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诚力致兴顺和

精诚力致兴顺和
——云南兴顺和商号的兴衰

19世纪中叶，正是云南新兴(今玉溪)手工织布的盛行时期。当时在玉溪男耕女织的传统，蔚为风尚，每家子女结婚满月后，父母就给儿媳织布木机1架，纱线2捆，交代她织布。尔后儿媳衣着的换新和日常零用，就由自己织小布换纱取得的盈余来开支，所以玉溪青年妇女织布成风。因此，全县布匹的成品，也就不少。龙门村(今大营)回族马佑龄(字仁山)自小拜师习武，咸丰五年(1855年)，他应试得中乙卯科武举，但他不事宦途，立志从商。马佑龄看准了以纱换布能获利，便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到北城贸一铺面，号名“兴泰和”，专门经营以纱换布的贸易活动。他从昆明购进棉纱，兑换成布后又销往昆明，由于马佑龄善于经营，生意兴隆，获利可观。从此，他便由昆明购纱运玉溪，由玉溪换布运昆明销售。由于马佑龄为人厚道，较其他布店取利偏低，加之对人态度好，换布妇女，都乐于到“兴泰和”换纱，因而换布日多。他又与昆明杨恒丰号接上关系，杨恒丰号资本较大，与“三元号”、“裕泰昌”等号，为布业大号。兴泰和与恒丰号来往日久，私人情感增进。恒丰号指引加染的青布、蓝布、红布，川、黔销路非常广，马佑龄得此信息，遂高工资聘得侯家堆老柒匠。由于当时还是土法，用农田所栽的靛，所以马佑龄一面购靛染布，一面劝助本村农民多栽靛。老匠人得到优厚待遇，精心效染，初运昆明的青布、蓝布，经恒丰号鉴定，认为可和广东布媲美，初而恒丰号悉数接销，继而货数日多，自销数与日俱增，兴泰和的招牌，也就打响了。

在生意交往中，马佑龄认识四川布商胡敬之，二人相约组织一批青、蓝、白布运销成都，竟获良好机遇，行市看涨，于是马佑龄在成都设立分号，大销玉溪布匹。其间娶黎氏为妻，生子取名马启祥。马佑龄在成都发现四川编织的草帽，色白黄且亮，边宽大，于暑热天极适用，既轻且凉，颇适于本省元江、思茅、励海、南娇一带使用，于是选购一批运玉溪试销。一进夏季，农民从事耕作的较多，初而男子喜戴，继而妇女赶街，也很欣赏。草帽以其色泽鲜亮，质轻边大，人们均感时髦。从此兴泰和的草帽，又名扬玉溪、墨江、元江、思茅一带。

马佑龄于是生意兴隆，日趋富有，便有了朝觐的意向，在安排完家事、号事后，前往“麦加”。马佑龄与其外甥马联元(字致本)一道经缅甸前往麦加朝觐。他们走后不久，云南发生杜文秀反抗清政府建立大理政权的事件。马佑龄于19世纪60年代初返归故里。得知云南回民起义惨遭镇压，马佑龄经上海绕到成都，打听云南消息，事稍平息后，马佑龄返回玉溪，得知家人已大部遇难，悲伤已极。马佑龄在龙门村(大营)建盖住宅1所，共50多间，取名“佑启堂”，大门口置石狮一对(至今尚存)，两侧悬“佑启文运”，“应承武烈”对联。另建别墅1座，取名马家别墅。

回民起义失败后，大理幸存回民马升元、沙河清等10余人逃难来到玉溪，马佑龄指点他们到泰缅边境做贸易。事虽艰苦，利润较厚，逃难人得到温厚长者的指示，必要时还可以得到资助本金，购买骡马，采买边地畅销货，连同兴泰和赊给的草帽，做起了到勐海、南峤、盂连一带来往的生意，兴泰和的草帽也畅销到傣族人群中去了。通过马升元等人提供的信息，马佑龄得知泰国有德产洋靛，染布色较鲜艳，技术也较简单，兴泰和此时资本已日见增大，遂派人到泰国青迈，洽购洋靛，从此在昆明又开展少有人做的洋靛生意，大发其财。

马佑龄有四子，马启祥（黎氏所生）、马启元(胞姐过继)、马启华（马氏所生）、马启端（黎氏所生）。马启元后作部委商务总办，马启华曾任贵州大定府官。马启祥长大后，仪表甚为出众，天资聪颖，性情温和，待人接物，诚信不欺，成人后热衷于商贸，遵父命掌管昆明营业，购买得马如龙家新公馆，与庆云街原号房连通，号址扩修一新，局面大张。马佑龄看清此子将有所作为，晚年一心从事宗教的念经礼拜，将家产房屋田地，分结弟兄三人，号事交给马启祥(字心泉)。马启华读书颇有进步，乡试得中举人，曾授贵州大定府尹。马启瑞体弱，遵父命出资与马启祥合营号事，改号为“兴顺和”。马启祥接掌兴顺和事后，办事有条不紊，主张扩充营业，当时云南盐务，黑井、元永井盐，销迤西及滇中区，磨黑盐销迤南，川盐则限销昭通、东川、宣威、富源，各有供销区，不能越境。此时川盐销滇，行商太乱，马启祥主张川盐向滇运销，并向盐运使署承认统一包销，得到批准，即将成都号扩大，加派往自流井盐的发运，及纳溪转运，两地经理人员，迅即招工分路背运(当时交通工具，仅限于人背马驮，而从纳溪经永宁、毕节、威宁，分路；运昭通，一运宣威，都是崇山峻岭，马驮不如人背的便利)。宣威人善背，工人全由宣威招雇。由于组织有序，办理以来，一切顺当，交款按期完纳，取信盐署，无所更动，盈利颇丰。马佑龄见其子作为不凡，更为筹添资本，凑足银子40000两，增加资本。

清政府自遭受八国联军的严重打击后，库帑空虚，大开纳采捐官之例。马启祥以兴顺和号局面开展，积极想扩大营业，他羡慕同街的“百川通”汇号营业的发达，常有以积储的现款来号存放者，纵观几方面情势，马启祥决心谋取一官半职，这样就易与官方接纳。于是，他援照纳粟捐官之例，出款捐得“观察使”(道台)官衔。渐渐的，官场来往日多，有候补官员得到“实缺”(府县官等)而宦囊羞涩者，竟来号商借赴任旅杂费用，允到任后汇还。启祥联想到自己借出之款，还要从别号汇还，何若自己成立汇号以为利。从此遂陆续与滇东之昭通、东川、曲靖，滇南之蒙自、个旧、文山，迤西之楚雄、下关、保山，加原有生意的玉溪、墨江、元江、思茅等县，均先后成立汇号。从此，凡官员有贷款赴任的，除贷款由本号汇还外，并商定尔后府县应解交省藩司(市政使，掌全省财政赋税)的钱粮税课，一律由本号驻府县的分号汇兑，代交藩司，一时兴顺和号的经营活动局面大开。

马启祥用人，唯才与能，不分亲故族别。他将选出的贤才派往各府县成立分号，更联想到当时交通不便，都以马帮为主，于是进一步拟化重为轻，兼营名贵山货，如鹿茸、麝香、三七、龟鹿胶等，用夯重的银两，购买名贵的轻俏货品，加以汇款入号到解缴藩司，以路程的远近而定，有相当一段时间，在号内掌握，形成资金逐渐膨胀，自然可借以增大经营，营业更扩及成都。时间长了，省内官员调署外省的也不少，不只是云南人的储款，须汇回家乡，就是外省人也常转汇家乡。马启祥为适应这种情况，亲自出马到上海、汉口，调查了解地方情况，结识了一些朋友，归而筹划在汉口设立第一分号，上海、长沙、天津、沈阳、北京、广州均设分号，均归汉口号指导，账务年终结算，报昆明总号外，并须报汉口分号查核。从此，汇号追设各省，业务日益发展，广东设号后，得知外商经营范围极广，海外信息变得更为重要。启祥想法更多，派干员马文清驻港设号。让马文清广搜信息，深入了解港商情况，为进一步经营，打下基础。

此时云南有“百川通”的汇号，“同庆丰”的“碗花”(瓷器上写字画花，垄断专营，干海子外有一山盛产碗花的矿，同庆丰独家开采，运江西销售，资本雄厚)。“兴顺和”与两号已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在云南回族中经商的，更没有出其右者，由于个旧号与锡矿主的来往密切，其中石屏人陈某(忘其名)也是官兼办矿，与马启样颇为接近，提议让他成立锡务公司，并约兴顺和投资。马启样以投资多，取得股票多，被推选为总经理，陈某副之，公司成立，新的局面，事事有章则，资本大，远非一些小矿厂可比，更由于常和同庆丰王小斋来往，得与小斋所办的耀龙电灯公司德国技师接近，常相往来，于是马启祥专辟花厅楼上，装饰一新，专邀外国人饮宴，由耀龙公司技师介绍，他聘请德国专家到个旧，改进掘矿、吊车、运送、冶炼等技术，公司日见增产，成色也较为提高，运经香港外销。由于经营有方，获利丰盈。公司为谋扩大业务，拟增加资本，得知铁路局议修滇川铁路而未果，存备款项不少，马启祥向铁路局借得银元40000元，其他亦有增加股份，多财善贾，锡务公司业务，更为活跃。

云南东川罗雪老厂铜矿，虽已开采有年，终因资本有限，土法开采，生产较差，得知锡务公司情形，专人来与启祥洽商支持，经派人到实地勘查，如须彻底改进，需款太大，仅作初步改进，投资万余元，适乃弟启华由贵州大定交卸回昆，决由启华(字畅辉)前往办理，改为东川矿业公司，启华任经理，依公司条例，亦增招外股，经此次改进，经营管理，面貌一新，业务渐有起色。

兴顺和号自马佑龄创办“兴泰和”以来，马氏一门多财善贾，经商人才辈出。子辈有马启样、马启瑞经营“兴顺和”号，马启华经营东川矿业公司，过继子马启元，经营商号“兴义和”，光绪年间官至“授建威将军，总理云南商务总会事，花翎补用副将加三级”(正一品)。孙辈之中马启祥长子马献文，精通英、法文，曾与法国人合资在昆明三市街开设“沙发理”洋行，经销法国轻工产品及小型机械。后又受英商聘为“英美烟草公司”云南经理，1930年病逝。

清宣统初年，兴顺和号进入黄金时代。成为清末叶云南回族中绝无仅有的商业巨擘，而且笃信伊斯兰教，对扶持宗教，不遗余力，供给昆明、玉溪等地经堂教育的学生，先后为数逾百。马联元首倡天经木刻版，得大力支持。初办不久，联元归真，请昆明南城寺掌教田家培继续书写，即在南城寺刊刻，启元、启祥，出钱出力，经近两年时间，刊刻完成，印刷出版，全省回民诵读称便，以先购到为幸。(此项木刻版，现在仍是全国特有的珍版。)。

世事沧桑，风云突变，兴顺和号正兴旺发达之日，武昌起义震动全国，端方、瑞澄等满清大员，都被逐而逃走。北军继续南下，双方激战不已，汉口发生大火，兴顺和号的汉口第一分号被殃及，负责人以抢救致伤亡，账册全毁。影响所及，上海、天津等号，相继倒闭，仅有四川、香港两地负责人，带同账册回到昆明，这样巨大的损失，使兴顺和无法支持，商号纷纷解体，而且两矿也无法支持经营下去。

云南护国军兴，军用浩繁，铁路局外借款项，一律催还，启祥弟兄多方筹措，无法赔还，不得已具情上报获准，宣告破产赔还，房屋、田地、股票一律交出。马启祥忧郁成疾，于1918年疽发背而归真。乡人感其一生对教对人的诚厚，迎葬于玉溪大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