现过不良的记录，而那些经济处于中等水准的省（如福建）村民选举搞得更为成功，并且中等水平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促进了该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43]。

相反，部分海外学者则指出，基于中国政治结构的特殊基质，经济发展与村级民主之间的联系并不必然是正相关的，甚至可能出现断裂的现象。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慕珍（Oi Jean C）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村级的民主规则的执行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反向的关系。”^[44]地方政府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不必然产生民主改革的热情，关键是，中国农村经济方面的决定通常都由非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作出，像党支部，他们控制着地方经济组织，在经济事务中享有更多的发言权。罗伦斯（Susan Lawrence）的研究也证明，是地方政府而不是选举机制与经济发展产生关系，“普通村民在选举中不起什么作用，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而在村庄政治中发挥影响力”^[45]。

James Graham更是指出，一般而言，国家经济增长提高人们参与决策的愿望和能力，促使人们的政治目标发生变化，有助于民主转型^[46]。然而，中国的民主化没有在经济繁荣的沿海地区和城市产生，而是产生在农村。但是贫穷的农民倾向于离开村庄去城市谋生，在村民自治上几乎没有兴趣。在他看来，中国这种有限的民主与总体匮乏的民主制度使经济增长与民主化间的关系更加说不清。同时，Graham质疑了一个体制的合法性与本国经济增长生死攸关潜在的危机，而且中国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革路径不仅导致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而且没有解决外国投资者投资的稳定性，这两者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首要源泉。由此，他认为不同国家经济增长与民主化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但中国选择经济发展匮乏的乡村作为民主的触发点，在经济增长与民主化间的关系来看是不得要领的。

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不同，史天健（Tianjian Shi）通过分析统计资料则得出了较为折中的结论。在他看来，不是富村也不是穷村而是中等经济发达程度的村庄选举竞争性最强；他后来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表明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之间似乎是一种倒U型曲线的关系：一定经济财富的增长增加了实行有竞争性选举的可能性。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因素对村民选举的影响力下降。史天健采取回归分析的方法，选取“村中是否有竞争性选举为因变量”，三个自变量分别是“村庄所在县经济发展水平，采取人均GDP标准”，把所有的县分成三种，穷县人均GDP在1 025～2 714元，中等发展水平的县人均GDP在2 715～4 327元，富县人均GDP在4 328～4 835元。第二个变量是“样本县1982～1993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以人均GDP的增长率来衡量”，第三个变量是“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来测量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与村民自治之间不是正的或负的线性关系。为了验证爱波斯坦的结论，史天健又在模型中加了两个新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平方，结果仍然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与村民自治都呈倒U型。史天健还发现，快速的经济发展甚至有可能延搁政治发展的进程，原因就在于在任的村领导可以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为资本，来拒绝执行上面所作出的将竞争性选举引入村庄的政策。他们还可以利用那些物质财富同化村民以及使村民更加依赖于村级权威。^[47]

在国内，关于经济发展与农村民主化关系的研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学者从地区研究中得出，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自治实施情况呈正相关。俞可平教授1980年代对村民自治所做的实地调查的事实表明，凡是承包责任制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农民生活比较富裕的地方，农民的政治参与性就相对较大，村民自治的程度也相对较高。在少数经济特别发达，农民经济自由权、处置权较大的沿海农村，不仅传统的农村干部的角色不复存在，而且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权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作为农村基层自治机构的村民委员会成为拥有最高权限的农村治理机构，^[48]村民自治彰显了治理成效。厦门大学的胡荣教授在对福建厦门、集美、寿宁等地进行个案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经济发展程度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实施（胡荣，2001年）。以上研究基本是从地区收入水平、经济结构状况来分析，总之可以大致推断，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可能并不是推动农村基层民主的充分条件。

何包钢和郎友兴在其《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2002年）较为全面的以经验研究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间的关系，并得出一般性结论，这是目前在我国村民自治与经济发展关系上最详尽的文献。但作者只是对浙江省某些地区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村民选举的引入与经济因素如国家的财政能力、经济发展、分配方式和富人的出现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的引入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将作为自治组织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制度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以及国家没有能力为全国的村干部提供大约63亿元～170亿元的财政支持。（沈延生等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他们将经济状况分为经济发展需求、经济发展水平、村级经济的类型、经济财富和家庭收入水平来考察，将村民选举的一般性问题具体化：政治参与水平、政治竞争程度、村委会干部能否成功地被选出等来考察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间的关系。通过对浙江省所作的实地调查和数据统计来进行分析与研究，从而得出经济与民主关系的规律性的结论。观察表明，村民是将其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经济利益影响着村民的政治参与以及选举的结果和竞争性。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了村民与村之间的利益关系及他们的参与选举的态度，富村的情况表明，村民利益与村里的财富和分配的公正性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他们希望在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中行使其权力时，自己也能参与其中。经济利益是所有现象的主因，经济因素对村民选举有很大的影响。经济发展对村民选举的影响属于“强相关”的因素，而民主是否促进经济发展则属于“弱相关”的因素。

然而，学者郑永年（1998年）却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村民选举没有什么关系，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村民选举是由上面发动的，是领导人的意愿、行为与策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民选举政策的实施。帕斯特和谭青山似乎支持郑永年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原则上，村民选举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实质性支持，江泽民多次强调要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李鹏也称赞新颁布的《村组法》是直接维护农民利益的好法律。（Pastor ＆Tan，2000）罗伦斯和爱波斯坦的研究都指出地方政府在村庄选举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国内学者朱光磊和程同顺也指出，虽然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经济文化越发达，民主发展程度就越高，民主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生活水平作为基础；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下，民主发展程度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越高，民主发展水平就一定越高。^[49]李连江、熊景明（1998年）提出，在中国有些地方，村委会选举是否民主主要取决于政治因素、宗族因素或选举技术的掌握情况，与经济发展程度没有关系。他们认为村民自治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以上海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选用不同时间与不同地点的个案，因此，他们自然地会得到各不相同的结论，出现中国农村民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多种相关性或不相关关系。除戴慕珍、史天健、何包钢和郎友兴外，其他学者并没有打算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也不能从他们的个案研究或村民自治的阶段研究中进行普遍性的归纳。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普遍存在选点有限的局限。另外，研究者选取的数据来源也不能正确地反映农民的状况，缺乏对村民人均所得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以史天健的研究为例，村人均所得使用的是县人均所得的数据，然而，同一个县内，各村人均所得的差异有时是很大的。以其选择的福建省漳平县1997年的人均所得为例，171个村的平均所得是人民币2 317元，最低的村只有421元，而最高的村达到3 350元。基于这个原因，史天健的研究涉及的是所在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该村的村民自治发展间的关系，而不是该村的经济发展与该村的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从指标的设定来看，国内外研究者均侧重于关注农村直接选举中的步骤和运作绩效，选举仅仅是农村民主政治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缺乏相关其他环节的考察。因此本研究将深入农民个体、继续扩大样本选点，将尽量多地选取不同省份获取最根本的研究数据以得出农村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间更为一般的结论；在经济、政治指标选择上借鉴已有的成果，同时补充相应的指标，以测量预设的问题。

【注释】

[1]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egitimacy［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59.

[2]财富指标包括人均国民收入，每千人中拥有的汽车、医生、电话、收音机、报刊数。工业化指标用农业男性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和人均能源消耗量来衡量。城市化指标包括三类城市，住在2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的百分数、住在1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的百分数、住在大城市区域的人口的百分数。教育指标包括文化普及的百分数、千人初等教育入学人数、千人中等教育入学人数、千人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在财富指数方面，“每组中人均国民收入最低的属于‘比较不民主的’类型，最高的属于‘比较民主的’的类型；在工业化指数方面，对于欧洲，‘比较民主的’国家农业和有关职业受雇男工的平均百分数是21，而‘比较不民主的’的国家是41。对于拉丁美洲，‘比较不独裁的’国家是52，而‘比较独裁的’国家是57；在城市化指数方面，比较民主的国家在所有这三个指数上都比比较不民主的国家高；在教育指数方面，欧洲和拉美的比较资料则证实了国家总人口的教育水平越高，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的说法。［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8-34.

[3]［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8-34.

[4]［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16.

[5]同上。达尔在其代表作《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1971）有详细阐述.

[6]卡特赖特和奥尔森分别报道各种发展指标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多变数总相关系数为0.84和0.82.

[7]转引自［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17.

[8]利普塞特，等.对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的比较分析［M］//民主的再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2-110.

[9]丹克沃特·拉斯托.向民主制过渡［J］.比较政治，1970（2）：352.（转引自《政治人》第460页）

[10]Zehra F Arat.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1：49.

[11]Przeworski A.，Alvarez M.E.，Cheibub J.A.and Limongi F..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97-137.

[1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49-250.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548.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25-226.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99.

[16]王沪宁.政治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08-312.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0-41.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3-34.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45-346.

[20]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60-163.

[21]［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达尔归纳了有利于发展民主的五个条件，即①军队和警察控制在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手里；②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③不存在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④现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⑤弱小的亚文化多元主义（week subcultural pluralism）.

[22]［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M］.谭君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4，76.

[23]［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167.

[24]［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236.

[25]亨廷顿用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社会存折感/社会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来描述他认为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间的关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51.

[26]［美］萨谬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5-46.

[27]［美］萨谬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68.

[28]亨廷顿引证以下数据材料证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的联系。1989年世界银行划为高收入的24个国家（人均收入6 010～21 330美元），其中3个石油输出国不是民主制度。其余高收入国家中，除新加坡外，都是民主国家。在另一端，世界银行列为贫穷的42个国家（人均收入130～450美元）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斯里兰卡）有过像样的民主经历。在其余53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520～5 810美元）中，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非民主国家，5个在向民主制度转变。

[29]亨廷顿总结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发生在北欧国家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中，那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1960年比值计算，在300～500美元之间。随着经济的发展，“转变带”的经济收入水平也在提高。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73～1974年石油危机间经济增长浪潮使许多国家进入转变地带。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国家中有一半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 000～3 000美元之间。进入90年代，大批贫穷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多党民主制，使在低度经济发展水平上建立民主制的国家的数量大大增加了。这使得“转变带”的下限变得不那么清晰。显然，受世界性民主化潮流的影响，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有可能提前开始向民主过渡。

[30]［美］萨谬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75.

[31]［法］米歇尔·克罗齐，［日］绵贯让治，［美］赛缪尔·亨廷顿.民主的危机——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97.

[32]Phillips Cutright.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Measurement and Analysi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3，28（2）.

[33]纽包尔只是按西方标准选取了23个所谓民主国家，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民主发展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数据参见储建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关系的定量研究述评［J］.政治学研究，1996（3）.

[34]Todd Landma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the View from Latin America［J］.Political Studies，1999.

[35]Ross E Burkhart，Michael S Lewis-Beck.Comparative Democracy：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4，88（4）.

[36]Robert J Barro.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M］.The MIT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England，1997：61-62.

[37]孙龙.层级结构基层的政治市场——中国乡村直接选举的案例分析［D］.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

[38]史天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OL］.http://www.usc.cuhk.edu.hk.

[39]以下简称《村组法》。

[40]O’Brien，Kevin J.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s Villages［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4（32）.

[41]Amy B Epstein.Village Election in China：Experimenting With Democracy［J］.China’s Economic Future，1997.

[42]徐勇教授在其他文献中曾指出，村民选举的竞争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关，而是更强调利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利益与体制》（2001）。

[43]徐勇.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J］.战略与管理，1997（3）.

[44]Oi，Jean.Economic Development，Stability and Democratic Village Self-governance［J］.China Review，1996.

[45]Lawrence，Susan V.Democracy，Chinese Style［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4（32）.

[46]James Graham.Economic Growth and Democratisation in North East Asia［OL］.http://www.historyorb.com/asia/growth_democratisation.shtml.

[47]Shi，Tianjian.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Institutional Tactics for Democracy.in World Politics［J］.1999，52（April）：385-412.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J］.Journal of ContemporaryChina，1999，8（22）：425-442.

[48]俞可平.试论农村治理的经济基础［OL］.http://www.chinaelections.org/xueren_home.asp.

[49]朱光磊，程同顺.在更大的背景下认识村民自治［J］.中国书评，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