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四十年来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四十年来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问题研究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历年统计资料，作了一些分析，提供大家作为共同研究的参考。

一、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问题

1.所谓总供给总量指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总量，所谓总需求总量则指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消费（内含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和投资积累以及净出口这三者的总和。现将1952—1988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总量状况列表如下（单位：亿元）：

续　表

2.从上表看出，（1）在这37年中，总供给略高于总需求的年份有15年，总需求略高于总供给的年份有22年。（2）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百分比最高的是1963年，但也只有6.1%，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百分比最高的是1969年，但也只有4.2%。（3）从发展序列看，1952年到1964年，几乎每年都是总需求略多于总供给；从1965年到1981年，几乎每年都是总供给略多于总需求；而从1982年开始至今，又几乎每年都是总需求多于总供给，但是，超过的数量不大，最高的1982年也仅比总供给多出2%，这个百分比远低于1963年的6.1%。（4）从绝对数额看，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历年累计数量是730多亿，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历史累计数量是840多亿，两者差额也不算大。总之，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近40年间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总量基本上是均衡的，没有发生长期失衡现象，更没有发生严重失衡现象。

3.近40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之间尽管大体是均衡的，但是这种均衡明显地表现为两种状态。一种是在国民收入比上年有所增长情况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均衡，这可以称之为增长均衡。另一种是在国民收入比上年有所下降情况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均衡，这可以称之为负增长均衡。整个的历程是：从1949—1959年属增长均衡；从1960—1962年属负增长均衡；从1963—1966年又进入增长均衡，进而又是1967年、1968年两年的负增长均衡；从1969—1975年再进入增长均衡；到1976年重新陷入负增长均衡；从1977年以来则始终处于增长均衡。看来，持续十年以上处于增长均衡状态的只有两个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10多年和1977年以来的10多年。下图显示了两种均衡状态交替过程，可供参考。

4.所谓我国近40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并未出现国民收入使用严重超分配现象，亦即并未出现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现象，有两点是需要说明的：其一是进出口问题。如果剔除进出口问题，那么，近十年来，特别是1985年以来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部分较多，其中最多是1985年和1986年，总需求都要超过总供给6%以上。但是，如果考虑进出口问题（由于对外开放，也不能不考虑之），那么，这些超分配部分大都用净进口补偿了，所以，80年代以来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部分都不算大，最多不超过2%（1981年）。现在的问题是，净进口那么多是否有风险。我国外债偿还能力不太弱，本文把进出口问题考虑在内去探讨总供求总量问题而且得出总量基本均衡的结论是合乎实际的。其二是居民储蓄问题。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居民储蓄增长很快而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现象。例如到1989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已超过5000亿元，而1977年年末同类储蓄额只有181亿元。应该怎样看待近十年来我国储蓄额极大增长的现象呢？这是否可以简单地等同于总需求大大超过了总供给呢？我们认为：（1）居民和企业储蓄增长，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一发展，相应地居民和企业手持的货币量也必然增加，如其他条件相同，储蓄也会随之增加，而且开始时储蓄率还会逐步提高。只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储蓄率才会趋向于平稳。（2）我国目前居民储蓄率还只有12%左右，要比1965—1980年的日本、意大利等国的13%—24%的比率低得多，而相当于法、德等的12%左右，但高于居民储蓄率最低的美国（6%左右）。（3）我们理解总供求平衡与否，指的是现实的总供给和现实的总需求。所以，不能认为有储蓄就等于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储蓄越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量也越大。（4）储蓄，这种潜在的需求，确实是会转化为现实需求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还会迅猛地、集中地、大量地转化为现实的总需求。例如1988年一年我国掀起四次抢购风潮，居民大量突击提款，超前抢购耐用、贵重消费品和超量购买日用生活必需品，这是在通货发行过度，商品价格、特别是消费品价格猛涨，以致大大超过利息率，使居民对价格上涨的心理预期急剧上升，并转化为购买行为引起的。它会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安定，确实令人担忧。（5）与大量储蓄结余存款，即大量潜在总需求的存在相对应，还要看商品物资库存积压，即未实现总供给的情况。如果一方面存在大量储蓄存款，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商品积压，那就表明商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结构严重失衡。我国库存量庞大，而且增长迅速。1985年库存增加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1%，1986年为8.6%，而日本在1982—1983年不到1%，美国1984年为1.5%，连印度1970—1983年也只有3%—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基本上是平衡的，严重的问题在于供给与需求的结构矛盾。

二、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平衡问题

5.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平衡，包含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以及两者的关系等问题。先看总需求结构，下表是从1952年到1988年间的每年的总需求结构状况（%）。

续　表

该表的消费与投资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均指消费与投资积累占当年国民收入生产额（即当年总供给）的比重，而不是占当年国民收入使用额（即当年总需求）的比重。我们之所以用前面这个比重，是因为我们认为要从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去把握总需求结构。何况，这两个比重（比率）虽有差异但都能切实反映总需求结构及其变化。

6.从上表可以看出总需求结构变动的幅度。（1）总需求结构在1957年以前变动不大，六年中消费率的上下只在3个百分点之内，投资积累率的上下只有5个百分点而已。（2）总需求结构在1958—1963年发生了剧烈变动，投资积累率在1958年比上年提高8个百分点，1959年又比上年提高近12个百分点，1960年比上年下降了4个多百分点，但是仍比1957年要高出15个百分点，紧接着1961年比上年猛跌21个百分点，1962年再比上年减少9个百分点，到1963年又比上年回升近8个百分点。消费率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1958年比上年要减少11个百分点，1959年再比上年减少近8个百分点，1960年比上年略有上升，但仍比1957年减少近15个百分点，而到1961年则比上年增高了近20个百分点，1962年再比上年提高8个百分点，到1963年又比上年下跌5.5个百分点。（3）总需求结构在1964—1970年间的变动也相当剧烈，尽管其幅度比1958—1963年要轻些。从1964年起连续3年，每年的投资积累要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到1966年达29.6%，而到1967年突然下降了9个多百分点，在1968、1969年平稳了两年，到1970年又突然比1969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与此相应，消费率的变动也相似：1964年比上年下降了7个多百分点，1965年又比上年下降8个多百分点，1966年再比上年下降3.6个百分点，而到1967年倒比上年增加了8.4个百分点，1968年又比上年上升近3个百分点，到1969年则又比上年下降5.5个百分点，1970年再比上年下降近8个百分点。每年的跌幅与涨幅除个别年份外，都要超过5个百分点以上而达到7、8个百分点。（4）总需求结构的变动在1971年以后较为平稳，特别是1981年以来的变动更为平稳，从消费率看，上升和下落的幅度最多在3—4个百分点而从未超过5个百分点，而在1984年以来仅在1—2个百分点。从积累率看，只有1985年其升幅超过了5个百分点，但是，该年度净出口的比重有6.4个百分点，而以往的年份的净进口或净出口都在1—2个百分点，都不足以影响总需求结构的变动。（5）所以，总需求结构较为稳定而未发生烈度较大的变动只有1957年以前与1981年以来两个时期。

7.从上表也可以看出中国总需求结构变动的趋势是：（1）消费率趋于下降，投资积累率趋于上升，而消费率之中个人消费率下降更多些。其具体数据是消费率从1952年的81%下降到1988年的68.5%，即下降了12个百分点，如与1957年相比则下降了10个百分点；投资积累率从22.1%上升到35.4%，即上升了近13.4%个百分点；而个人消费率从1952年的73.3%下降到61.1%，即下降了12.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率则反倒从1952年的7.3%上升到1987年的8.6%（1988年大体相当），即上升了1.3个百分点。（2）但是这个趋势主要存在于60年代与70年代，如消费率与个人消费率在60年代比50年代初都约下降8个百分点左右；70年代末又比60年代末都约下降8个百分点；进入80年代后，这个势头有所遏制而出现消费率、个人消费率上升的趋势，到1988年又都上升了4个百分点。至于投资积累率在60年代末与50年代初持平，其猛烈地上升是在70年代，在70年代末要比60年代末上升12—14个百分点，进入80年代后则略有下降而大体稳定在30%左右，不过到1985年、1986年又都高达37%以上，如果考虑到净进口在5%左右，其中大部分属用于投资积累的资金、技术、设备等等，那么实际比率并未超过35%。所以80年代的总需求结构要比70年代稍微合理些。（3）中国总需求结构究竟怎样为好？是消费率在75%左右、积累率在25%左右好，还是消费率在70%左右、积累率在30%左右为好？从四十年的经验统计看，积累率过低如低于20%、消费率过高如高于80%的年头，整个经济似乎并不好，如1961年、1962年、1963年；反之，积累率过高，如高于35%以上、消费率过低如低于65%，整个经济似乎也不会太妙（如整个70年代）；照这样看，进入80年代后的总需求结构确要比六七十年代合理些，而80年代的上半期的总需求结构（即消费率70%左右、积累率30%左右）又要比1987年、1988年的合理些。

8.应当指出，1980年代下半期以来，消费率是趋于下跌的、个人消费率是趋于下跌的，积累率、社会集团消费率则是趋于上升的，因此，不存在所谓投资积累、消费双重膨胀的状况，这与前面说的不存在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量的状况是相吻合的。

9.关于总供给结构或国民收入的产出结构（即生产结构）如下表（%）：

续　表

从表中看，中国总供给结构变化总趋势是农业的比重相对地减少，工业的比重相对地增加，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等物质服务业总的来看也在相对地减少。这个总趋势应当说是合乎经济发展的常规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比重相对减少，工业的比重相对增加；而随着经济的更加发展，农业、工业的比重都会相对减少，服务行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会相对增加；这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国民收入或总供给结构变动的总趋势。中国经济发展也没有脱出这个总趋势。

10.但是，总供给结构变动的这个总趋势应当是渐进的，如果发生剧烈变动，那么就不太正常。这个剧变在中国近40年经济发展过程中仅仅发生过一次，这就是1958—1962年。1959—1960年，农业的比重突然地比1957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工业则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1961年农业比重又比上年反弹了16个百分点，几乎又接近1957年的比重，而工业则比上年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这种剧变显然不合常规。然而，除了这几年以外，其余绝大多数的年份，经济发展及其生产供给结构并未发生剧烈的变动。因而应当看作正常。

11.判断总供给结构的这个变动趋势是否正常，主要看各个部门是否都在增长，如果这个趋势是在各部门绝对值增长过程中发生的相对变动，应为正常；如果这个趋势是在有些部门的负增长中发生的，应看作不正常。为此，我们选用中国各个部门历年的净产值增长情况供判断。见下表（%）：

续　表

该表显示：（1）近40年来的中国经济在发展之初即50年代各部门均有增长，其结构未发生剧变。（2）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末，先是从1959年开始连续两年农业净产值分别递减16.1%和16.8%，进而是工业在1961年、1962年分别递减41.7%和15.4%，建筑业在1961年突减67.1%，运输业在1961年、1962年连续递减42.4%和22.4%，商业则连续递减20.7%和9.5%，直到1963年各个部门总算都有所增长。忽而是这个部门的急剧负增长，忽而又是那个部门的急剧负增长，从而使这个时期的供给结构发生剧变。这个时期之末即1967年、1968年，各个部门都是停滞或负增长，虽然其结构未发生剧变，甚至农业的比重在这两个年头还有所上升，但这也不太正常，因为农业比重的非常规性地上升是在于农业的负增长率要低于其他各业，如1967年农业还增了1.7%，1968年则下降1.9%，而其他各业如工业在这两年分别下降15.7%和9.1%，建筑业下降52%和20%，运输业下降19.7%和5.7%等。（3）1970年代中有3年（1972年、1976年、1977年）农业呈现过负增长，负增长率在1%左右到2%左右，其他各业还可以，所以，这个时期的农业所占比重的下降以致总供给结构的变化也不能算是健康的。（4）197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1980年代后，农业净产值除1980年曾经比上年下降过1.8%以外，其他年份都在上升，而且1981年、1982年、1983年、1984年的增长率甚至都高于工业部门或与之持平，所以这几年的农业所占比重略有上升，而且这个时期各个部门都在增长。（5）从这四个时期看来，中国总供给结构的变动及其健康与否与各部门的增长与否相关，而各部门的增长与否与农业部门的增长与否相关，所以，归根到底在农业的是否增长及其内部结构是否均衡。进入80年代以来，农业净产值几乎年年呈增长趋势，其他各个部门也呈增长趋势，使整个供给结构平稳缓慢地发生变动，因而，相对以往其他各个时期而言，这个时期供给结构变动是最为健康的。但是，近几年来，农业内部粮、棉生产停滞以至减退，结构出现不均衡，如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严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12.从本部分的各点可以看到总需求结构变动趋势与变动幅度以及总供给结构变动趋势与变动幅度这两者是吻合的；总需求结构的消费部分、个人消费部分的下降但到1980年代又有所反弹与总供给结构到1980年代后进入健康状态是相吻合的；总需求结构的变动程度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最高，这个时期的总供给结构的变动程度也最高，1960年代末总需求结构的变动幅度也比较大，这个时期的总供给结构变动也不太正常，而以后这两个结构的变动幅度均不大，所以，从变动幅度看，两者也是相吻合的。而总需求结构较为均衡，总供给结构也较为均衡，因而总需求结构与总供给结构之间也较为均衡的时期，看来还是在进入1980年代以后。但是，1980年代下半期似乎又不如1980年代上半期。

三、供求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的关系

13.如前所述，中国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大体均衡，因为如果长期不均衡，整个经济就要崩溃。但是，总量均衡又有增长均衡和负增长均衡，所以，这里主要讨论这两类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的关系。从前面两个部分的分析，不难看到，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以及两者之间不发生剧烈变动，就不会发生失衡，经济就会均衡增长，如中国1957年以前和197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就属此例。如果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以及这两者之间发生剧烈变动，就会发生结构失衡，那么，经济总量就会进入负增长，如1958—1978年多次出现的情况就属此例。

14.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究竟处于增长均衡状态还是处于负增长均衡状态的引发点是总需求的结构状态。其传递机制是：总需求结构的状态影响总供给结构的状态，进而影响总供给的总量属增长均衡还是属负增长均衡，最后影响总需求的总量均衡的性质，即属增长性均衡还是属负增长性均衡。如1958年，首先是总需求结构剧变，消费率比1957年突然下落11.3个百分点，投资积累率比上年突然上升8.2个百分点；1959年，总需求结构继续剧变，消费率比上年再下降7.4个百分点，积累率比上年再上升11.8个百分点，如此剧烈的变动导致总供给结构剧变，1958年农业的比重从1957年的46.8%下降到39.4%，1959年又下降到30.8%，到1960年下降到只占27.2%，即下降到建国以来40年的最低点；工业的比重从1957年的28.3%上升到35.9%（1958年）、43.1%（1959年）、46.3%（1960年），这种剧变尽管促成了1958年的国民收入即总供给比上年增长23%，1959年又比上年增长9%以上，从而使总需求也相应地超高速增长，进而使1959年、1960年的总需求结构的剧变又是在总量剧增的基础之上进行，结果只能使总供给结构更为恶化，从而使总供给总量增长停滞，到1960年国民收入（总供给）总量已经与1959年持平而显露出负增长的苗头，而该年的总需求结构也只能使消费率略比上年上升（升了4个百分点）、积累率又略比上年下降（也下降了4个百分点），即使如此，也已难以挽回总供给结构急剧恶化的势头，1960年的农业比重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谷，工业则上升到新高峰，进而便是1961年的总供给的总量大幅度下降18%以上。为此，只得调整总需求结构（提高消费率、降低积累率），进而影响总供给结构（提高农业产出的比重、降低工业产出的比重），进而影响总供给总量，最后影响到总需求总量，结果是直到1964年的国民收入生产额（总供给量）还未超过1958年、1959年、1960年的水平。

如进入1980年代以来的增长性均衡的传递机制也是：总需求结构大体平稳，即其投资积累率基本在30%左右（1985年、1986年的升幅较大，超过7个百分点，但是，扣除净进口的比率基本上与1984年持平），其消费率基本在70%左右（最低为1984年的68.6%，最高为1982年的81.7%），这样总供给结构也大体平稳，即工业的产出比重总在50%左右，农业产出比重在35%到40%，但这两年物质服务业的比重从1984年的10.3%上升到13.8%和13.7%，这种变动不大，也合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常规。由于总供给结构平稳，所以总供给量保持长期持续地增长，从1978年到1988年间的年递增率分别是12.3%、7.0%、6.4%、4.9%、8.3%、9. 8%、13.5%、12.7%、7.4%、19%和12%，总需求总量也相应长期持续地增长，从而长期持续地实现了增长性均衡。

15.但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是增长均衡还是负增长均衡的深层根源还在于总供给结构，作为整个传导机制的引发点的总需求结构的变动方向还是受制于总供给结构的。如果忽略了总供给结构而任意改变总需求结构甚至任意使之剧变，结果必然是促使国民收入总量进入负增长均衡态。如1957年总供给结构从净产值增长看，农业仅增3%，工业增11.6%，建筑业是下降7.3%，运输业也仅增7.2%，商业则是零增长。照此结构，1958年的总需求结构本不应剧变，而结果倒是剧变，投资积累率猛增，而且投资方向又是工业，于是使总供给结构恶化。从净产值看，农业是－0.2%，工业倒猛增56.8%，建筑业也猛增51.1%，运输业同样猛增54.1%，商业仅增6.3%。这种恶化仍未引起注意，以致1959年的总需求结构继续剧变，投资积累率继续猛增，其方向还是投向工业，结果是总供给结构继续恶化，净产值增长率农业猛跌16.1%，工业又增30.8%，运输也下降5.3%。继续恶化的总供给结构还未引起注意，1960年的投资积累率仍在40%以上，于是引来了1961年开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量的大幅度的负增长。

值得指出的是，观察中国总供给结构变动似乎仍以农业为主，从1958年开始的教训是，如进入农业净产值的负增长的总供给结构状态，总需求结构就不宜剧变。而即使是农业净产值逐年有所增长的总供给结构状态，总需求结构也不宜剧变，只可以作些平稳缓慢的变动，如1981年以来的状态大体就是如此，这样，整个经济的发展也较健康。

16.谈到这里，不妨对全文作出如下结论：（1）中国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是基本均衡的，要区分的仅仅是增长均衡还是负增长均衡；（2）中国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结构是时而均衡、时而失衡，但是80年代以来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及其这两个结构之间大体是均衡的；（3）结构性失衡引起经济负增长，结构性均衡则保证经济增长，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的常年的增长均衡状态；（4）总需求结构是总需求、总供给平衡的传导机制的引发点，但其深层制约原因还在总供给结构，特别是在农业部门，如果农业净产值开始下跌，工业等其他部门就不宜再行扩张，投资积累率就不宜再增，不应控制乃至使之下跌。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状态较好的深层原因也就在总供给结构、在农业净产值的连续增长；（5）当前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主要应当是微调，不宜作出类似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大调整；但是对结构应花力气调整，如投资积累率应适当控制，使之下滑而趋向30%；消费率应适当放松，特别是适当放松个人消费率；社会集体消费率应控制，使整个消费率上升到70%。否则，如果统统对总量与结构作大调整，那将会对整个经济发生难以预料的影响。

与俞忠英、舒元、陆德明合写

载《上海计划经济探索》，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