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共事务的漠视

5.2.3　对公共事务的漠视

市场经济加剧了个体耕作方式为主的农民间关系的进一步松散，在较为发达的、已减免农业税费的地区，农民与村委会之间的联系更加松弛，农村出现农民更加“土豆化”现象，农民走向市场，与村委会几乎不打交道、没有直接联系。村委会的日常职能也发生转变，村民在村委会不再向自己“伸手（要钱）”的情况下对村委会不管不问漠不关心，村民甚至不知道村委会成员是谁、村委会驻地在哪里，这在调查中不是罕见现象，村民选出来的村委会与村民间的事实关联度降低。在开放度低、市场化冲击较小的村庄，土地承包时村中的公共资产早已分配完毕，村民没有突出的利益焦点，村民对公共事务并不关心。在市场经济影响深入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村庄，以村庄集体为单位进行的市场经济活动从酝酿到交易，普通村民往往并不知晓。

我们调查了村民对村庄财务的知晓状况。47.1%的村民样本选择了“不知道是否真实”，显示了村民对村务的关心程度（表5-4）。

表5-4　公开财务的真实性

此外，其他调查变量也显示出村民民主意识薄弱的现状，对“假如公开的财务不真实，您如何处理”的测量中，50.2%的村民样本选择了“发发牢骚而已”和“心知肚明不愿意得罪村干部”，另外11.5%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其他”一项（该项为开放式回答），有的村民注明“不管不问”的字样，这在相当的程度上都反映出村民对村中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

表5-5　对任职财务的反应

从现场调查中也经常遇到村民政治冷漠的表现。山东一个村庄选举竟然召集不到半数选民；上海某镇领导也介绍说“不给误工费村民是不会来选举的”。我们调查到的村民中44.5%的被调查人对“村干部滥用权力”表现“无所谓”（见表5-6），不少村民认为“谁当干部都一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传统小农意识在非均衡化的农村社会仍有着深刻的影响。不仅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运行，而且对村庄公共设施的维护方面，村民的合作精神也难以发挥作用。在山东省P村，辛辛苦苦修起来的路没有人护理，有些路段都起了“蘑菇”，即便一些被损路面就在村民自家门前，村民也因不是自家的事情而不去维护。^[6]

表5-6　对失职行为的反映

可见，村庄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村务管理模式，没有建立起村级组织与村民间的权利和利益关联机制，农民仍处在非政治化的自我生存状态中，与村委会等村级组织没有密切的依存关系。新的村庄治理理念在农村没有发育，传统的小农意识仍然是乡村社会的主流文化，对一件事情发牢骚的人往往不少，真的要去行动时，愿意出头的人不多，瞻前顾后怕惹事的农民更多。原则上赋予村民自治权利、管理自己社区事务的村民自治规范没有成为村庄社会资本的整合机制，没有把农民组织到村庄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中，显然，这与村民自治承载的村民权利乃至某些义务都没有落到实处有关。民主意识、民主精神没有得到充分培育，且仍处于“易分不易合”的传统小农文化下。当然，在村庄经济落后的地区，村民对村庄的公共收入、村庄经济状况更是知之甚少，很多村民不知道村委是否有财务公开，有的村庄索性就没有村务公开，或者说没有公共事务和公共财务可公开，村庄处于村务散乱、财务赤贫的状态。^[7]没有集体收入来源，成为村民不关心村委财务状况的一个事实原因，在这样的村庄，村庄公共资源不足以引发村民的公共关注。

为了进一步印证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与民主意识状况，测量了与全社会痛心疾首的腐败相关的问题，即村民对“村干部失职行为的反映”这一变量，44.5%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无所谓”。这些人多数出于自己人微言轻、干预不了村庄事务，无奈之下对之采取的不管不问的消极态度。这个数字充分表明，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村民仍在该项制度运作之外，村民即不是村民自治产生的村庄管理主体，也不是管理村庄主体的监督主体，村民与村庄公共权力处于分割状态。有11.5%的村民明确选择了“担心打击报复不敢管”，村民世代生活在一个村庄，村干部对村民的影响大到土地宅基问题，小到家里养鸡养鸭，村民不知道在什么事情上需要和村干部打交道，所以他们敢怒不敢言，普通村民不敢轻易得罪村干部。^[8]这两项回答共计占调查样本的56.0%，村庄财务管理是村庄公共事务的核心，村民在村庄财务上的表现充分表明，大量的村民实际上在村民自治制度运作体制之外。

对村民收入状况与“对村干部严重失职行为的反映”进行列联表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51）（见表5-7）。在各个收入层次的村民中选择“无所谓”的都占了相当的比例，但随收入的增加选择该项的比例呈降低趋势；并且在收入超过6 000元之后，选择“向上级反映情况”的比例明显超过其他三项。

表5-7　经济收入状况与对失职行为反映的相关性

a.6cells（16.7%）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3.31.

访谈中，继续探究村民消极态度、患得患失背后的“为什么”时，村民回答得往往简单、直接，“管不了”、“管了也白管”等等，村民或者没有参与到村庄事务中，或者是其参与行为不能有效地改变村庄治理状况，村民在参与过程中失去信心及对村干部的信任，乡村公共权力的现实运作泯灭掉了村民的参与热情，使其民主意识大打折扣。从根本上讲，是村民没有分享村民自治赋予乡村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失去村民的制约，并且村民被村庄公共权力边缘化。

村民自治赋予村民的权利旨在通过民主手段维护村民的自身利益，这也是民主手段性的内涵所在。达尔认为民主有助于人们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是普遍的原则，他引用密尔的话，“与所有关于人类事务的普遍命题一样，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适用性”，“这就是，每一个人，或者说任一个人，当他有能力并且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时，他的这些权利和利益才不会被人忽视。……人们愈具有自保的力量并进行自保，他们就愈能免遭他人的祸害。”^[9]从农村的情况来看，在增进村民之间、村民与村级组织之间经济利益关联性的同时；民主对村民利益维护作用的发挥，一方面需要村民自身民主意识的增强，形成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打破传统小农思想来维护自身利益，进而形成乡村事务治理的合理秩序；另一方面村民民主意识的实现需要正当利益的联合争取，在制度化范围内争取制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