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族马帮与大理政权
云南有一个《马锅头将军的故事》故事。
据巍山大、小围埂村回族老人讲述,杜文秀起义军的前将军马天有和后将军马朝珍,是巍山大、小围埂回族有名的马帮帮主和马锅头,常年赶马走夷方。在杜文秀的白旗军起义以前,大、小围埂有近两千户人家,是当时巍山最大的两个回族村。因为这一带人稠地密,又地处巍山坝子通往大理的出山“瓶颈”的坝子口上,与外界的经济交往较为频繁,所以多数人以赶马为业。
大围埂有一个马帮,马帮锅头叫马天有。他和缅甸亲王“打老友”(即为好友),来往于滇缅之间经商,受缅甸亲王保护。他本人养着20匹驮马,整个马帮有驮马100多匹,赶马人40多人。这个马帮走缅甸出口以石磺、茶叶、大理弓鱼、油鱼为大宗;进口以洋纱为大宗。每匹马从蒙化出发到缅甸回来,一转可获利三四十两银子。他不仅有马帮,还开有铁厂,产品远销滇西各县和缅甸。马天有一次赶马到永昌的路上,因救助路边的病人结识了杜文秀做医生的爷爷。后来赶马从缅甸回巍山途中,过永昌时“瘴毒摆”(即恶性疟疾)发作,人事不省。赶马人把他背到杜文秀的爷爷那儿,捡回一条命。由于这层关系,两家结了干亲。
小围埂另一位马锅头将军马朝珍,早年赶马走夷方,是当地四大马帮的帮主;后来在小围埂村清真寺任教长之职,人称“七依玛”。据说马朝珍原来赶马经商走夷方时,曾在永昌府杜文秀的家里歇宿过,早有交情。
清道光二十五年九月(1845年),永昌(今保山)一些回族和汉族青年互相斗山歌,引起斗殴。由于清廷永昌府官吏从中挑拨,等事态扩大后,又以防卫为名,派兵大肆屠杀回民。永昌惨案发生后,杜文秀、丁灿庭等上京告御状,清朝廷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派林则徐以云贵总督身份赴滇西处理所谓“汉回械斗”案末果。那些在事件中侥幸逃生的回民,被清廷迁到离永昌100多里,人们视为畏途的“烟瘴之地”官乃山垦荒。许多人流离失所,在荒山野岭之中自生自灭。杜文秀在清道光年间永昌事件中家破人亡,上京告御状(1847年)回来后以“控词不实”获罪下狱,后又“查明无罪”释放。”杜文秀不愿被清廷迁到官乃山垦荒,便举家来到巍山小围埂村,投靠马天有、马朝珍。
1856年4月16日,云南巡抚舒兴阿等再次挑起民族冲突。官府兵马追剿回民追到巍山,杜文秀、马朝珍、马天有等被迫起义,带领巍山回民打到大理。攻占大理城之后,建立了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大理政权。马朝珍、马天有也被封为了大将军。同治六年(1867年),杜文秀派18大司率20万大军攻打昆明,打了两年打不下来,损失惨重,18大司中的首义元老包括马朝珍、马天有几乎全部阵亡。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军反攻大理城,守城将领叛变。杜文秀被杀害,起义被镇压。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云南的马帮对于杜文秀在建立政权中所起的作用。其后在杜文秀开创了18年的大理政权的过程中,回族马帮依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考证,杜文秀建政18年中,巍山是起义军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除正常的农业税收和回族集资支持义军外,杜文秀在巍山依靠回族绅士开办厂矿,作为义军经费的主要来源,其中马维凉的石磺厂、马天有的铁厂等,均为义军的重要经济支柱。特别是由于马天有和缅甸亲王是朋友,出入缅甸受到保护,为义军筹集物资起到关键作用。那时巍山的回族普遍都养有骡马,少者一匹,多者上百匹。仅小围埂一村就有厚义锅头、石磺龙锅头、马朝珍、蔡发春四大马帮,400多匹骡马,加上村中的马帮,共有2000多匹骡马,来往永昌、腾越、缅甸、昆明驮运物资、做生意,资助大理政权。正如故事所述,当时巍山的石磺、生铁、烟丝、土碱,像以往一样源源不断地靠马帮驮运到缅甸,换回布匹、棉花、缅刀、锣等军需物资,供应义军。巍山回族的铁厂和各种手工业作坊,自然成为义军的兵工厂和后勤部。当时巍山的回族已把生死系在杜文秀起义军上,把收入的大部分无偿支援义军。留存在民间的杜文秀撰联,专有一联咏马帮:
一条黑龙跨南北
十方驮马运东西
(黑龙桥丙辰年五月六日)
在重视社会安定的同时,大理政权极力发展工商业建设,这其中也包括对马帮贸易的促进。关于这一点在其《安民告示》中就有所体现(见大理市政协文史组编《大理市文史资料》第一辑1987年,第121~123页):
自隋开皇七年,唐贞观七年,两个七年以来,回人已入华籍安居,回汉相处已一千二百三十二年。同饮淅水,共植良田。休戚与共,福祸相关。同胞手足之义随时光而增厚,弟兄姊妹之情与日月之共存。长矣,久矣。
不幸者,满清王朝妄图永远管辖中国,锁链人民,惟恐人民觉醒合力革命,推翻其黑皇统。遂暗下圣旨密令各级官吏无中生有,编造谣言,传播是非,挑动干戈,点燃烈火,谤我各族同胞互相残杀,自行消耗。至能者绝、贤者尽之时,它出兵剿灭,达到其世袭中国皇帝之野心目的。
希我各族同胞切勿上当,停止屠杀,一切仇恨归于满清。为维持世道安定事,特订下列规章:
一、自即日起,严禁相杀。违者,回先动手则杀回,汉先动手则杀汉。
二、生易(意)买卖往来如常,严禁强买强卖。违者,立斩。
三、凡满清各级所散布之相互侮辱、互相刻薄之流言恶语,严禁谈论。有意违反者,立斩。
四、田地房屋产业维持原有,不论回汉原主死者归其子嗣,无子嗣者归其亲属,亲属死者归贫寒者享受。受业者到辕登记册籍,以免后患。
五、读书、盘田、赶马、栽桑种茶、织布,各有所权,严禁阻阻挠谩骂,违者,立斩。
切切此布望各通行。
白旗军统领部告渝
丙辰年五月初七日
(注)值此乱世之时非斩不足以压邪恶
丙辰年五月初七日
从这份用毛笔白绵纸书写、密藏于民间百年的义军告示上,明白有“读书、盘田、赶马、栽桑种茶、织布,各有所权”,“生意买卖往来如常,严禁强买强卖”,“田地房屋产业维持原有”等措施,也是不堪清苛政和地区动乱的老百姓迫切期待的。杜文秀的大理政权能生存于此18年,这些都是重要因素。
大理政权为了发展回族的商业和对外贸易,还制定了一些政策和措施:(1)从轻征收商业税;(2)切实保护外地商人利益;(3)派人整修北到四川、西到缅甸的通道,以资促进滇西地区同四川和缅甸之间的贸易;(4)在大理城南门外、永昌、腾冲等地设立行店和货栈,给予商人生活和经商之便;(5)规定行商一次性交纳较轻的商税外,其他城乡商贩和手工业者均免税,并免除其服兵役、夫役的义务。在上述优惠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下,滇西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的同时,西南马帮贸易也迅速发展,其中回族马帮也在不断壮大。
1856年10月17日,云南回民起义首领杜文秀在大理成立大元帅府,称总统兵马大元帅,这是当时他使用的帅印。
杜文秀的大元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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