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皮毛业的兴起

一、回族皮毛业的兴起

张家川的集市（1936年）克劳德·皮肯斯（1900～1985年）是一名美国牧师。1927年～1937年间，皮肯斯在汉口的圣彼得教堂担任助理牧师。1933年伴随其岳父前往中东进行了穆斯林方面的学术考察，他于1936年与其他传教士一起对中国西北，西藏，内蒙的穆斯林进行了考察研究。这期间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大量记录了沿途的风土人情。

青海湟源

正在休息的湟水流域收购皮毛的商队（外国摄影师拍摄于1933年）

西北地区是我国畜牧业的主要基地。蒙古大草原又是世界三大牧场之一(另外两个是俄罗斯中亚细亚和美国的西部地区)。据资料统计，从清末到抗日战争时期，甘肃、青海、宁夏、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等地羊毛、绒、皮类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3%以上。以上地区又是回族聚居最密的地区，回族从事皮毛业的历史相当悠久。在第三章中我们已大致介绍了临夏、宁夏的皮毛情况，这里就不再赘述，这里的重点是张家川、济宁和包头。

张家川皮毛业的兴起远自明清时代。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皮毛市场日渐活跃，羊皮均以户制，做光面皮袄，杂皮由当地皮匠制作各种皮革，就地销售。延至民国初年，皮毛业呈现上升的局势，经营者越来越多，经营地域日趋扩大，四川、重庆客商亦来张家川贩皮。民国11年(1922年)，德国德斯股洋行进入张家川扎庄。民国17年到23年(1928年至1934年)，德国美得时洋行和英国聚生公洋行先后进驻张家川开设皮店。本地回族先后开设的著名皮店有：马锡武的天锡店、马桓武的桓盛店、马保元的大成店、马少凡的凡盛店、马振河的福来店等等。随着皮店生意一本万利的吸引和市场的日渐繁荣，外省客商来张家川经营皮毛业者也络绎不绝。这些商客有的是常年扎庄，有些是随购随运，来回经营。

此后张家川皮毛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民国21年(1932年)之前，张家川交通阻塞，皮运主要靠脚户的驮运和人力背挑(叫皮背夹客)，少量通过邮寄。输出者多系外商，他们手里拿着由他们国家领到的所谓“练单”，在我们国内可以不交厘金，脚户运输时在一帮驮队的头一个骡马驮子上，插着外国旗子，享有特权，中国人不敢过问。二是，民国23年(1934年)以后，陕甘公路(西兰路)修通，宝天线途经张家川，这时皮运由背、挑、驮等人力运输逐步转向马车、汽车运输。随着运输业的发展，皮毛业也日渐兴盛、当时经营者均系各大皮店，凡售皮者均要在皮店议价，外商依价收购，皮店只收佣金，凡是背夹客从外地贩来的皮毛就能随行就市，随到随销。三是，民国28年至38年（1939年至1949年)，这10年是皮毛业发展的全盛时期，无论品种、生熟皮加工等方面都呈现繁荣景象。经营的各类品种以牛皮为主，羊皮次之，少量狐皮以及骡、马、驴、狗、兔等杂皮。除—部分野生皮远销外地，其他杂皮由本地皮匠加工成各种皮革鞋帽等就地销售。生皮一般由外商经营，多系牛羊皮。尤其四川商客善于经营羊皮，他们把生皮运到重庆加工成品然后出售。后来许多人从外省外县买上大宗羊皮，特别是二毛、羔皮、滑子(山羊、羔皮)、云板(未到生育期流产的羔皮、毛短皮小)、板子（没有绒根的山羊皮)运到张家川卖。云板一出肚就很吃香，板面光滑色亮，毛眼细软，是当时的抢手生意。客商在天津驻收，通过水陆两运全部销往英、法等国。此时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每集不少于千余人，上市各种皮张每集可达2000多张。产品远销武昌、天津、北平、上海、西安、重庆、成都、汉口、宝鸡等地，颇受顾客的好评。四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面铁路中断，张家川皮毛全部销往重庆、成都两地，出口的洋庄被迫关门，外商大都回国，市场一度萧条，有些需要出口的皮货经宁夏绕道天津运出。抗战胜利之后，民国35年(1946年)皮毛业复苏，市场蒸蒸日上，客商相继来张家川，直至1949年后，皮毛业一直呈兴旺发展的趋势。

济宁的皮毛行业，始于元而盛于明，操此业者多为回民。明后期以来，皮毛业、粮油业、杂货业、绸布业、药材业、竹业、钱业，逐渐形成济宁的七大行业，皮毛业居其首位。18世纪中叶以后，济宁城成为国内重要的皮毛集散地。20世纪20年代，外商洋行涉足济宁皮毛行业，使之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城内行栈林立，商贸云集，小南门外皮毛交易通宵达旦。青猾皮尤其著名，在国际上被称为“济宁路青猾皮”。

至清道光、咸丰年间(1859年左右)，已出现大作坊多家，如马东彪、马西彪兄弟开设的马家作坊，雇工百余人，制作皮大衣，运往江南苏州，由皮庄收购包销。清光绪年间，皮毛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较大的作坊有20余家，雇工千人以上，其中以马振兴、朱养和、王增盛三家作坊最有名。当时的回族聚居区——越河两岸，几乎家家从业，户户做工。作坊资金总额达20万两白银，年产各种皮衣数以万计。

随着皮毛手工业作坊的发展，皮毛行栈商业兴盛起来。清末民初，有马恒兴、盛兴永等数家皮行，尔后发展为30余家，著名的行栈有李增兴、王增盛、沙义隆、陈德隆，旧称“四大行钱”，年经营各种皮张数十万张。各大作坊也有派人去张家口、兰州、东北等地设庄收购的。当时，各路皮张汇集济宁，每逢旺季，一日成交额可达10万余两银子。

20世纪20年代，外国资本逐渐渗入济宁皮毛业。1926年，天津的德、美外商“兴盛皮庄”、“北茂洋行”等为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在济宁直接设庄，大量收购青猾皮、羔羊皮。后来，津、沪各地洋行和国内商行陆续云集济宁设庄，最多时外商达17家之众，他们主要收购青猾皮、羔羊皮。这两种产品一时成了出口的抢手货，行情竞哄抬至市价的10倍以上。由于外商的渗入和价格飞快上涨的刺激，青猾皮、羔羊皮、马驹皮等产量陡增。1928年，青猾皮年产量300余万张，羔羊皮150余万张，马驹和驴、骡驹皮产量也有万余张。当时从甘肃、宁夏等地到济宁从事贩运的皮商约有2000余人，皮毛商业生意兴隆，利润丰厚，促使皮毛作坊和其他行业转产经营行栈商业，大小行栈纷纷建立，行栈最多时的1937年有83家，其中皮行53家，皮栈30家。

包头的皮毛贸易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道光元年(1821)，包头镇“商贾会馆”改为“大行”，大行设总领，由财力充足的商号经理担任。最早经营皮毛生意的是“蒙古行”商人。他们用日用杂货到蒙古民族居住的地方换取皮毛。道光年间，梁大汉所开设的复义兴商号开始从事这种业务。

咸丰五年(1855年)，包头成立生皮社和绒毛社，说明皮毛行业有所发展。

自1882年起，外商开始大量在蒙古各地收买羊皮毛。西北皮毛顺黄河直下包头，再经陆路运到丰镇、张家口等处，转运天津出口，包头成为西北皮毛输出的门户。每年有相当数量的皮毛由上游的青海、甘肃、宁夏及内蒙古西部下运。在包头尚未成为皮毛集散中心之前，皮毛货物除了一部分继续下运山西外，大部分在河口码头上岸，经归化城东运至大同、张家口，再转运京津。这一时期可以称为皮货东运的“河口时期”。

光绪末年，包头全镇有皮毛店20多家。皮张、绒毛的来源除了包头周围的乌拉特东、西、中三公旗，茂明安、达尔罕、四子王、准格尔、达拉特、杭锦、乌审、鄂托克等旗外，还扩展到宁夏、青海、肃州、凉州、新疆和外蒙古等地。从包头运皮毛去张家口的牛车达百辆以上。

平绥铁路的修建为包头皮毛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民国12年(1923年)，平绥铁路修至包头，包头皮毛交易进入全盛时期。皮毛店增至50家，生皮庄30家，皮毛类成交额达1000万元以上。民国14年(1925年)，进出包头的皮毛总值达2000万元左右。民国24年(1935年)，经包头输出驼毛、羊毛、绒毛2500万斤，价值2800万元；各种皮张25万张，价值155万元。两宗共计2955万元，是包头皮毛交易最多的一年。其中有来自宁夏的“羊毛一千余万斤”。

包头回商开办皮毛店的很多，且在民国时期开业的为数最多，民国29年(1940年)还组织了“回民同业公会”。

1940年包头回商经营的较大皮毛店

民国时期运抵包头的皮毛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