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安全卫士”

争端解决规则：WTO的“安全卫士”

在旧版本的关贸总协定中，关于争端解决所包含的内容最早出自于1946年美国提出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后经简化和修改，形成了1948年1月1日关贸总协定开始临时适用时的协定条款。

1955年，第9次缔约国全体会议做出决定，如果缔约国之间的双边协商未能成功，经一个缔约国请求，缔约国全体可与另一缔约国或几个缔约国进行协商，从而确立了争端解决的基本程序。

这一规定显然太过粗略而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为此，70年代的东京回合首次对原有的争端解决的程序和规则进行检讨，把斡旋、调解和调停职能授予专家小组。

1979年，缔约国全体会议通过《关于通知、协商、争端解决和监督的谅解》及附件《协定争端解决方面习惯做法的公认叙述》。1982年通过的《部长会议宣言》则扩大了总干事参与斡旋的范围。1989年4月12日，缔约国全体通过《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的改进措施决定》，从程序上克服了在专家小组组成这一环节上久拖不决的弊端。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各谈判方一致认为，为了强化全体缔约国依照总协定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端的承诺和义务，应建立一个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这一共识促成了现有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1994年，随着WTO的成立，争端解决规则就成为WTO规则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应该说，在关贸总协定长达48年的历史中，其争端解决机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必要的统一性。在实践中，由于存在多种的解决争端程序，容易产生管辖权冲突或选择争端解决程序等问题，因而使问题复杂化，导致问题久拖不决。例如，在美国诉欧共体空中客车案中，美国要求按照快捷程序设立专家小组，但欧共体认为，由于民用航空器部门的专业性，美国应该根据《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向民用航空器贸易委员会投诉。这样便出现了采用何种争端解决程序的问题。

与关贸总协定机制相比，WTO争端解决机制更倾向于采用法律方法解决争端。例如，“逆向一致”原则使得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或建议几乎可以被自动通过，除非争端解决机构一致同意不成立专家组或不批准专家组报告，而这种情况又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从而保证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相比之下，在关贸总协定机制下，专家小组报告由于败诉方阻挠而未能在关贸总协定理事会或缔约国全体会议通过的例子屡见不鲜。

此外，当WTO成员间发生争端时，当事方应诉诸且遵守WTO争端解决的各项规则和程序，禁止采取任何单边的、未经授权的报复性措施。这一原则无疑有利于限制美国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中实行的“单边主义”做法。由于“协商一致”规则的修改，争端解决的过程和结果更不容易被少数国家所操纵和左右，这使得WTO争端解决机制更具权威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小国家来说，这一机制更具吸引力。

可见，现行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以关贸总协定40多年争端解决实践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它针对原机制存在的各种弊端，采取了大胆的改进与革新，同时它还进一步拓宽了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丰富了解决争端的各种手段，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的争端解决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完备的程序。对此，WTO前任总干事长鲁杰罗认为：“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

从本质上讲，WTO是各参加方通过承诺、讨价还价而达成的一种利益均衡。WTO的各项规则是为了确保这一均衡状态的持续，任何违反和破坏规则的行为都必将导致利益失衡，都可能导致总体均衡被打破。各成员之所以承诺履行WTO所确定的各项义务，是因为其对利弊得失进行了总体的权衡，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一特定时期因履行WTO的义务而使其国内相关产业或利益集团处于不利地位。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的最终目标虽然服务于本国的整体利益，但它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压力，解决迫在眉睫的实际困难。因此，国内相关产业或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的压力也就成了WTO成员违反WTO规则的主要动因。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WTO这样一个多边贸易体制，如果没有一个有效、可靠的争端解决机制对违规行为进行及时的遏制和纠正，那么，规则就根本无法得以切实的贯彻执行。一旦规则的实施没有保障，以规则为基础的整个体制也将毫无价值可言。从这个角度讲，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整个规则体系得以维系的“安全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