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凭信誉货多销

昌凭信誉货多销
——昆明原信昌商号

云南的原信昌商号在上个世纪初，曾经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商业传奇。原信昌号总号设在昆明，并在墨江、思茅、江城等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及茶厂，主要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的生意。说起原信昌，还得从河西回民马同柱的父亲赶马驮运，跑马帮说起。

云南地势多为崇山峻岭，交通极端不便，早期在没有公路铁路以前，货物的长途流转，都是依靠牲口驮运，当时敢远走普洱、思茅以至车里、佛海(即西双版纳)并进入泰、缅、老挝的只有回族人的马帮，其他如汉族人的马帮是不敢走这条线的。

这条路上气候炎热，瘟疫疟疾流行，人畜都容易得病。从思茅进去，山高林密，野兽出没，有些地方，荒无人烟，所走茅路，长满草木，还得路熟的人在前面用大刀披荆斩棘，开出路来；遇到沼泽泥潭，骡马过不去，要割草砍木来垫，尤其要注意有些河道有蝎子，马从水里游走过河时会来咬马。有时远远听到虎啸，得停下来，下了驮子，就地打桩把骡马拴好，以防惊跑，再用树枝和驮子把骡马围成一圈，在圈外烧起火塘，人就荷枪实弹，小心防守。至于在到达思茅以前的沿途，有土匪出没，还得准备枪支子弹，以防抢劫。所以走这一条路，不仅艰苦，还要冒生命的危险。

回族马帮走这一条路，大约开始于清光绪初年(1875年左右)。去的时候除了替思茅号家从昆明驮运货物外，自己也买些货物，如红白毡子，推烟(即用机刀推切的烟丝)、黄蜡、辫子、花线、笠帽、钢铁器皿等，本钱多的还可带点黄丝、土布等货。到了缅甸的景栋、腊戍、曼德勒，或泰国的清迈，老挝的丰沙里等地，将货物卖出。赶在雨季前买好棉花驮运回来。这种生意叫“走夷方”。马同柱的父亲是个马锅头（一个马帮的首领），就是在这个时期赶着20多匹骡马，做这种生意，每年驮回来的棉花，到思茅时价钱好就在思茅卖掉，价不好就驮到河西家乡零售。

马同柱的父亲上了年纪后，将赶马事业交给了马同柱。经过两代人走夷方的辛苦勤劳，不但积攒下了一些资本，而且在这条路上从墨江、思茅一直到泰缅边境与号家和商人的接触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为原信昌商号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上世纪20年代，马同柱将驮运业交由其子马子厚继承。这时马家认为这条路太辛苦，疾病又多，也应发展思茅以内的生意。于是把原来设在华宁县盘溪的酱油作坊卖与他人接手，将价款添作本钱，1919年在墨江开设杂货店，沿用源馨斋牌号，从昆明驮运百货、布匹、棉纱以及可以远销泰缅的货物到墨江销售，并在墨江收购紫胶、獭猫皮、牛羊皮远销昆明。昆明的商号交由马泽如经营。这时马子厚先到江城买茶，驮入老挝销售，并由老挝交木船运往越南销售；为了发展业务，马子厚又来思茅成立了原信昌杂货店，不久交给其弟马子明负责经营，他前进到泰国，并在泰缅边境的景栋、掖市、者海等地设了几个运货点。此后的原信昌即以墨江、思茅为主要基地扩大贸易经营，在思茅销售的货物，由昆明运到墨江后，从墨江按照需要拨到思茅，再从思茅进泰、缅；返回时驮的货，能在思茅、墨江销售的则酌量留下一些，多数转运昆明。老挝方面由于马子厚曾去江城买茶运销老挝、越南，得知经老挝、越南外销香港的茶叶，很得利；于是在江城成立了茶厂，牌名敬昌茶号，揉制七子饼茶，驮入老挝转运越南、香港销售。并在江城开一个百货店，销售的货物由墨江拨过来，于是江城也就成为原信昌的一个重要基地。因为这里距离老挝较近，出入也很方便。此外，由于墨江到昆明之间货运路线太长，当时的交易多以硬币银元为主，转款也不方便，原信昌马家又在昆明至墨江中间的元江设了一个转运点，并在墨江至思茅间的磨黑盐场开了个源馨斋杂货小分店，主要办理转拨现款的业务。于是原信昌号的业务基地，即从昆明、元江、墨江、磨黑、思茅、江城以至泰缅、老挝边境的景栋、掖市、者海等基地连成一线；原信昌号在经营中注意发展和巩固原有的信誉基础，就使得原信昌的货物运输和资金周转非常灵活。

当时的原信昌业务除了商品货物的流转经营外，还有揽运洋关驮及开办汇兑两项重要经营：

1.由于清政府与外国所订的屈辱条约，沿袭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代，云南所有海关、盐务、邮政仍然是外国列强把持当政，当时思茅海关的外国管事在土匪横行的情况下，了解到原信昌的信誉，把他们和蒙自海关往来频繁的运输业务，一律包给原信昌驮运，称为驮洋关驮，运费可照一般运价加一倍。这是不仅运价高一倍，而且洋关驮不受检查，还可挟带大烟，获取更大利益。

2.由于民国政府的纸币不断贬值，在这一路交往的货币，大多是银元硬币，有云南省的半开银币、国内的大洋银币及墨西哥的鹰洋银元等，携带不便，而途中又多匪患，所以外国人主管的海关、盐务稽核所、邮局等部门，都需要解款到昆明，他们不放心别家商号，就专要原信昌承汇，甚至官府的汇款，也找原信昌汇款。这些汇款的数目不小，一般的交款期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原信昌既可收取1.5%的汇费，又可在汇期内用作周转资金，是有相当利益的。同时，还有许多从思茅走越南、老挝的马帮和商人，他们回到思茅时，大都为了携带便利、带来了许多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越南发行全境通用的纸币(称为法纸，又称越币)，需要兑换成银元，以便迅速出境办货，兑换价格低于昆明的东方汇理银行收兑牌价，有时因急需，还不惜以较低的价格兑换，原信昌就用收来的汇款源源不绝地大量收购法纸，运到昆明向东方汇理银行兑出银元，获利很是可观。

之所以原信昌能承办其他号家难于承办的洋关驮和汇款业务，主要是凭借原信昌平时建立起来的信誉，但也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可以保证安全。原信昌在货物流转只能利用马帮，而沿途又多匪患的情况下，不惜本钱，购买了枪支乃至机关枪等武器弹药，由自己的马帮护运。同时，沿途的士绅大户等都与原信昌有来往。

19世纪20年代中期，马子厚常驻泰国，经常往来于边境几个据点和曼谷之间，处理买卖和调运货物，此后，马子厚和一个泰国姑娘结了婚，这个姑娘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泰国人，也是伊斯兰教徒。亲友中不少是在泰国政府部门工作的，对原信昌的业务来说，泰国的业务也得到了发展。马子厚在曼谷又被推为云南同乡会会长，因而也就和福建、广东帮的侨商拉上了关系，这些关系在买卖交易中很有帮助。这些因素也对原信昌的业务发展和扩大，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原信昌经营的货物，是经常性地在墨江、思茅、江城几个店铺销售和转运，从马掌、钉、铁、铜器皿、推烟、笠帽、布鞋、针、线等低档货，到毛毡、花辫、布匹、花、纱等中等货，又到绸缎、呢绒、参、茸、靛精、金银首饰等高档货都经营。但是，更主要的大宗物品，而且给原信昌带来丰厚利润，使其逐步发展壮大的，则是以下7种货物。原信昌在采购和运销中，都根据每一种货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经营方式而大获其利。

1.大烟。民国初年虽明令禁烟，但有名无实，边疆地区照旧种植，商人运销只要缴纳重税(名叫烟厘金或罚金)即可凭证通行。到了1920年唐继尧为了筹办军饷，进而大开烟禁，广收罚金，还美其名曰“寓禁于征”。以后龙云当政，也以此为一大财源，到1936年，甚至搞起官商合办以至独家官办的特货统运处，垄断大烟的收购运销。在这段时期，大烟利厚，昆明的大商号，几乎无一家不做大烟生意，原信昌也大批做这种生意，其经营方式是：在澜沧、佛海和缅、泰、老交界的边区地带，购买所谓“励海货”等上等货，驮到昆明卖给广东帮，广东帮用来提制吗啡，每次交易一般是10多驮(约2万多两)，赚了大钱。卖后又在嵩明、寻甸、思茅的沿途几个基地买进质量较差的低价货，熬制成干膏，再装入马口铁制成的盒子，密封锡焊，每盒装100两左右，然后又驮到缅、泰、老边境销售。由于这种干膏装入密封盒内，既无气味溢出，又方便携带，且经过熬制浓缩，质量较好，因而销量大，价格高，利润更厚，一般是100%～150%的利润。当时泰、缅、老都禁烟，泰国还派出所谓皇家的武装入员流动巡查，就不像在国内那样自由买卖了。不过，缅甸、老挝禁烟并不认真，老挝的官方，有时还向原信昌买烟。几年下来，原信昌做大烟生意就赚了好几十万两银子。

2.鹿茸。原信昌主要在老挝丰沙里、猛笼城、泰国边境一带收购鹿茸。原信昌的大烟干膏很多也就是在这些地方卖出，卖烟买茸自然更为方便。这里大多是山茸，特别是老挝茸比泰国茸要好。买时是成批交易，包括好货次货老嫩在内，这就必须对于看货估价确有把握，因为这是以后赚钱多少的关键。买入后驮到墨江把老鹿角和附角留在墨江熬胶，其余分级标号估价，按照货物的适销对路情况，把稍次价低的货在玉溪销售，其余的运昆明。原信昌销售的鹿茸，一般是货物一到就能销售一空，不让它积压，所谓货不停留利自生。当时有人评价原信昌卖鹿茸的经营为“买到地头，卖到地头”意思说没有中间的转手买卖，不仅有赚无贴，而且赚得多。当时原信昌出售鹿茸的利润平均约为50%，赚了不少钱。还有在墨江熬制的鹿胶，也成了有名气的副产品，由于原信昌加工认真，坚持清除泡沫，不掺杂质，因而清明光亮质量较好，不仅商人贩运，有些过往旅客也时常购买。此外，虎豹骨、虎豹皮和熊胆犀角等也都有利可图，原信昌买入后，运昆明销售。在原信昌出口的山货中，麝香销往泰国是有利的，由于买方认为质量是越大越好，如果大小混在一起出售，买方会说皮壳太多，出不上价，所以原信昌在运出时是先发了水，然后把小的皮壳夹开，细心地拿出面子来，用香槽打进大壳里，卖样既好，又无蚀秤，也就能赚钱。但因货数少而又麻烦，也非大宗经营(每次付运只是三五斤，每斤价四五百元)。

3.水獭皮。獭皮一向用来做皮衣领，质软、耐用、美观，是名贵皮货。这也是原信昌赚钱较多的商品。原信昌在墨江的分号收购水獭皮，然后运昆明卖给北京帮。后来探知北京帮是把皮子运到北京熟制后，做成护耳帽或大衣领以高价行销于东北的安东一带和朝鲜，而朝鲜商人还转手卖与日本商人再从中牟利。原信昌认为这种货物很有发展前途。于是就适当提高收购价，让彝族猎人感到有利可图，并随之提高卖价，保持厚利经营。水獭皮平均价当时为每张皮银元20元左右。卖价一般可以做到对本对利，在40元左右。如此高的利润原信昌就用各种方法鼓励猎人到边远大森林区里的湖泊河流里猎取，采取了先垫支给猎户外出的开用盘缠，等回来以獭皮作价算还的办法；有时用原信昌的货物来抵付猎户。当时一些彝族青壮年组成几队人，每队少的六七人，多的10余人，各带猎狗四五只到七八只以及工具等，每年于九十月间分头出发，远走到老泰缅边地，到次年二三月才回来。每队多时能捕到二三百张，少时不足100张。为了使他们不至在中途把皮子卖给别人，原信昌暗地送给每队的领队人按每张獭皮现金5角。当时原信昌每年经营的獭皮，最少是三、五百张，多时近千张。

4.茶叶。江城一带产茶，但以易武所产较好，这一带的茶制好后，存放几年味道更浓更香，甚至有存放到10年以上的。出口行销香港、越南的，大多是这种陈茶。因为一方面经泡，泡过数次仍然有色有香；另一方面又极易解渴，且有散热作用，所以香港人很喜欢喝这种茶。原信昌在江城成立敬昌茶号揉制七子饼茶，就是看到外销很有发展前途。但在试销初期，敬昌茶是新牌子，抵港后只能以低价求售。经过原信昌在揉制过程中认真剔除老杆黄叶，改进工艺技术，提高质量后，牌子逐渐打响，价格有了提高。由于越陈的茶卖得价格越高，原信昌一方面在江城收购陈茶；一方面增加揉制产量，从每年生产二、三百担逐渐增至1000担左右。同时加强外运，分3条路线运输香港；一路由马帮驮到昆明装滇越火车到海防再海运到港；第二路从江城雇牛驮到老挝坝溜江下小木船进越南转口运港；第三路从江城雇牛或马帮驮到老挝或景栋转运到泰国曼谷，后再装海轮运港。这样源源不断地做了些年，赚的钱，确实不在少数。到1940年冬季，日本发动南进侵略，占领了越南，这时几家石屏人揉制的名牌茶运不出去，资金无法周转，急于以贱价脱货求现，加上其他几家茶号加工的茶，也在同样情况下要贱价出售，约二、三千担，原信昌以资金雄厚，运输上还有从泰国运港路线可走，就一齐兜买下来，此时正值香港存货稀少价格高涨，原信昌的货卖了高价，获利更不在少数。

5.靛精。1937年前后，昆明漂染行业所用靛精都是进口货，称为洋靛，最行销的有德国大德颜料厂，瑞士汽巴厂的狮马、牛头等名牌。原信昌从泰国运来干靛、水靛到昆明经营靛精，除办狮马、牛头等老牌外，也办美国南星公司的新牌及英国的鸡牌染料。经营中，原信昌采取三种办法：其一是，做现货期款的靛精生意，由于靛精虽然利厚，但本钱也大，当时100斤(2筒)靛精的价值就要现金七八百元(约合黄金五六两)，原信昌能先取现货付运，到期才交货款，在资金周转方面不占资本。其二是，灵活售价，占领市场。原信昌根据市场需要的品种购运来的靛精染料，在沿途特别是对玉溪、通海、河西一带的染坊就能销售一部分。大部分货运到昆明后，则灵活掌握价格，凡是别的商家有的货，原信昌的价就低些，少赚或不赚，甚至贴点本，别的商家没有的货，原信昌价格高些，许多漂染作坊就有认为原信昌的价值公道，货色齐全，并成了原信昌的老主顾。就这样，昆明的市场渐渐地让原信昌占领了。其三是，利用时机，囤货居奇。1940年9月，日本南进侵略占领了越南，割断了滇越铁路的运输线，别的商家无法来货，被迫停业。原信昌抓紧放手在曼谷和沿途买货，赶运入境，到1941年曼谷香港被占领时，原信昌已买进了大量的靛精染料。这批货就成了奇货可居，价值是一涨再涨，按黄金价值说，是从每百斤靛精值黄金五六两最高涨到了18两，原信昌当然赚得到了暴利。

6.象牙。象牙是原信昌大宗经营的货品之一，利润一般在20%左右，不过销量很大。过去昆明集中在一条文庙街就有不少象牙工艺店，所用原料，主要是原信昌供应，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原信昌清点昆明的货物，其中还存有3000多斤象牙。可见原信昌经营象牙数量之大。

7.紫胶。紫胶是墨江的特产，原信昌从1919年在墨江开店就一直大宗经营。经营的方法是，由墨江商店收购，遇到有运价低廉的马脚，才集中运昆明一批，主要销售给木器店，四川客商也采办此货。此货在缅甸也有市场，原信昌每年的进销量在1万斤左右，利润平均为20%。

随着原信昌的不断发展，原信昌马家陆续在各地置田买屋和盖新房子。到抗战胜利时，除在河西一片—片收买共有300多亩田地外，也在玉溪、墨江购置田地，就连思茅也购置了1000多亩。同时，原信昌大兴土木，在墨江、江城、思茅都购置房子，连成都也花了200两金子买了一所房子，昆明更不必说，除在祟仁街买了一大所住房外，又用400两金子买了四栋旧房子来拆旧盖新，盖两幢西式新房子。这两幢西式房子，造价昂贵，基础是挖下6尺打梅花桩，先铺鹅卵石浇水泥，再下大毛石与水泥，出土才用五面石镶砌，墙宽3尺，房屋的布局有汽车房、水池，内部装修考究，窗架都是从泰国驮来的，1949年初才盖好。这两幢房子连买旧盖新一共花了2000两金子。河西盖了3所中西式房子，先盖了一所很考究的大房子，花了近30万元，但是还嫌不好，又盖第二所，盖好后，因为有钱再盖第三所。原信昌建房设计施工请的是上海师傅和安南师傅。雕镂细致，金漆彩画，一堂格子门的雕工就用了2000多个工；建筑材料要自己烧砖瓦、开石堂、选料伐木，到1949年才建好，还没等到入住云南解放了，马家一天也没住上。已住的一二两所，花园内养着孔雀，有锅炉间及很好的沐浴设备，宴请宾客摆百十桌酒席还很疏松。原信昌还请了国民党的大员和书法家大题匾额什么“五世其昌”等等，其中，有蒋介石、于右任、白崇禧、冯玉祥、朱庆澜、张继、龙云及书家蒋松华等题写的金匾。

到1949年，原信昌的全部资产，包括国内外的流动资金，货物约占60%，田地房屋等不动产约占40%，总值黄金2万两左右。可以说是豪富之家了。在土改中原信昌的田地和房屋分给了农民，其他资产后来进行了公私合营，从此结束了原信昌商号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