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论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贯彻执行国家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结合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和1997年香港回归的背景和机遇，各省市都在加强相互合作，以期通过区域分工协作带来的“社会生产力”来提高要素总产出水平。

正在兴起的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与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的类似合作不同，是在市场经济指向下以自愿结合、优势互补、互利互惠为原则的。为了使地区经济合作更有成效，需要正确处理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几个问题，特提出来供讨论。

一、政府合作和企业合作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基础在于企业之间的合作。但这并不是不需要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80年代形成过的上海经济合作区等成效不理想，并不在于各地政府参与其事，而是受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

众所周知，企业独立自主经营，市场配置资源，虽然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率，但也有“市场失灵”。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更有“市场不足”和“市场扭曲”现象。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地方政府的合作去补充，以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也作为一个主体进入市场，市场主体从自由竞争时期由企业和家庭组成的两极结构而变成政府、企业和家庭组成的三极结构。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由于地方政府在该地区拥有行政权力和自然垄断地位，有比地区内其他社会组织更大的自主权和规模经济优势，因此可承担垄断性、整体性、公共性的功能，以补企业和家庭市场功能的不足。

制度、政策供给，这些与垄断性相联系的职能是地区经济合作中地方政府需要而且可以承担的。尤其深圳是个经济特区，宁波也是沿海开放地区，拥有保税区和开放区，又是个计划单列城市，手中都有一些政策资源可以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例如，当前我国资金是采取额度供应的方法，这对异地投资是个不利因素。可否由甬、深两地政府协调，采取彼此切块或相互设立某种金融机构的方法促进金融合作并带动经济的全面合作呢？

信息供给，这是地方政府又一个合作的领域。信息资源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越来越成为正确决策的重要稀缺资源，具有垄断性和规模效应。地方政府制定的计划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有指导意义的信息，也是一种低成本的供给。如果信息全部要企业自己去收集、加工和整理，那一定会大大增加交易费用，而且不可能准确、及时和全面。地方政府需要相互发布信息，交流信息，引导企业往正确方向投资和经营。地方政府之间通过何种组织形式和方法共同或相互提供信息，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市政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又一个需要政府间合作的。机场、道路、港口、码头等都要花大量投资、相当长的周期才能获得投资回报，个别企业受资本限制和害怕投资风险不愿承担，地方政府也往往难以单独承担。这就需要两地、三地政府共同协商联合兴建，或是政府号召或参与民间力量联合兴建，或是给外地投资者以一定政策优惠。

两地之间大量民工供求的协调，也是地方政府合作的范围。这既可促进两地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又可节省劳动者与个别供给的需求者之间过高的交易费用和风险。

总之，宁波、深圳两地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合作领域还是很宽广的。政府可以发挥本身性质所决定的高位优势，形成政府与市场互补的体制格局，避免自发市场的许多弊端。

但这绝不是说政府可以用行政办法干预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往地区间横向经济联系或联合失败的案例，往往就是政府“拉郎配”的硬性撮合造成的。政府可以提供信息，牵线搭桥，但合作关系的形成还要依靠双方企业的接触了解、掌握信息、独立决策、谈判契约等一系列市场行为。彼此全面了解合作双方的优势和劣势、长处和短处、现状和趋势以后，才能作出优势互补的正确决策，提高要素总产出水平。只有把蛋糕做到1＋1＞2，合作双方才能从中分配到比合作前更大的一份，否则只能和合作前一样，或者是通过合作反而使一方吃亏，另一方占便宜，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二、要素互补和功能互补

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以要素互补为基础的。要素互补又以资源差异如自然禀赋、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资本多寡、市场广度和深度、经营管理水平、制度和政策等为前提。各种要素在不同产品、行业、产业部门的聚集和组合，形成一定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发挥各种功能。城市就是各种要素的聚集，通过融合、交汇和组合，发挥城市的综合功能。

拿深圳和宁波两市作个比较，资源禀赋和经济条件有相同和相似的，也有不少差异。两者都是沿海港口开放城市，又是有相当规模并具制造、服务功能的综合性城市。宁波从上一世纪五口通商开埠后就是一个海运、商贸和制造中心，只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发展受到强烈抑制，它有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这一宝贵资源和技术素养较好的丰富又廉价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以轻纺工业和乡镇企业为基点，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已处于以重化工业为重要内容的工业化中期。1994年，宁波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889元，在全国中等城市中，经济发展处在较高水平。深圳则是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产物，是一个外来移民组成的新兴城市。这些年来发展速度奇快，经济水平迅速提高，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715亿元，比上年增加23%，高出全国12.8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依靠外资、内资进入和特区优惠政策，现在也遇到劳动力成本过高的矛盾，正在提出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国际化城市发展的目标。从这一简略的比较可以看到，宁波与深圳两地由于发展历史的差异，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是有区别的。宁波的优势在有丰富且质量较高的人力资源，正以北仑港为依托在实行重化工业化，城市的制造、贸易、港口等功能有了一定的基础，缺少的在于资金。深圳在发展水平上高于宁波，已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化阶段，但劳动力显得不足，这些使两者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为了使甬、港、深的合作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当务之急是双方都要摸清情况，同时要把企业合作与企业重组、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工作结合起来，从产供销关系、企业合并与兼并、资产重组和市场汇入等多方面开拓合作领域，由两地综合职能部门牵头，组织企业间的谈判、交易，把合作意向落到实处。

三、合作范围大小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网络式的经济，一个大国的经济更是如此。在这张网络中，往往有几个规模不同的城市构成的发展极式增长极，虽然它们的辐射范围有大小、功能有区别。研究两地之间的经济合作，范围的正确定位是一个重要内容。

就这次甬、港、深经济合作研讨会而言，我觉得要研讨的有两个层次的合作关系。一个是甬深之间的合作，另一个是包括’97回归后的香港在内的香港为发展极、深圳为次一级发展极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为龙头、宁波为龙颈的长江三角洲以至长江流域之间的合作关系。

甬深之间的合作，是两个发展极的合作，与两个流域的合作相比，虽然前者由两个腹地构成的极化空间小一点，功能相对弱一点，但这是一种直接合作，建立在两地资源的比较优势和最佳的组合上。甬深两地在以上海为龙头和以香港为龙头的两个流域的合作中，也处于龙颈的重要位置，上海或香港对两地的联系和影响，必须充分考虑。宁波北仑港已定位为以上海为国际航运中心的集装箱枢纽港，尽管这一组合港思路的具体规划和操作还有待落实，但这一大背景所包含的宁波市资源优势和经济功能无疑将对甬、港、深三地合作带来巨大的推动。

如果视野再扩大一点，就可以看到台湾正在策划一个亚太营运中心。这样，该地区就存在着以上海、香港和高雄为发展极并由相应极化空间构成的三个发展域。这三者将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关系，并将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热点。如何认识这种更大范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将是甬、深、沪、港需要共同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载《特区经济》，198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