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世界的雄心

领导世界的雄心

当世界上4万多家跨国公司的老板们指挥着他们遍布于全球的25万多家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时候，当西装笔挺、肤色各异的跨国公司高级职员们在各国往来穿梭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国界似乎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因为他们是在一个超越国界的“国度”里工作。

的确，跨国公司的兴起被认为是对民族国家的削弱，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冲击下，国家与国界似乎也变得模糊。跨国公司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公司内部转移价格，利用公司各分支机构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利润在不同的国家转来转去，以逃避税收。但是，跨国公司对民族国家的削弱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因为东道国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跟不上“时代潮流”的文化背景和对跨国公司“不切实际”的限制和要求，无时无刻地在妨碍跨国公司的生产和经营。而对那些操纵世界经济的跨国公司的总裁们和那些国际资本市场的操纵者们来说，他们所要削弱的只是那些妨碍他们赚钱或敢于“冒犯”他们利益的国家。

另一方面，随着跨国公司生产力的膨胀和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跨国公司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当它们感觉由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给它们带来不便时，也迫切需要将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一同扩展到世界各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虽然它们有时也会动用自身雄厚的财力去颠覆一个它们不喜欢的政府，但它们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在一切方面与它们保持一致的、最能代表它们利益的保护屏障——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如今正在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的制度和规则。多年来，美国就一直试图担当世界领导者的角色。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最富的国家。我们能在世界各地投放我们的军事力量，能对当代一切重大政治事件施加影响。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经济、政治制度在国际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吸引力。”他认为，“倘若美国在国际上不起一种核心作用，和平与自由就无法在这个世界存在下去” 。美国对出任世界领袖的执着追求并非出于民族自豪感或者优越感，而是其自身利益使然。正如克林顿所说：“除非我们决心继续成为世界的和平、自由、安全和繁荣的领导者，否则我们就没有实现21世纪的机会，无法担负21世纪的责任或加强我们自己的社区。”

美国对于出任世界领袖的这种舍我其谁的气势缘于它是世界上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它的公司的机构遍布全球，自然也就将美国的利益扩展到世界各地。同时，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源消费国，它所需要的资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世界各地。除此之外，美国在国际梯度分工的优越地位还使得它可以在国际贸易中无端受益。影响美国经济正常运转的因素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美国本土内部的各种要素，它的生存空间已经随着它的全球化的生产贸易体系扩展到了全世界。

美国之所以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推行自由经济制度，完全是因为它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是当前国际上这种不平等经济制度的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对这一制度的任何触动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损害美国的“利益”时，马上就会激发起这个国家捍卫自己利益的坚强决心。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许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会在世界上这么多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为维护美国的利益而与他国发生各种各样的从政治到经济、从外交到贸易的冲突。其实这当中最本质的原因只有一个，今天的美国已经不能仅仅依靠美国本土而生存了。

仅此而言，美国热衷于充当世界领袖的出发点其实是很自私的。它并不像美国的领导人所描述的那样冠冕堂皇。美国一心要在全球发起一场取消经济管制的自由贸易运动，用它的“最有吸引力的经济制度”去兼并所有其他“落后”的经济制度。其真正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让美国的投资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不会为落后的不发达国家的利益着想的，在这方面他们能说的只是自由经济的全球化总有一天会给大家都带来好处的。为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西雅图举行的世贸组织会议上说：“我们同欧盟、日本和加拿大拟定的计划将使最欠发达国家的产品更能打入环球市场。”他告诉世贸组织部长：“我们也将加紧努力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它们所需的国内体制，以善用贸易机会及履行世贸组织义务。”但是，同时他却提出了劳工标准问题，在同一会议上，克林顿说：“不能避开劳工问题，特别是在全球还有童工，全球还存在着压迫劳工的行为时。”“问题的答案不是纯粹抛开问题。而是规章的写法，在拟写时设法使富裕国家无法利用规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这种谎言无法欺骗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已经感觉到，这是试图削弱它们同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的阴谋。连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发出警告，如果世界贸易谈判没有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待遇，那将引起发展中国家做出反对自由贸易的不利反应。

安南在西雅图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上致词时，谈到许多示威者要求改革全球贸易制度时说，这不是谈判劳工、环保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场合。他认为应当加强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以免工业国家找借口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

他说，世界贸易组织应当专注自己的主要任务，以确保它在新一轮贸易谈判中能真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自由贸易的好处。

安南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预先准备好的演讲中说：“除非我们能使发展中国家深信全球化确实能够给它们带来好处，否则它们必然对自由贸易做出不利的反应。那肯定是发展中国家和全世界的一场悲剧。”

安南对那些实行高关税和给予政府津贴的工业国家做出告诫。他强调指出，新一轮贸易谈判必须给予贫穷国家更公平待遇。

安南说：“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征收的关税和采取的限制措施，必须大幅度减少。对于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我提议完全取消对它们的产品实施的关税和限额。”

欧盟的调查报告显示，一些发达国家花了占国内生产总值6至7%款项，搞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它们希望别人自由化，自己却搞贸易保护。

因此安南指出：“实际上，工业国家正是在世界市场上倾销剩余粮食（这种剩余是因每年的2500亿美元津贴引起的），而这样做正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贫穷农民的生计，因为他们无法与获得政府津贴的进口货竞争。”

争论仍然在继续。贸易自由化是否真的有一天会给落后国家带来好处，目前最可靠的回答是：不清楚。

而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好处，这一点却是不需要证明的。

事实上，跨国公司高度发达的世界并没有给落后的国家留下多少可以发展的空间。当美国督促他国开放市场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是这些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对等地进入已经“开放”的美国市场。据统计，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收益，例如，1988年的数据表明，美国在这方面的收益是外国的3倍，两者相抵，美国当年净收益为315.1亿美元。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的优势地位依旧没有动摇。

所以，在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相互之间能够展开公平竞争的只是西方的那些巨型跨国公司，而那些弱国、小国根本无法与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大财团和大公司在同一水平上公平竞争，在国际市场上它们只能听命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安排而参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或是从事国际梯度分工中的低阶位的行业，或是去接手因为有害环境而被发达国家淘汰下来的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的生产行业，再或者干脆以低价出卖自己的资源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