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番磨砺方成器

几番磨砺方成器
——杨家“福喜堂”的历史

从元代回回人定居呼和浩特以来，仅就商业方面来说，他们的贡献就很突出。20世纪初期，在回族名商大贾中就有8户，他们被称为“回族八大家”。“福喜堂”杨氏家族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家。

杨家世代居住于北京马甸。祖上谙练武艺，精通拳脚。清后期，有一位居住在地安门的满族武士到了马甸，逼杨氏与其比武较量。二人交手过程中，满族武士出言不逊，令杨氏大怒。二人再次会面过招时，杨氏出手迅猛，伤及对方的要害，致使这位满族武士立倒身亡。在那时，一个“穷回回”竟敢出手杀了一位吃皇粮拿俸禄的旗人，这岂不闯下塌天大祸。在万般无奈之下，杨家只好连夜举家外逃。杨氏几门人，各家挑着担子，扶老携幼，沿路西行，逃亡至塞外边城——归化城。杨氏几门人，分别隐居在归化城各处。为了避祸，他们基本上互相不往来，各行其是。

杨氏家族中有个叫杨发有的，他来到归化城，先住在了一个车马店里。初来归化城，人地两不熟，以打工为生，艰难地维持着生活。不久，杨发有在南顺城街租了一间小房，定居下来。他典当了母亲的几件较好的衣服，稍稍置办些家当儿，开始创家立业。

初期，杨发有在离家不远的项家菜园子为人家种菜。因其吃苦耐劳，老实、厚道，颇受雇主信任。在菜园子打工，工作时间不足半天。其余时间，杨发有就在马莲滩(今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民街一带)有意接近几位回族屠户，在交往中学习手艺，摸索屠家的经营规律。半年后，他边在项家菜园子打工，边贩牛羊肉，用单轮车推上，到大召前面出售。每天给大召交一定的地皮钱。由于杨发有童叟无欺，小买卖做得较有起色，天天所贩之肉卖得精光。一年后，资金略有积累，他便与大召的主事人协商，在大召前路西家庙巷租赁了一块固定的地方，搭起一个简单的小房子，把生意做得更加红火了。

杨发有是位有心计、有抱负的创业者。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依旧省吃俭用。卖肉3年余，他便在马莲滩购置了自己的第一处宅院，有了自己固定的住所，发展事业的信心更大了。这时候，他自己也有能力去贩牛贩羊，独立屠宰。牛羊肉有的自己去卖，有的送给饭馆，皮子卖给皮毛店。杨发有是位说一不二、言而有信的生意人。因此，“相与”(合作伙伴)渐多。给他送羊的羊贩子们，送去羊只需杨发有写个字据，年底清账。同样，杨发有也不跟贩肉的人和皮毛店的人要现钱，记账年底结清。商业流通的空间更广阔了，流通的速度也随之加快，获利自然会更加丰实。

杨发有致富了，不忘穷苦同胞。周围无路可走或生活无着的人，得其帮助和接济者，不在少数。他先无偿提供给他们羊肉，让他们去卖，以后有钱再还。当发现其中有的人确是经营的好手，便精心传授经营之道。当然，发现确无经营头脑的人，他便借钱给他们，指引他们去干别的行当。杨发有帮助别人时，较为慷慨，但他的生活，却十分勤俭。他穿的鞋袜，补了又补。就连一顶毡帽，也是补丁落补丁，一直戴了20余年。一日三餐，基本上粗茶淡饭。

杨发有起家几年后，卖肉的地点从大召前，移到了羊岗子，并起字号“万恒店”。他的门脸儿旁是位姓哈的回民，这位哈氏经营皮毛。每天早晨开业前，杨发有刚将肉吊上案子，哈氏总是在其门脸外抖皮子，做着开张前的准备工作。哈氏也许没有意识到，鲜肉怕飞来的毛。一日早晨，哈氏又在起劲地抖皮子，杨发有有些忍不住上前道：“老哈，最好能到远处抖皮子，毛落在肉上就不好卖了。”没等杨发有说完，哈氏就不客气地回敬了一句：“你不是有钱吗?你买下羊岗子，我就抖不成皮子了。”杨发有听毕，二话没说，转身回了自己的门脸儿。从此，大家看到杨发有用白布做了一个罩子，将卖的肉围挡起来。常言道：“为了一口气，卖了三亩地。”杨发有正是如此，他受此话的激励。几年以后，当他有了一定的实力时，便找到羊岗子的主人——丹府，商量买地事宜。羊岗子的布局基本类似现今的自由市场，大家就地设摊，下午丹府派人来收地皮费。羊岗子较大，卖东西的卖艺的也不少，但所收到的地皮费不多。丹府对羊岗子费心挺多，收效却不大。他们正筹划着出售羊岗子，正好杨发有找上门来，双方的购地协议很快谈妥，杨发有用300两白银购买了羊岗子的产权。双方办了契约，算清了钱。次日，丹府派人到羊岗子宣布了这一消息。

羊岗子易主的消息传出，众人普遍认为，杨发有这回总得给哈氏一点颜色看。不料，他没有对其有一丝刻薄。他每次到哈氏摊前收费时，总对哈氏讲：“今天你挣了钱就交费，没挣钱你就说一声，我就免了。”有一回，杨发有还专门到哈氏的门脸儿前对其讲：“要是地方占不下，可以再扩大一些，我们自己的地方好说。”他的行为，令哈氏感动。以后，他们二人就成了好兄弟。

杨发有一生曾娶妻两房。第一位夫人是归化城的白氏，为其生一子(即杨万)二女。杨发有40多岁时，夫人病故，他又续弦山西右玉的马氏为妻。马氏也为其生一子(即杨福)二女。

1910年，杨发有去世，终年68岁。他“无常”(逝世)前，已创立了较大的家业，其中仅房地产就有27处。现将有记载的地方记述于下：(1)南顺城街路东住宅两处(约1亩地)；(2)羊岗子；(3)哈拉沁两顷地(用于放牧牛羊)；(4)“玉和庆”干果店；(5)“庆春堂”药铺；(6)“海马”木匠铺；(7)“玉和成”面铺；(8)住宅小院两处；(9)“玉成功”煤炭店；(10)住宅两处；(11)“万盛泰”布衣铺；(12)大西街5间门脸儿等。

1910年，杨发有逝世前，给两个儿子杨万、杨福正式分家，并叫来自己的3个女儿和2个女婿来作证人。财产及住宅兄弟俩各分一半，住宅是哥东弟西。“万恒店”(钱铺)的存款，二人平分。“玉和庆”门脸儿三间及暗楼，兄弟俩平分。另外12处地产，兄弟俩各得6处。之所以将住宅和“玉和庆”平分，这其中包含着杨发有老人的一片苦心，他欲以此为牵制，怕后代随便变卖家当儿。

杨发有病故时，次子杨福年仅14岁，老人指令长子代管弟弟的财产并且给两个儿子各起堂号，其中，长子杨万的堂号叫“福寿堂”，次子杨福的称“福喜堂”。

从此，杨氏二堂分立，兄弟俩开始了自己各具特点的创业道路。

“回族八大家”中，包括“福寿堂”和“福喜堂”。兄弟俩同时发迹，这与他们的父辈创立的基业上继续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记述“福喜堂”的历史。

杨福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号海如。在叔伯兄弟中排行为五，人称杨五。其母亲马氏是山西右玉人，娘舅家的亲戚生活于山西等地，与兄长杨万相比，他显得孤单无援。

杨发有故去后，杨福更显孤苦，家产由家兄代为料理。年小而失去父母疼爱管教的杨福，因吃穿不愁，成天游手好闲。杨福娶兄长杨万的姨妹为妻。平时杨福妻子一直在杨万的伙房做工。杨福不顾家室，慢慢又染指赌博，成天混迹赌场，夜不归宿，且愈玩儿愈大。杨万苦口婆心地劝说弟弟，但收效甚微，不少人在背地里叫杨福“赖小子”。杨福在沉溺于赌场的3年，将父亲留给自己的家业几乎输的干净。一天，他又从赌台上失败而归，精神萎靡，见到妻子就急不可待地索要地契房约。他精明的妻子，坚决不给，在家里人的反复逼问下，他才讲，这次他与驻军的一个军官赌博，一输再输。他赌性不死，总想追回赌注，可每况愈下，残局难收。这位军官是赌坛老手，心黑手辣，扬言如果杨福不能按期送去赌资，就取下他的项上人头。

几年来，兄长及亲朋好友耐心规劝，杨福全无悔改之心。这回引来了杀身之祸，他才幡然悔悟。经亲戚周旋，杨万答应替弟弟还赌债，但弟弟居住的半个院子的产权归他所有。平息这场风波后，在众人的说合下，杨福又用羊岗子和“玉成功”的两处产权与兄长换回半个院子的产权。

三年的赌场教训，使17岁的杨福认真地检点自己，清算过去，从此浪子回头。这是杨福一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

1913年，归绥市的驼户曹拐子刚买下了一链子骆驼（驼队专用词，指十八九峰骆驼）。听说杨福想搞驼脚儿，就原价让给了他。初走上驼运业，对这个全新的商业领域，杨福一无所知，从零开始学习。

第一次走上驼道，他在没有经商经验及未搞过驼运的情况下，只得跟随回族中有名的驼户杨大贵的驼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次杨大贵的驼队是“一顶房子”（驼队专用词，指几链驼组成一顶“房子”。“房子”又分大中小三种，大房子约230峰驼，中房子约180峰驼，小房子约100峰驼）。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每到一地休息时，搭起的帐篷中，谁居何处休息，那是有规矩的。一般是掌柜子、领房子的居中，伙头军、主要驼工居左，其他驼工居右，像杨福等只可睡在放水桶(每个驼队一般要储备大量的水，供路途中人及骆驼等饮用)的门旁。潮湿阴冷自不必说了，他得和普通驼工一样，承担放骆驼、下夜、拾粪等项杂务。每当下夜，要在一定的时间内，给帐篷中的火添牛粪。

他与杨大贵走后营(今蒙古国西部)一年。杨福从一个驼道上的“无知者”，经过摸爬滚打，琢磨总结，已成为一个行家里手。他用积累下的资金再购20峰骆驼，自己已有了40余峰骆驼，开始与其他小驼户合伙联手走前营(今蒙古国西北部)。

杨福自踏上个人创业的征途后，他的信心逐步加强，恒心从未改变。他走外蒙古期间，发展速度较快。不长的时间里，自己已有了100余峰骆驼。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其建国初期，中蒙边境还允许中方的驼队经过，两国可进行民间的商品贸易。杨福在前营进行驼运三四年后，蒙古的政局有些变化，两国边境被逐步封锁，走前营、后营的驼道完全被堵死。有鉴于此，绥远的众驼队，只得另择驼道，于是就转向大西路(即走新疆古城子——新疆奇台县)和小西路(即走甘肃)。这时，杨福的驼队已经在归绥回族的驼运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也雇佣了较多的驼工及管理人员。

杨福的驼队首次进新疆，人地不熟，多亏“德厚堂”的曹瑞(字玉亭)，给予大力帮助和支持，如商业担保、介绍朋友等，使杨福在新疆的商界站稳了脚跟。杨福与其他驼队的掌柜子不大一样，他不只随队往来，全程奉陪，而且亲自指挥，亲手负责经营。通常杨福的驼队从归绥出发时，他在当地办理有关商业手续，几天后就骑马追上驼队。在随驼队走上六七十天之后，便又骑马去“放站”了（就是到目的地后安排驼队有关事宜及商业贸易的联系、销售、采购等）。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匪患成灾。一出归绥，土匪成群。界内有当地的土匪；稍走远些，有外蒙古的土匪；进入甘肃有“马家军”的刁难掠夺；进入新疆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土匪。可以讲，商道难行，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不测。如果遇上丧尽天良的土匪，骆驼、货物及人员，就要一扫而光。归绥的驼队已发生多起人亡货抢的惨剧。杨福单独往来于驼道上，也曾遇到过不少惊险甚至危及生命的事件。

1931年，金树仁(甘肃河州人)任新疆的省主席时，新疆社会治安较差。一天，杨福的驼队行至哈密，被一群维吾尔强人拦截。他们不由分说，将驼队押解到一个地方。杨福几次前去交涉均未果。无奈，他让驼队的全体人员，按部就班地休整，一面自己思考着对策。杨福在危难之时，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坚持一天礼“五番乃玛孜”(礼拜)，他祈求真主的襄助，同时也作了最坏的打算。杨福坚持拜功的虔诚精神，引起了维吾尔族“毛拉”（毛拉：阿拉伯文的音译，原意为“保护者”、“主人”。这里指，新疆地区有些穆斯林对阿訇的称呼）的注意。毛拉主动找到土匪头目说情，土匪头目没有答应。这位好心的毛拉反复劝说20余天，土匪头子才被说动，答应放杨福的驼队。在此，杨福等人被押了4个月之久。

1933年4月，新疆发生政变，盛世才(辽宁开原人)以临时督办独揽大权。5月，人称“尕司令”的马仲英(19ll～?，甘肃河州人，回族)，以“解除新疆人民痛苦”为号召，与盛世才较量，称为“盛马之战”。这期间，新疆、甘肃土匪遍地。一天，杨福骑马追赶自己的驼队，因有些货物末及处理，杨福骑马并拉着两峰骆驼，驼运着一些物品。杨福行到肃州(今甘肃省酒泉)被土匪截住，他听到土匪们用甘肃话喊着“把他做儿过”（甘肃一带土匪的行话，即宰了）、“喀斐尔”（阿拉伯语音译，原意是不信教的人、亵渎宗教的人。亦译为异教徒，邪教徒。穆斯林习惯指非穆斯林。）等话语。杨福闯荡社会多年，大小事经过不少，他断定这伙土匪中是有穆斯林的。这时，一个腿脚利索的家伙，按住他的脖子，眼看刀起头落，杨福高声念了一遍“清真言”（清真言，阿拉伯文的意译。指“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句话。中国通用汉语的穆斯林常用“清真”一词说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故称此语为清真言。），土匪中的首领听了，急忙命令手下人住手，并问杨福是哪里人。杨福回答是“绥远人。”土匪头子还想证实一下杨福是真穆斯林，还是假穆斯林，令杨福站起来念一段《古兰经》。杨福生活在一个有功修的穆斯林家庭，家庭对其有足够的伊斯兰教文化的熏陶，他站立起来面西念了一段“法谛哈”（阿拉伯文的音译，意为“开端”。《古兰经》首章，共七节。穆斯林礼拜时必须反复诵读这段经文。）。土匪一看绝对是穆斯林，便放他走了。

在艰辛的驼道上，风险叠生，吉凶未卜。他经商几年，挣下了钱，又将昔日由于沉迷于赌场而输掉的房产，一个个重新购买回来，令周围的人刮目相看。

1934年，天津驻新疆的一个叫“德兴和”的商家，接到天津的电传，令“德兴和”在新疆大量收购羊毛。这时，新疆的羊毛1毛1斤，十分便宜。“德兴和”全员出马，不露声色，想尽一切办法收购了大批的羊毛。他们自感收足了羊毛，转而动员杨福收购羊毛。杨福说经济不够充足，“德兴和”掌柜子念其两商家的关系不错，遂借给杨福一定的经费，支持他收购一批羊毛。这时，杨福有骆驼160多峰。他的驼队给“德兴和”运羊毛到包头，然后再从此装车运到天津。杨福用驼队的运费，顶折了借款。通过这次羊毛的购卖，杨福做了一宗合算的生意。因此，他的骆驼已增添到了300余峰。

这是一个良好的机遇，杨福通过这次买卖，壮大了自己，并以此为契机，调整经营方向，拓展经营领域。他的资本已具一定的实力，并能够独立自办货物了。之后，“福喜堂”在新疆设了“坐庄”（固定的商业点）。杨福派了几位亲戚并聘请了精通业务的山西人为业务员。于是“福喜堂”商业得以迅速发展，不断壮大。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福喜堂”的买卖受政局的影响，开始滑坡。

杨福在新疆的几年中，与盛世才的一位秘书来往密切。这时期，盛世才掌握着新疆的军政大权。“七七”事变前，盛世才正密谋着封锁新疆，切断、禁止外省与新疆的联系及交往。一天，盛世才的这位秘书又找到杨福，通知他尽快离开新疆，晚了就走不了。这位秘书答应用最快的速度给杨福办好护照，并建议他坐“新绥汽车公司”最后一班车离新。“新绥汽车公司”的股东之一“德厚堂”曹家，与杨家关系甚好，为等待杨福办妥护照，“新绥汽车公司”还和有关方面假托修车为由，推延三日发车。杨福怕有关方面生疑，在等待办护照的时间，又主动拜访了新疆的公安局长等人。三天后，杨福未带一件贵重物品，只身坐“新绥汽车公司”的车逃回归化城。这次杨福单身逃命，“福喜堂”财产损失惨重，约三分之二的家产全部葬送在了新疆。

1937年后，日本人侵入归化城。杨福此时还有骆驼160峰，由于从新疆“捡了条命”，杨福便不再随驼队远行经商了。杨福雇人拉着骆驼到甘肃的肃州，前后去了两趟，都赔了本。不久，杨福只好将他的100余峰骆驼，卖给了日本人开的“大蒙公司”。

自日本人侵绥不久，“福喜堂”从驼运转向了“刮金板”(呼和浩特回族土语，即指以收房租为生的家庭)的生活。

日本人在归绥市开设的“大蒙公司”，聘请沈阳人李瑞符(回族)为经理。李瑞符在清真大寺认识了杨福，并向杨福提出了租房之事。二人一谈即合。李瑞符看了杨的东院，认为基本符合他们公司的租房条件，欠缺的是没有库房。二人又商定，“大蒙公司”先付给杨福一定的租金，杨福用此盖起8间库房。不久，库房盖起，“大蒙公司”入驻并正式挂牌开展业务。“大蒙公司”租杨福的东院，每月房租800—l000元。当时，1元钱可买1袋面粉，杨福靠租房，每月的收入也是可观的。

杨家靠房租，日子过得比较稳定和舒适。1945年日本人投降，国民党进了归绥，“福喜堂”的房产一个接一个被吞噬了。原“大蒙公司”所占的院子，被傅作义的长官司令部白占了几年，后杨家花钱才托人要了回来。其后杨福变卖了大部分的房地产，到1949年，杨家只留下东院。

杨福从驼运业中被迫退出后，再没有涉足商业。他在以后几十年的时光里，基本上是奉献给伊斯兰教的宗教事业了。杨福在清真大寺当乡老40余年，后一直是清真大寺的“大乡老”。

1967年12月，饱经风霜的杨福，心脏病日见加重。作为清真大寺的大乡老，他眼睁睁看着红卫兵将珍贵的30本《古兰经》付之一炬，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他的家又连续被抄他也被批斗，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就在这个月他走完了71年的人生历程，安详地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