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回归
尽管农业保护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惯性,可谓积重难返,但事物终究得遵循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规律。发达国家在依靠保护政策培育出自给过剩的农业之后,终于无法承受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尤其是80年代的经济衰退以及积极财政政策使欧盟、美国的财政赤字日趋庞大,而农业补贴则成了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的沉重包袱。在美国和农产品出口国家组成的凯恩斯集团的强烈要求下,1986年开始的GATT“乌拉圭回合”对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提出历史性挑战,农业第一次作为多边贸易谈判行业领域被提上了日程。农产品贸易谈判历尽艰险,波澜迭起,而波澜的制造者依然是控制着世界40%农产品贸易的美国和欧盟。双方势均力敌,针锋相对,有人戏称这是“横跨大西洋的乒乓球赛”。欧盟有着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农民团体,他们始终给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欧盟做出任何的让步都必须事先考虑到他们的农民会不会把牛群赶到总统府门前。尽管欧盟承认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但它始终强调自由化对其内部农业调整的冲击。
事实上,农业谈判最终决定了乌拉圭回合的进程。美国在谈判的最初两年坚持要求在10年内完全取消扭曲贸易的扶持政策,尽管明知这远远超出了欧盟的承受能力,这导致1988年12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乌拉圭回合中期评审破裂。1990年12月在本拟结束此轮谈判的部长级会议上,欧盟拒绝了农业谈判小组主席提出的把保护水平平均削减25%的折衷提案,认为这将大大削弱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效果和自由度。在打了无数次的“擦边球”之后,欧盟和美国终于在1992年12月达成了“布莱尔大厦协议”,从而使WTO《农业协议》得以最终产生,使农业回归贸易自由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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