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理论基础的缺陷

贸易自由化理论基础的缺陷

接下来的讨论主要是指制造业，虽然偶尔也涉及服务业和农业。普遍认为，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基础背后有一些缺陷。流行的贸易自由化有两大特性：广泛性和一致性。广泛性指可以使所有不同发展水平、产业规模、技术能力和其他结构特征的国家受益。一致性使指所有的国家在全部的产品上都应该实现同样的关税水平——即零关税。

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有两个：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学说。

比较优势理论

建立在静态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它隐含的假设是市场经济完美地运行。通过比较优势理论，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简单模型中，在既定的偏好和需求条件下，专业化的模式和比较优势（李嘉图的分析）受到劳动生产力差异（生产要素的质量）的影响，或者受到要素禀赋的影响。换句话说，每个国家应该专门生产和出口那些生产要素更为充裕的产品。尽管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稍有不同，但是两者都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在当前的成本结构下分配资源。换句话说，比较优势是由市场所决定的，贸易会提高两个国家资源的配置效率。

但是这一理论却忽视了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一个变化，也就是，它忽视了长期的生产能力的形成。

一些古典理论的追随者尝试从动态的角度考虑，但是他们假定这些考虑会通过当前的成本和价格体现出来。依据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专门生产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或者农产品和其他的初级产品（如果我们把天然产品也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因为这些要素是他们最富有的生产要素。贸易自由化的假设鼓吹出口的上升会促进生产力的进步，但是它忽略了不同的要素在微观上和宏观层面上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

贸易自由化的含义是指可以用同样的生产要素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者可以用更少的生产要素生产出同样的产品来。要素禀赋理论的一个含义是在贸易中企业扮演了一个并不积极的角色，比较优势可以在国家经济的层面上获得。因此，当前市场所决定的要素成本（工资、利率和原材料）应该是国际竞争中仅有的资源。因为汇率可以把国内价格转化成国际价格，因此它也影响着国际竞争。另一个含义牵扯到进出口交换比率，这一比率由相应的对于出口和进口产品的需求和供给所决定，而不受国家关系和国际贸易的影响。

比较优势学说有两大缺陷：一个是它的限制性的和不切实际的假设，另一个是它有限的解释力。

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说之上。美国经济学家Max Corden曾经说：“理论并不是说自由贸易是最好的，而是说在给定的假设条件下它是最好的”。事实上，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者萨缪尔森，在1938年曾经警告说，如果脱离这些假定，将会误解这些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这些假设是新古典理论的基石。萨缪尔森认为，最重要的法则是自由贸易（或者其他贸易）可以比没有贸易（自己自足）生活得更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贸易对于一些国家是最适宜的。

在两个国家的模型中，双方的自由贸易会比完全没有贸易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处在最适宜的位置上。自由贸易的均衡点显然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优点。 萨缪尔森进一步强调严格地证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全部其他的各种类型的贸易都更好是不可能的，并且“说自由贸易是最好的贸易政策并不是必然正确的”。

第二，萨缪尔森明确地提到了这些结果建立在抽象的假设之上：“比（在把一般均衡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中）论证的正式的步骤更重要的是意识到定理是前提的真实的结果，而且它不依赖于假设和可能性。为了指出一系列抽象假定的重要地位，研究者不要过多受现实与假设条件之间的关系。”他明确地指出一些假设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之上。

(i)如果现实的回报符合完全竞争的假定（即没有外部性、可以无限细分、不存在垄断、不存在不确定性、不存在学习过程等等），自由贸易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会使全球的生产力最大化，这也就意味着生产可能性曲线会向外移动。

(ii) 自由贸易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会得到全球的福利最大化

(iii)自由贸易并不一定最大化任何一个国家真实的收入、消费以及效用可能性边界 ，即使是在国际贸易获益的国家为了使大家都支持自由贸易来补偿在自由贸易中受损的国家。

(iv)对于一个既定的国家来说，如果要素是自由流动可能的，自给自足并不是最优的。为了使国家更好，有贸易比没有贸易更好，贸易会使消费可能性边界和效用可能性边界更远。

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建立在简化的两个要素、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假定一个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集团，另一个是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国家集团）,它包含了以下的假定:

(i) 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

(ii)充分就业

(iii) 除了要素禀赋以外国家完全相似;

(iv) 两种产品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和使用不同的技术，但是同一产品在两个国家的技术水平是相同的;

(v) 技术知识是无成本的，并且可以被两个国家无成本的得到。

第一个假设意味着，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而且市场是自由流动的并且信息完全，功能齐全。市场是完全的意味着不管是现在的市场还是将来的市场都有着全部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并且存在着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所决定的那一组均衡价格。完全竞争的假设实际上包括了很多假设，但是这些假设并没有被相关的国际贸易著作中清楚地表达出来。完全竞争最重要的假设或多或少地都与企业的规模相关。例如完全竞争假设企业是大量的，是原子化的，即企业的规模很小；再比如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这是指随着要素投入的确定比例的增加，产出也以同样的比例增加；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对于供给和需求以及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充分信息；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同质性；不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资源和生产技术不变；不存在跨时关系，即现在的成本价格与过去和将来的成本价格完全无关。而且，还假定经济制度时给定的，这些制度将有助于市场的运行。

假设(ii)很容易理解，假设(iii)意味着所有国家在发展水平、产业化、技术能力、基础设施、制度上是一样的。假设(iv)隐含于假设(iii);假设(v)意味者着不存在技术垄断和专利制度。

另外，比较优势理论也建立在在其他国家市场也是完全的这一假设基础之上，而且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间利益的调和中没有政治影响。此外，生产要素在国家内部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却不可以自由流动。由于同质性，所以假定贸易没有运输成本，而且在特定市场上也不以销售为目标。

上面列出的大多数假设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在本书中我们并不打算详细地探讨所有的假设条件。我们主要集中于一些最重要的假设条件，这些条件对于我们的讨论非常重要。这些条件包括：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国家的相似性、完全就业以及不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

不真实的假设

完全竞争和市场是有效的这些假定并不现实。首先，厂商不完全是市场的接受者。在许多的产业，国际市场往往被几个巨大的厂商所控制。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资产总量在1997年资产达到4.2万亿美元； 而且最大的25家占据了几乎一半的资产，最大的五家跨国公司占据了总资产的1/4。他们中有些企业的销售额甚至超过了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GDP水平。例如，在1997年，通用汽车的销售额超过了挪威和泰国的GDP，福特公司和三井公司的销售额超过了沙特阿拉伯的GDP，丰田汽车和沃尔玛的销售额超过了哥伦比亚、以色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委内瑞拉的GDP。正如下表所显示的，在各个产业中都有一些大公司，这些公司在过去的时间里通过兼并重组，不断得到扩张。2000年1月20—30日的《经济学家》指出，“最大的1000家公司相当于世界上4/5的工业总产值”。

这些巨型公司的出现和发展对于国际贸易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着重大影响。有理性兼并的出发点都是在企业层面上的规模经济。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知识在工业和服务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应地，研究开发和技术进步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商标、营销和广告在成本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所有的这些变化，尤其是研究开发，使规模经济作用变得明显，而且大公司也更容易以较低利率从银行获取贷款。这些事实表明我们理解的规模经济并不再是传统的生产领域的规模经济，而是一些其他因素所引起的规模经济。当然这并不表明生产的规模经济不重要，恰恰相反，大多数高科技公司是建立在知识密集和大规模基础上的。我们这里仅仅是强调知识、研究开发和营销在生产和分销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一些兼并（如GM公司和SAB公司, Ford公司和Volvo公司以及Daimler公司和Chrysler公司）就是出于以上的目标。

与比较优势相反的是，技术和知识并不是不需要成本的，也不是从一个国家、企业可以自由的流向另一个国家、企业。技术和知识的发展需要成本而且会面临风险，作为一种补偿，国家还会以专利形式进行保护。因此，这些公司会保护自己的研究开发能力。发达国家的这些大公司既不是价格的接受者也不会生产无差异的商品。规模报酬递增给予大公司的不仅仅是市场的影响力还有成本的优势，以及创造力。

这些力量使这些公司具备根据不同的环境来形成新的技术、新的产品的能力。这些优势使得这些跨国公司在竞争中面临的不是完全竞争，而是不完全竞争，不是竞争性均衡，而是非竞争性均衡。

当竞争性的假设不成立以后，我们需要重新正视比较优势理论。在现实中，企业拥有动态的竞争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是价格的操纵者，是国际贸易的主宰力量。

具体地说，企业的比较优势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成本因素和其他因素（例如发展战略，设计新产品的能力，产品的差别）。在工厂和厂商层面上的规模经济具有成本的优势，但是对于成本优势来说规模经济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成本的绝对优势还可以产生于专利的生产方式，企业家才能以及便利地得到相对便宜的投入。范围经济和学习曲线是其他的可以获得成本优势的方法。

产品的差异性和地区的差异性可以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生存的空间。相似地，当一种产业（例如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变革特别迅速的话，新的设计的快速发展经常会使得那些原有行业中不具备竞争力的企业不得不面临新的学习曲线。

现有的证据表明：上面所提到的全部因素对于企业的竞争优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计量的结果并没有表明每一个因素都是特别重要。但总的来说，大的企业基本上比相对来说小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具有优势。抛开规模经济不说，大企业往往有更好的设备，经验也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丰富。在范围经济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因为有更多的营销渠道、网络关系而作用明显。因此，新的公司面临着市场更大的风险。在近几年，战略联盟和网络的发展，更加强了现有大企业的成本和竞争优势。

规模报酬递增的事实打破了比较优势理论的规模报酬不变的基本假设。成本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而减少，打破了要素禀赋是决定成本的最重要因素的假定。

规模报酬递增下每一次成本变动不仅会影响现在的成本和价格，还会影响将来的成本和价格。而且每一个厂商在做出决策时必须要考虑其他厂商的反应。与比较优势原理相反，企业存在决策的跨时相互影响和行动的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发达国家的企业过去或者现在做出的决策将影响发展中国家企业现在和将来的竞争环境。一些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的大公司通过抢夺其他公司的市场而获得进一步的成本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对于开创新的市场是重要的，但是它会导致动态的非均衡，而不会出现竞争性的均衡。用波特的话来说，它使得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我们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凭借更早一些的产业化获得递增的收益、经验，并且形成了比较优势。然后，它们通过知识和技能现在来收获比较优势，我们并不是完全的理论推演，实际上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经验的证据证明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

比较优势理论假设资源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充分就业。全部的国家是相似的，例如不同国家处在同样的发展阶段，产业化和技术水平相似。因此，当一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要素会被重新分配，增加出口产品的生产，这会导致成本的减少（包括其他产业成本的减少），但是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处在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过剩人口并不会被农业和采矿业所完全吸收，发展水平越低，过剩劳动人口越多。这使得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19世纪，这些过剩的劳动力转向了工业、出口产业等，因此生产力得到了提高。所以，出口的增加没有减少国内的消费，而且增加了一些国内不容易得到的一些商品的进口。换句话说，出口的增加并不是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而是由于过剩资源的使用。

在过剩的资源被逐渐地使用了以后，发展会受到限制。很多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阶段，也就是在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以后，发展受到阻碍。这时，需要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发展，也就是一个国家从数量型的增长转向质量型的增长。但是，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怎样实现这样的动态转化。

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专业化生产制成品的发达国家和专业化生产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什么发生贸易。那么国际贸易应该大量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

然而与比较优势理论不同的是，贸易大部分发生在产品结构相似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我们把这个叫产业内贸易，而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

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无法解释象法国、德国、日本、美国、韩国是如何从初级产品生产者转为产成品生产国，以及他们的产品是如何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竞争能力的。这一转变过程是无法用这个静态理论去解释的。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被解释为是由于产品的差异或者规模经济报酬递增而引起的。理论上，在讲述规模报酬递增时，应该区分外部经济。规模报酬递增是指当企业的产量提高时，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即规模报酬递增是存在于企业内部的。而外部经济则是指当整个产业的产量扩大时，各个企业的生产成本的下降。

然而，由于规模报酬递增（规模经济）这一概念非常复杂，因此当前的文献并没有清楚地解释关于报酬递增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规模经济是静态的或是动态的，它可以产生在企业的外部或者是内部，还可以产生于企业的不同层面。他们可以发生在产品的专业化，工厂的专业化，企业的专业化、产业的专业化。我们可以认为规模经济产生在整个的制造业部门。规模经济的来源同样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可能不仅仅在生产领域，而且还在行销，分配，管理，控制以及R＆D领域。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静态规模经济的来源。产品专业化的优点是不可分割的。工厂专业化好处来自：由于大量买卖所带来的成本的节约；工艺设计的改进；存货的减少；管理费用的节约。公司专业化的静态规模经济可能来自于融资，行销，广告，研究开发以及管理。在工厂以及公司层面上的规模经济可能同时伴随着“范围经济”——这种范围经济来自于生产和销售不同的产品。

干中学以及学习曲线依赖于重复次数的增加所导致成本的下降，它是动态经济的一个例子。劳动（工作）的分工是规模经济的另外一个来源。但是它本身受到市场范围大小的影响。这种分工可能发生在一个工厂或是一个公司里（就象亚当·斯密制针的例子，在里面每个工人都只专门从事一个工种），或者是发生在一个行业内部以及几个行业内部。在行业标准上，如果平均成本依赖于国内产业的规模，那么规模经济的来源是国内。如果平均成本依赖于全世界行业的规模，那它就应该是国际的。

现有的文献认为产生贸易的理论基础是公司的外部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企业的平均成本根据整个行业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因此规模经济对于企业来说是外部的。这一含义对于国际贸易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国际贸易有着特殊性。

根据比较优势学说，内部经济与完全竞争相矛盾。相反，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假设是一致的。就像上面所说的，企业成本能够随着这一行业的扩大而下降，而与该企业的大小无关。因此，企业仍然可以被假设为规模报酬不变。企业规模很小，在市场上没有任何决定力量。但是当外部规模经济作用在国内的时候，也可以成为贸易的基础。但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模型是不确定的；对个别的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国家内部就可以实现完全的专业化分工。在这些情况下，才产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生产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劳动分工是否是历史的偶然，而比较优势理论显然无法解释。而且那些更早发展的国家和企业相对后来者具有先行者优势，这又是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的。

即使假设存在完全竞争，我们也必须看到国际外部经济的争论已经在亚当·斯密忽视的国际贸易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即加入时间因素，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有交互作用）。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市场的扩大也引发了规模经济（在行业层面上）。因此贸易是一种推动力。由于市场范围的扩大以及劳动分工的深化，在行业范围内，贸易促使技术的成熟和革新，并且使一国企业（可能规模很小）在行业层面上从报酬递增中获得利益。

但是实际上，国际贸易被一些大的的跨国公司所支配，而这些公司却获得的是内部的规模经济。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两点。第一，大的企业并不是价格的接受者，他们影响着产品的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他们能够降低市场价格。此外，规模可以使产品在差异性上和质量上拥有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为新企业的进入设置了进入壁垒。发达国家更大规模的市场和他们积累的经验使跨国公司具备了静态和动态的优势。国际贸易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优势。

在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内部规模经济促进了国际竞争的同时，它也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障碍。理论上，一个大的国际市场（通过贸易）应当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内部经济。然而，就象下面所说的那样，为了进入国际市场，他们首先必须使自己具有竞争力，因此这些企业面临一个两难抉择。因此才产生了这样的争论，为了进入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家必须首先保护他们的产业，扩大生产规模以使自己在市场中具有竞争能力。换句话说，对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进行保护是进加入世贸组织界市场的先决条件。

此外，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差别并不十分明显。一个大的企业可能同时享受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因此，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劳动分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一个企业里由于分工带来的迂回生产方式，第二是产业间的劳动分工（属于企业外部的）。但是，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个企业从质量到新产品、新产业的出现受到这种外部经济的影响。这种对商业的理解意味着一个企业永远也不可能处于均衡状态，竞争不仅仅存包括价格竞争，而且也包括非价格竞争。规模报酬递增的实现是有意的并且需要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规模是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无论企业是大还是小，国际贸易对于经济的发展都很重要；所以贸易自由化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的最终目标。然而，并不像比较优势理论所倡导的那样，认为这必须成为早期工业化国家所追求的直接目标。随着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无论是内部经济，外部经济，还是两者的互相作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都被动摇。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企图受益于国际贸易带来的市场扩大的好处时，遇到了一个两难选择。在加入国际市场,通过学习等能够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同时，他们必须首先先具备一定的竞争能力。学习需要时间，并且对于每一个不同产业和国家来说，学习的过程也是不同的。技术不是万能的，不能被照抄照搬，它们必须在不同的行业获得不同的发展和改进；任何一个事物都不可能不通过学习就从一个水平跳跃到另一个水平。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是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大企业的存在和内部规模经济的出现为进入国际市场产生了障碍。近来的全球化浪潮、兼并浪潮、使得规模经济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技术的变革给发展中国家的新企业进加入世贸组织界市场带来了困难。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学习模仿过程的复杂化，对幼稚工业的支持显得更有必要了。但是，同时，由于国际贸易规则的改变，这种保护的可能性在减少。

一些经济学家说除了在农业以及矿物领域，比较优势学说是过于专断了：“比较优势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换句话说，当谈到制造业的动态比较优势时，“……对于大制造业，一国的比较优势可能会随意改变”。一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在一个行业内发展比较优势。因而，对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政府的干预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政府应该发展那些市场无法实现的比较优势。马歇尔认为，“大自然不会自动地跳跃发展：——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经济学主要是分析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以及趋势，并且这些规则慢慢地在改变”。市场机制能够应对缓慢逐步的变化，但它自身并不能加速发展。必须指出市场不充分与市场失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使没有市场失灵，准确地说，市场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不充分。的确，市场和市场机制的发展能够帮助经济流畅地运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增长。然而，加速发展和工业化需要政府的参与。至此，问题就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进行干涉了，而在于它应该干涉多少，通过什么形式来干预以及如何通过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效率来降低它干涉所带来的危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学习。然而，有一点在这里必须重点强调一下：为了使得后进国家的幼稚工业能够与一些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政府干预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