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年

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发展50年

20世纪最后50年，是中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的50年，虽然其间也经历过或大或小的困难和挫折。总的说来，前30年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探索，却没有找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时期。后20年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时期。在迎来新世纪的时刻，对我国50年走过的道路进行一次总体的、根本性和带方向性的战略反思，以期在新世纪的最初50年取得更大更好的成就，将有很大益处。

一、怎样看待一国经济的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决定相应的上层建筑。后者则对前者起反作用。它们相互的辩证关系推动着人类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观察和评析一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展开一点说，一国的生产力水平，由自然环境和资源、人口和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固定资本存量和一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产值等因素构成，这是经济发展现实的物质基础。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是把社会各种资源，包括人、财、物配置到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和各种产品上去。好的体制和机制可以使各种稀缺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节约使用；反之，则反而会带来宝贵资源的浪费。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营还是集约经营、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用于扩大生产的积累数量和积累使用方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应用于生产，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素，动态地决定着经济增长。必须指出，所有制或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及相应的分配关系，制约着人们劳动和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成为经济增长长期性的内在动因。当这些关系发生变动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也会突现出来。

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自身受客观经济规律的支配，同时又是人们的主观活动过程，不能不受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人们的主观活动最终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在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党所遵循的理论，党所认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依据这一阶段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是判定社会处于什么阶段的基本依据。党应根据这一阶段，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恰当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建立相应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反之，如果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违背国情，过高估计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提出过高、过急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形成脱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运行体制，主观脱离客观实际和发展可能，结果就会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反而影响以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过高估计社会发展阶段，又往往和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相联系。如果人们不以生产力为标准而以道德为标准，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就会认为中国可以很快实现理想的、纯粹的社会主义，会把现实中还不富裕的、平均主义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理想化，把不符合他们头脑中各种社会主义条条框框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残余加以割除，看不到在生产力还不发达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性，不允许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存和共同发展。

二、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反思

1949—1979年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经济和经济学发展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

1949—1952年，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恢复经济和完成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开始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举的路线，其实质是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发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这个方针时规定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改造任务，而且设想了一些好的过渡形式以逐步和平地进行改造，但事实上改造速度出乎意料地快，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被一笔勾销了。当时，党的领导没有反思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质内容的“三改”，正如鸟的“两翼”过于超前，但却认为与“两翼”相匹配的“主体”——“工业化”落后，于是1958年又搞起“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方式加速工业化，结果不能不以失败告终。为了适应“大跃进”的要求，在农村的改造已经超前的基础上，继续猛进，几乎把全部农村的高级社、初级社以至残存的部分个体户都运动起来，使它们“跃进”到“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自给自足、平均分配、吃饭不要钱，形成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职能于一体的庞大的“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毛泽东当时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则思变，要革命；白就是一张白布，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超越生产力水平，连社会主义还很不够格就想去做共产主义阶段的事，怎么能不失败呢？对于当时刮起来的一股“共产风”，毛泽东发现后虽也批评并采取一些纠正步骤，对人民公社内部关系作了一些调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认清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处于什么阶段，究竟应该采取什么路线、方针和政策去建设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直到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谓批判“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⁵¹⁾等力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到被认为更高阶段去的言行，始终没有停止过。正像邓小平后来概括的，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学总的说来是向极“左”方向变化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观点和学者会被扣上一顶顶“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吓人的大帽子，遭到批判和打击。

1954年前苏联在斯大林关心和指导下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5年翻译成中文出版。斯大林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外国同志“要向我们学习，并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⁵²⁾。事情也确实如此。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按苏联的经验做。这本书的中译本出来后，被指定为全国高校必读的教科书，各校自编的教材一律不得使用。这本书系统地总结了前苏联建设的经验，大量引证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本书，具有一定历史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它用引证替代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论证，常常把前苏联适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做法，一般化为适用于任何国家的理论原则，所有这些容易禁锢人们的思想，形成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学习态度和思维方式。鉴于苏联教科书和苏联经济建设中高度中央集权造成的缺陷，以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中的教训，党中央开始了对经济制度、运行体制和建设方针的理论探索。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一些讲话中提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的权利和更多的独立性；使生产单位有一定独立性和自主权；认为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些资本主义。在建设方针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增加积累的同时，充分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等被称“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很可惜，这些有益的探索，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后，经济学理论上也得到反映，全国各地纷纷编写以“三面红旗”为主线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片面强调人们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提出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无视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强调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把必要的规章制度，说成是对群众的“关卡管压”，强调人民公社优越性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必要性等等。在这些“左”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时，再想起了要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各行各业重新建立和执行必要的规章制度。正当经济逐步恢复、形势好转时，毛泽东又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利用其御用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于1976年抛出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该书的基本任务是，“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贯穿全书的红线，是经过篡改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其基本内容，则是从张春桥、姚文元文章中抄下来的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各方面都存在着产生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它写道：“总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相互关系方面严重存在和分配方面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的重要基础。”因此，该书提出的任务，就是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后期，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取消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所谓“穷过渡”和工资制度上搞平均主义“36元万岁”，全都是这套极“左”理论的产物。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左”的观点还只是个别的、思想认识上的、比较容易克服的，那么“四人帮”的极“左”经济理论则是全面的、系统地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政治上为其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极“左”的经济学理论支配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排斥商品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关系。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制度和体制呢？主要是急于求成，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承认我国还处在“一穷二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阶段，由于求成的心太急，违背实际可能性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的过高发展目标，搞“大跃进”运动。高速度被认为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必须有高积累支撑，高积累必须依靠集权的计划经济作保证，排斥市场对配置资源的作用。计划经济必须由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作经济基础，才能依托行政力量，通过利润上交的办法，通过农业税和计划规定向国家售卖农产品办法把积累集中到国家，使之用于发展重工业。这种模式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初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定的历史缘由，但有限度，超过一定限度，积累率过高，过多使用于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造成比例失调，就会导致经济破坏甚至发生经济危机。1960—1962年、1967—1968年、1976年三次生产下降，尤其是1960—1962年的极大困难，更说明高指标、高积累、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建设方针及与此相应的过大、过公的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破坏。但当时毛泽东并不承认这些问题，反而认为遇到困难是不抓阶级斗争的结果，于是放弃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四人帮”利用毛泽东晚年犯的“左”的错误，在他们极“左”理论和政策实践中变本加厉地把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往“左”推，终于，使“十年动乱”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

总之，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经济和经济学的发展道路曲折，走的是学老大哥前苏联——探索创新、急于求成——经济和理论恢复——发展到反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理论与实践。这30年，发展速度不算太慢，但效率不高，浪费严重，代价极大，居民没有实惠，许多产品靠凭票供应，有些年头生活水准下降。

三、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前进

改革开放后的20年，我国的经济和经济学发展，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逐步前进的；是在揭批“四人帮”极“左”经济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下开拓新路的；是从农村为重点的局部性改革到城市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全面性改革，再进行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根本性改革，我国经济学也在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中、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不断前进。

1.1978—1984年，我国经济是在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时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经过对其极“左”理论的揭批，经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错误的批评，为经济和经济学的健康发展扫清了道路。

发展和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回答是在农业、在农村。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我国绝大多数的人口在农村。在许多年内，由于“人民公社”这种“左”的组织形式的束缚，农业和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基础薄弱，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农业的发展，才能调动几亿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提出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把准了中国发展的航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阻力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在农业生产方面，片面坚持“以粮为纲”，削弱以至阻碍了“农林牧副渔”以及其他行业的发展；第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计划收购的硬任务使农民的生产完全囿于国家计划范围，自留地、家庭副业等被取消使农民也没有从事商品生产的余地；第三是基本制度方面的，“穷过渡”后，公社、大队“两级所有”使在三级所有时本已缺少自主权和利益机制的生产队、作业组和社员个人，更加没有积极性了。针对这三方面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以粮为纲”，但“农林牧副渔”要全面发展；第二，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对粮棉等重要农产品规定计划为主，包括下达一些指令性指标，大多数农副产品放开搞活，让市场调节；第三，在基本制度调整方面，主要肃清“文革”流毒，重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稳定不变，重申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允许其发展。在全会召开的大背景下，安徽凤阳小岗村生产队20户农民立下契约，搞起“包产到户”这一惊世创举。其特点是利益直接、责任明确、方法简便。这种制度把经营分成两个层次：日常田间管理，由承包户个人分散经营；水利基本建筑等公共产品由集体统一规划经营，为承包户提供有偿服务。这是农村中在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产权和其运作的重大制度创新，集体经营和分散经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这样可使它适应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由于这一制度符合广大农民愿望，没有依靠强迫命令，而是依照业绩给农民自觉接受教育，逐步在全国推开，取得良好成效。

在农村体制改革成功进展的同时，城市体制改革处于酝酿、准备、试验、摸索阶段。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有权自销一部分规定范围的产品，按规定提取并使用利润留成资金。在对外开放方面，放开和扩大地方对外贸易经营权，开展多种工贸结合形式，采用贷款和独资、合资、合作等直接投资形式吸引外资，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等等。

适应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理论上的前进主要是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运行机制理论。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上述论点。这是邓小平在大会上号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中的初步体现。报告对这一原理的含义解释是：“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骨干企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此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至于各种各样小商品，产值小、品种多，生产、供应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一般很强，“不作计划，由市场调节”，“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相比，是有进步的。表现在：（1）承认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调节，价值规律也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自发起作用，而且范围是可变的。在传统理论中打开了一个缺口。（2）计划管理的实现形式多样化了，除指令性计划外，还有指导性计划管理形式，这有利于经济发展。既有集中统一，又有灵活多样性，使企业在指导性计划下有按照市场要求经营的一定权力，终究不同于执行指令性计划。（3）强调计划管理要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要经常研究市场供求的变化，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杠杆实现国家的要求，给企业以不同的机动权。

局部改革，主要是农业和农村改革成效十分显著。社会生产在这一时期很快恢复，并有巨大增长，尤其是农业生产。以1978年为100，到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指数达到166.6，农业为152.6，仅6年时间，农业产值增加了一半以上。几种主要农产品和某些工业品有很大增加。同期，粮食从3亿吨增加到4亿多吨，棉花从216.8万吨增加到625.8万吨，油料从521.8万吨增加到1191万吨，猪、牛、羊肉也从856.3万吨上升到1540.6万吨；工业品中，布110.3亿米—137亿米，糖227万吨—310万吨，自行车834万辆—2861万辆，电冰箱2.8万台—4.9万台，电视机51.75万台—1003.8万台，煤6.18亿吨—7.9亿吨，钢3178万吨—4347万吨。随着生产增加、流通扩大，农副产品收购从557.9亿—1440亿元，增加一倍多，收购量占生产量的比例从20.3%上升到34.8%，农产品商品率提高，商品零售总额和集贸市场都有很大变动，农村和城市居民生活改善，衣着和农村住房的改善尤为显著，整个社会经济开始活起来了，市场，尤其消费品市场的供应开始充裕起来。

但这一理论也有局限性。首先，还是把计划经济看成公有制特征，限制了市场调节的扩大和改革深入；其次，市场调节的只是品种多、产值小、产销关系复杂的商品，一般是消费品且产值有限；市场调节不包括生产资料。这些局限性决定它可作为改革的起步。局部的市场调节适应农村为重点的改革，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它对生产力的推动也有限，只能调动社员和个体生产者的劳动和经营积极性，推动分散、小规模、市场范围狭窄的生产。因此，这种体制无法满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2.1984—1992年，是以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指引下，全面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时期。

改革在农村取得巨大成就，农业生产在短期内蓬勃发展，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农产品提供日益扩大的市场；要求城市工商业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加快发展，满足农民对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工业品，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不断提高的需求。农村承包制的成功、前一时期城市和工业改革所作的准备，也为改革的全面进行准备了条件。从国际形势看，世界范围正在掀起新的科技革命，要求我们加大开放力度，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和全面改革成为十分迫切的需求。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及其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以增强国企活力为核心而推进体制全面改革的开始。其理论基础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决定》指出，必须认识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在论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发展商品经济就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为认识我国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正确的历史定位和科学的理论依据，即把商品经济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围来考虑，从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情来考虑，而不再从理想中的计划经济范围来考虑，不再有“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提法了。大会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调节经济的两种形式和手段”，“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否定了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和对企业的直接管理。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报告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为依据的全面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在经济运行机制上，表现为计划与市场双轨并行，价格、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劳动、收入等方面既有来自计划的，也有来自市场的；国有企业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通过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把经营权交给企业，以契约等法律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国家的宏观调控，要从有利于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出发，通过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形成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除前一时期已明确鼓励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外，进一步提出私营经济、三资企业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体现出公有制体制内和体制外经济并存发展的改革思路，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

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把商品范围从消费品扩大到生产资料，不再把市场调节看成和计划经济相对立，这是进步的，可以作为改革的过渡性目标和全面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经济也确实有巨大变化和成绩。在双轨并行和双制并存发展的条件下，八十年代中期起经济快速增长，1984—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5%，工农业生产，特别是耐用消费品中新的三大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更有飞速发展，普及率很快上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绝大多数达到温饱水平。

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上的突破还不是根本性和总体性的，它的主要涵义还在强调自觉利用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发展商品经济，没有摆脱“计划”这种主观因素对“商品”、“市场”这种客观事实起决定作用的旧框框，总是笼罩在市场自发调节是资本主义制度特征的阴影下。实践上，双轨并存运行体制本身有深刻矛盾。按计划运行的，生产无视市场需求，投资缺约束、无风险，不计效益质量，攀比数量、结构和速度的老毛病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市场发育不全，特别是要素市场没有形成，市场不规范，宏观调控又未形成体制，难免出现无序现象，出现通货严重膨胀，物价飞涨现象，这说明双轨制不能长期并存，或是并向计划一轨，或是并向市场一轨，这是内在的逻辑。

3.1992年至今，是以制度创新为特点的根本性改革和发展时期。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特色的基本内容和探索完成，它构成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早在1979年会见美国客人时，邓小平就提出来了。从1979—1990年就此讲过10次，一贯倡导。1989年风波后，“左”的声音在1989—1991年又甚嚣尘上。什么计划经济是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基础上资本主义制度特征，把市场化改革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累见某些杂志上。在这个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我们改革的总设计师，不辞年迈，到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讲话。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一般提法上的改变，而是一次根本性的理论突破：（1）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姓“资”、姓“社”基本制度范畴的传统观念，形成两者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新概念；（2）否定了“计划经济为主”或“有计划利用市场”旧模式，代之以“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起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的新模式”；（3）突破了把“商品”、“市场”限于产品的狭窄范围，确立了总产出和全要素投入都可以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的新方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看，从开始时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式改革转向目标明确和在一定框架下有步骤建立过程；从体制改革内容看，由过去单纯破除旧体制转向建立新体制，即转向全面的体制创新；从改革的方式看，是变逐步、渐进单项改革为综合配套阶段性推进。

归纳起来，制度创新有如下几个方面：

（1）从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看，要使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在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下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在经济运行体制方面，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有序规范、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全要素和产出的、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制度；建立以间接宏观调控，保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和转变政府直接管理经济职能的宏观管理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多层次的、为城乡居民提供与我国国情相适应、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

（3）在基本制度方面，要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调整和建立能提高对国民经济控制力、起主导作用、限于必需范围的国有经济制度；建立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包括按要素分配的、效率优先、兼顾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

（4）对外开放方面，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开放制度。

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来，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中共十五大以来的历次中央全会，七八年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继续取得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居全世界前列，我们成功地克服了严重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又在努力扩大内需，化解通货紧缩，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回顾50年走过的道路，瞻望新世纪的前景，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强、高科技挑战、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和进行结构调整，以及和我们即将加入WTO的条件下，更要认清形势，把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开放更加积极，在新的50年中作出更大贡献，使中国能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