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帝国主义的垂死性问题

也谈帝国主义的垂死性问题

正确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原理，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是很有意义的。《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刊载过蒋学模和宦乡同志的文章和学术通信，他们对此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也想就其中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供大家讨论。

一、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垂死性

蒋学模同志把“垂死性”理解为“过渡性”，从垄断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从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即从整个帝国主义存在的很长历史时期去把握垂死性，是符合列宁原意的，对纠正学术界长期以来根据斯大林的论述，脱离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现实进程，抽象地从三大社会政治矛盾的尖锐化，推论出垂死性的结论，并认为垂死性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将很快全部死亡的观点，是有重要意义的。但过渡性或垂死性是不是也包括政治内容，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帝国主义是过渡的或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地位，完全是由垄断这种经济实质决定的。列宁说过：“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⁶⁾垄断决定社会经济结构有过渡性这种经济地位，毫无疑问构成了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基本的、决定性的内容。

然而，是不是可以把历史地位完全等同为经济地位呢？能不能把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或寄生的、过渡的或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原理看成仅仅是经济含义呢？不能。列宁自己作过说明，帝国主义所以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这“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在一般资本主义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⁷⁾。对于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关系，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作了详细分析。他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政治实质就在于”，“少数富强国家（就独立的和真正庞大的‘现代’财富来说，这样的国家只有四个，即英、法、美、德）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万万以至数十万万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万万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⁸⁾这也就是说，帝国主义追求超额利润的实质已使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比自由竞争时期激化了，性质也起了变化。资产阶级除了用反动的政权维护自己的统治外，还力图把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拉到自己方面来，他们用庞大的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形成工人贵族阶层。可见，列宁从历史地位角度考察帝国主义，是包含社会政治条件和阶级关系变动的，是包含帝国主义趋向政治上全面反动，收买工人阶级、分裂工人运动并依仗机会主义共同维护统治等政治方面腐朽寄生表现的，是包括三大矛盾尖锐化这一政治地位的。

帝国主义垂死性的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经济上的过渡性或垂死性，表现为垄断造成了生产的高度社会化，或如列宁说的“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⁹⁾。在这方面蒋学模同志的文章已经做过详细的阐发。我们只想指出一点：这种经济上的过渡性或垂死性所说的是，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已经成熟了。因为垄断造成的生产高度社会化，包括对生产管理的社会化，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比自由竞争时期更进一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迫切要求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同时又为这种过渡准备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至于政治上的过渡性或垂死性，则指三大社会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已使帝国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它所说明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也在日益成熟。

但必须看到，三大矛盾的加深，社会主义胜利主观条件的成熟，和它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一样，首先是与自由竞争时期比较而言的，如果从垄断统治本身考察，即从整个帝国主义历史阶段的发展趋势上去把握，那么三大矛盾既不是一直处在极端尖锐状态，更不是一天比一天尖锐，相反，它总是有时尖锐，有时缓和。当着各种矛盾达到顶点，并且集合在一起，就会加速和便利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造成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在那些成为各种矛盾焦点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内，就有可能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那时，这些国家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就从垂死性变成实际死亡了。当着三大矛盾处于比较缓和状态时，资产阶级的统治可以存在下去，可以局部地以至一时全面地有所巩固，但只要垄断所决定的各种社会政治矛盾继续存在，政治上总还是具有垂死性，而且缓和状态总是在为下一轮某个或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实际死亡准备条件。

帝国主义发展到今天，就是一部各种社会政治矛盾尖锐与和缓交替发展的历史。从1871—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全世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战争使矛盾达到顶点，战争后期及战后初期，终于出现了第一次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高潮，结果，帝国主义制度在俄国死亡了。一个革命浪头过去，帝国主义制度在1920年代中期稳定了一个时期，但从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矛盾再度尖锐起来，又一次达到顶点，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高潮，结果出现中国和欧洲、亚洲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制度又在一系列国家实际死亡了。

斯大林说：“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¹⁰⁾这种说法并没有正确表达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的原意。这除了斯大林越来越多地从政治上分析垂死性的毛病外，还表现在：

第一，列宁是用“阶段论”的思想，即把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和自由竞争阶段相比较，从垄断本身也是一个历史阶段去阐明帝国主义的过渡性或垂死性的，而斯大林却用“顶点论”、“极端论”取代了它。只看到一个时期中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革命开始”的一面，否定了会出现缓和、相对稳定和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的另一面。虽然斯大林在1920年代中期提出过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著名论点，可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又自己否定自己，认为相对稳定的原理过时了，并认为列宁关于“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原理也失效了。

第二，在列宁的理论中，垂死性和实际死亡是两个涵义不同的概念。他说：“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¹¹⁾他又指出：“很明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万一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话），但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¹²⁾列宁的意思是，垂死性是由垄断决定的帝国主义必然要被消灭的历史地位，而实际死亡要看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积累以及克服机会主义脓疮的情况。根据斯大林的“极端论”、“顶点论”，垂死性实际上被等同为死期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被等同为无产阶级实际起来革命了。因为他认为“帝国主义不仅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实践问题，而且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¹³⁾。

总之，从理论原则看，列宁和斯大林对帝国主义垂死性涵义的理解和论证是不相同的，即使都对当时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也不能否认他们在理论上的不一致。

二、当代帝国主义的过渡性或垂死性

当代资本主义究竟还是不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学术界对此颇多争议。我认为，必须看到两个方面：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是过渡的或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经济上、政治上确实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归纳起来无非是私人垄断资本的力量加强了，向着跨部门、跨国界的方向发展，国家和垄断资本的融合已成为经济基础的重要部分，资本更加具有社会化的形式，资本关系更加社会化了。但这种变化仍限于垄断范围内的变化，它本质上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它愈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愈提高，向共产主义形态过渡的必要性也加强，过渡的物质条件愈成熟。同样，由于垄断统治存在，资本主义各种社会政治矛盾也依然存在和起作用。因此，认为它“垂而不死”甚至还处于“方兴未艾”阶段的观点，显然是受了战后帝国主义发展中一些现象的迷惑，忘记了它本质上还是垄断资本主义。

其次，应该承认，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最初几年的剧烈动荡之后，1950—1970年代初这段时期里，由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刺激，资本社会化范围的扩大和国家调节作用的加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较快，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各种矛盾相对说来比较缓和，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进入19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虽陷入新的困境，出现了1974—1975年战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这以后也无多大起色，停停走走，处于“滞胀”状态，又受到能源危机、生态危机、货币危机等多种结构性危机的困扰，但是，即使1970年代的那次危机，与1929—1933年危机比较起来，无论广度和深度，持续时间和破坏程度都还比较轻，并没有达到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存亡的地步。在政治上，劳资对立尽管存在，也没有发展到“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的地步。社会政治矛盾不断有所表现，冲突时有发生，但并不构成对资产阶级统治的致命威胁。多数原来的殖民地附属国，在战后取得独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但当前也还没有起来根本破坏资本主义阵地的迹象。再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由于战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美国、日本、西欧之间力量的消长，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范围的斗争固然是激烈的，但眼前也没有因此导致直接武装冲突的危机，而且共同面临着社会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威胁，也缓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继续是过渡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统一，无论与第二次大战前的情况比，或是就今后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期言，如果没有一些突发因素，相对稳定还会维持一个时期，各种矛盾还不会集中起来并发展到使它从垂死性变成实际死亡。

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矛盾缓和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各种社会矛盾、劳资之间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这种论点，不能认为是合乎战后实际的。我们说战后资本主义矛盾有缓和，是相对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而言的，是就不同时期同一矛盾的不同状态作比较的。比较同一本质在不同时期和条件下的态势，并不存在本质和现象的矛盾。况且，承认矛盾的缓和，并非根本否定帝国主义的矛盾及由此构成的垂死本质，只不过是要求客观地、恰如其分地估计矛盾，实事求是地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死期还没有马上来临，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诚然，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是发展的，但它总还是有起有伏，在曲折中前进的，不会直线地尖锐起来；而且，新的矛盾会产生，原有矛盾的存在和表现形式也在变化。就说劳资矛盾吧，能说20世纪80年代的劳资矛盾和几百年前工场手工业时期、机器大工业时期、两次大战间的时期表现得一模一样？因此，对战后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对它今后发展态势的预测，都要总结战后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阐明原有矛盾在新条件下的存在和表现形式，找出新产生的各种矛盾及其和原有矛盾的联结，这绝不是用矛盾尖锐化一类说法所能解决的。

资本主义各种具体矛盾有时可以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基本矛盾又如何呢？宦乡同志认为，“从长远看是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和私人占有间的矛盾，但在短期内，在实际上，也有促进发展和延缓矛盾尖锐化的一面，否则无法解释发展，论证垂死。”这又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本身决定的，这个问题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性和相对稳定性有决定性的意义。

与生产社会性相矛盾的资本主义占有制度包含着占有实质和占有形式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资本主义占有的实质，就在于“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¹⁴⁾，这种占有的实质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至于占有剩余价值的主体和占有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单个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合伙资本家的共同占有、股份资本家的社会占有、资产阶级国家以全社会名义的占有以至几个资产阶级国家联合起来的超国家占有等。前面三种具体的占有形式，都还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形式，后面两种则超越了资本家私人占有的范围变成资本家阶级的集体占有了。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是“理想的总资本家”，它代表资产阶级的集体利益，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所以，资本主义国有制是资本家集体占有制而不是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当然，资本主义国有或超国家所有形式下，占有的实质还是资本主义的，因为所有权继续与劳动相分离，“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¹⁵⁾。

因此，不能把资本主义占有等同为资本家私人占有，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述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的矛盾。资本家私人占有只是资本主义占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形式，虽然是它的本原的、初始的和基本的形式；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的矛盾，也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主要的而不是唯一的表现。资本主义占有的实质是绝对的、不变的，但其形式是相对的、可变的，存在一个从私人占有到国家占有的弹性。所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应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不但资本家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是矛盾的，即使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的基本矛盾也还存在。资本占有形式的多样性，使它可随生产社会化这一物质内容的变化而在一定范围内变形。资本占有形式每一次较大的变化，会使基本矛盾暂时缓和，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然后基本矛盾又在发展了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占有形式之间激化起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是这样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而不是在占有形式不变条件下直线地尖锐化的过程。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和相应地变更资本占有形式的历史。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和十八九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相适应的是单个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形式；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科学技术变革相适应，以社会资本形式出现的垄断的金融资本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随二次大战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进展，国家资本形式得到了空前广泛和迅速的发展，私人垄断资本也在改变着经营和组织形式。例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次大战前约为10%，两次大战之间上升到20%左右，目前，除个别国家外，一般达40%上下，最高的达1/2。国有企业也发展到相当可观的程度。1960年代末，西欧主要国家，英、法、意、联邦德国等国有企业资产占全社会企业资产的比重，都在20%左右，最高的约达1/3。战后资本占有形式的这种变化，成了相当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由它派生的各种矛盾有所缓和、经济有较快发展的社会经济原因。当然，资本占有形式变化所拓宽的生产力发展范围，它本身的变动范围都是有限的。它每一次变形后，离自己的本原形态愈远，离新的社会形态更近了，因此调整的余地也愈少。就一国范围而言，国家占有是资本占有的最高极限形式，它的过渡性和垂死性也更为明显。正如列宁指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¹⁶⁾

总之，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垂死性、它的过渡性和相对稳定性，一定要从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状况出发，一定要看到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资本占有形式的变化，看到基本矛盾也确实可以暂时缓和。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实事求是地阐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新现象和新情况。

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分析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至今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得出帝国主义处于垂死地位的结论也六十多年了，资本主义还在地球上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他们的预言没有为历史所全部证实，这是怎么回事？宦乡同志认为：“所有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对革命的估计都过于乐观，都希望革命很快胜利。”这个论断需要作一番分析。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和地位的理论，在我们看来，并不存在超越实际“过于乐观”的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的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的基础上的。《资本论》第1卷第二十三章中，马克思摘录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必然造成三个方面：资本集中、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这三个侧面都被当作运动过程来把握，从最终发展趋势看，马克思作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资本主义要被更高社会形态所代替的结论。

但《资本论》第1卷，是仅就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的，撇开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态和其他过程径直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因此，对资本主义历史趋势也是抽象了资本占有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而直接作出的。到《资本论》第3卷，分析资本运动的总过程，从本质关系上升和复制成为现实形态时，他就考虑到资本的具体形态及其变化了。马克思详尽地分析了资本集中的一种重要形式——股份公司，指出：在这里，资本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¹⁷⁾，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过渡性。后来，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力归资产阶级国家所有的形式，表明这时资本关系被推到了顶点，“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¹⁸⁾

总起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在他们那个阶段上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也可能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革命这种积极的方式抛弃资本主义；如果这一革命没有发生，那么资本主义的自然演变过程也会使其生产关系在自身界限内发生资本占有形式的变化，走上自我扬弃的道路。马克思一生最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想，他只根据他那个时代条件下已经出现的东西进行理论概括，预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会引起资本占有关系的社会化，指导后继者继续揭示资本积累的具体历史进程，决不企图用各种具体结论束缚人们的手脚。如果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科学理论体系也是“过于乐观”，低估了资本主义自我演变的力量，有脱离实际的“左”的急躁情绪，既不符合事实，也是不公允的。

毋庸讳言，列宁对当时革命胜利进程的估计上，有些“过于乐观”，这是第一次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高潮的现实在伟大革命家思想上的反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终究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进行理论分析时，他还是把基点放在论述垄断统治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上，放在它的自然过程上。他指出垄断是一个历史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只能首先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灭亡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他同样没有给后人研究资本关系的具体变化设置障碍。认为列宁由于“过分乐观”，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资本主义还可能发展以至迅速发展，也是缺乏根据的。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论述，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既有揭示客观必然趋势的内容，也有分析和预测当时革命形势的具体历史结论。前者是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指南，后者则要依据当代资本的新情况和新现象决定取舍，予以发展和充实。既要坚持帝国主义是垂死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发展这一原理，这是历史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职责。

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