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互市到茶马古道

一、茶马互市到茶马古道

茶马互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同周边的辽、西夏各取所需而进行的以茶易马贸易。元朝版图辽阔、马匹来源充足，故到了元代，河州已无茶马互市的贸易了。明王朝为了供应边军骑乘马匹，又筹措马政，其重心逐渐移向西北地区，河州遂成为北马南调的地区之一。类似茶马交易的形式达到全盛。清初沿明制，康熙以后，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形势好转，对战马亦不急需，于是，茶马交易停止。虽然南茶北运依然存在，但已成为纯商业性质的了。

1.茶马互市的兴衰。元、明、清开展茶马贸易因其历史条件不同而各有差异。

元朝不设茶马交易机构，允许私人经销茶叶，从中收取茶税。至元十三年(1283年)，制定长、短引之制，长引每引120斤，课税5钱4分2厘8毫，短引每引90斤，课税4钱2分8厘。至元十七年(1288年)，废长引，专用短引，每引课税2两4钱5分。

明初，以内地通行的钱钞市马，当时西陲少数民族的货币观念淡漠，以致“马之至者益少”，洪武八年(1375年)，命内侍赵成携带丝绸、绢帛、茶叶赴河州与番族易卖。赵成临机应变，给予较优厚的价格，影响了其他部族到河州互市。河州茶马司易马额迅速上升。洪武九年(1376年)，秦、河二州茶马贸易仅171匹，洪武十三年(1380年)，河州司易马达2050匹。河州茶马司以茶易马出现了兴旺繁荣的局面。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廷派人到河州必里卫诸族宣慰圣恩，给茶30余万斤，得马1.33万匹，调往河南、山东、陕西补充战骑。弘治三年(1490年)，各边缺马，朝廷令诏商到河州、西宁贩茶各40万斤，洮州20万斤，运赴茶马司易马，以茶百斤易上马1匹，80斤中马1匹，开展互市。

马在中国古代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这是唐代乾陵的石刻马

清初沿明治，以茶易马，开展互市。康熙年间，河州茶司归监督府管理，每年奉部颁茶引数额，分给商人赴湖广产茶地采买。每引茶100斤，外给伏茶14斤作为茶商脚费。茶运到后，一半入库易马，一半给商出卖。乾隆以后，茶马互市制度废止，改为招商领引制，茶叶作为政府的一项财政来源，只收税银。

2.茶马比价。明初，茶马比价定为：每马一匹，“给茶千八百斤”。但要去碉门茶课领运，往返道远不便，给茶又太多。此后，凡易马之茶，改贮各茶马司，番商易马，均由茶司支付。茶马比价随着运输问题的解决，也几经更改。洪武十六年(1383年)，定上等马每匹给茶40斤，中马30斤，下等马20斤。由于马价过低，影响互市。稍后又改为上等马每匹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调整为上马给茶120斤，中马70斤，下马和驹50斤。此次改制后，基本无大的变化，成为明代的定制。

四川巡抚为请暂行小票茶引事事由：为蜀中茶法暂用小票，其贸易之多寡注定买地卖地而以边腹贰例为差俟西南全开之日仍按旧制赴部请发大引（顺治10年9月16日，内阁档库）。

清朝初年，茶马无固定比价，临时依情酌定。到康熙年间，一般中马一匹给茶24封，按当时斤值换算，每匹马给茶120斤，但马无上中下之分。此后茶马贸易终止，茶马比价即成为民间交易的价值了。

3.回族与茶马互市。在河州的经济发展史上，茶马贸易尤其值得一提。河州的商业自古就十分发达，历史上的茶马贸易市场，主要集中在河州一带。茶马贸易中，茶不单纯指生活饮用茶，而且泛指其他农产品和生活用品;马也不仅是民用马和军用马，而且还包括羊毛、牛皮等畜产品。“茶马互市”其实就是对当时民间农牧贸易的简称。

明初，政府在河州等地设立了“茶马司”，主要负责茶马贸易。洪武时期，西北的茶马贸易大多在河州进行。到了明朝后期，河州回族商人在进行茶马贸易的同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始经营饮食服务、小型皮货加工、牛羊屠宰、鲜货、杂货零售等生意，进一步扩大了商业活动的领域。“茶马互市”之地为河州回族商业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河州回族在茶马互市中，积极参与茶马交易等项商业活动，使茶马互市成为他们发挥传统经商优势，从事商业贸易的主要依托和发展商业的一个有利条件。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的:“明代挑选建立的内陆商埠的河州正是元初以来已形成的回族聚居区。即使撇开这个地方由于回族经营了近百年在事实上己成为农牧贸易的中心不说，也可以设想河州经济地理上的地位原来就具有十分适合于回族发展的条件，建立‘茶马司’之后更便于他们进行商品流通活动，因而巩固了这个民族聚居区。”

4.茶马古道的形成。茶马古道是今人对古代通向藏族地区贸易道路的称谓，它以运输茶叶为大宗，茶叶是标志性货物，而以马是主要驮运工具，故喻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川康茶马古道，另一条是滇藏茶马古道。

茶叶大量运往藏族地区，与藏民对茶叶的需求有密切关系。藏民栖息在高原上，以青稞、牛羊肉和奶酪为主食，这些食品多燥热，且蛋白和脂肪含量高，不易消化，而茶叶中含有茶碱、咖啡碱和鞍酸等成分，能帮助消化。久而久之，饮茶便成了藏民的一种生活习惯和嗜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历史上有大施主以“进藏熬茶”的名义到拉萨，为三大寺的喇嘛布施，其中施食时，熬茶是必须的。可见，茶叶是藏民的生活及生产必需品。由于中原茶叶既多又好，藏民自然愿意用特产的马匹去交换所需的茶叶，这就是民间茶马古道的雏形。前面已述茶之为利甚大，“商贾转致于西北……酌地之远近而为其值，取市价而厚赠之，授以要卷，谓之交引”。茶引制度历宋、元、明、清诸朝，明、清时代，朝廷曾收购商人运输来的茶叶，储存在茶马交换点，以备换马，这种做法正如前述，而商人只交运输许可税。民国时期茶叶仍然作为特殊货物，运销商需要办理许可证，类似古代的茶引。据了解，运往藏族地区的茶叶到1942年才废除了许可证制度。这说明到20世纪40年代，茶叶产量已大幅度提高，成了普通商品，藏族地区购买内地茶叶已十分容易，政府靠茶叶来增加税收已无可能，故专控茶叶再无必要。茶马古道也随着茶叶商队的减少而逐步失去其商业价值，现在这条商道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历史与文化的记忆。

康定清真寺，该寺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

四川康定，旧名打箭炉，为川藏茶马古道的咽喉（拍摄于1937年）

滇藏茶马古道思茅段内遗存有一条铺就于崇山峻岭的大道

1935年发行的西康省一元券。西康建省，明末清初就有倡议。民国24年（1935年）7月22日，西康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次年迁往康定，省会设在康定。

如前所述，川、甘茶马互市点和由此通向西藏的茶马古道的存在是以川茶生产为前提的，川康茶马古道更是如此。川康线茶马古道的总去向是西部藏族地区，但细分起来又有北道和南道之分。北道是将川茶经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松茂向甘肃、青海一带运输。南道据《明史》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即从今四川雅安、汉源和天全，经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行，跨金沙江进入昌都直至拉萨。

在南道所经藏族地区沿线，城镇颇多，这里值得重点介绍的是与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关系最密切的城镇康定。历史上，康定的形成、发展与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没有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就没有康定城。康定位于大渡河支流达曲和折曲汇合点的峡谷中，原是一片荒芜之地，明朝初年，朝廷封土司阿旺坚赞为“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即明正土司。土司官邸原在折多山以西之木雅，传若干代后至清康熙年间官邸迁到了康定。此后康定依靠其地理位置成为川藏交通枢纽和茶叶以及其他货物集散地逐渐繁荣了起来，这里不但有藏族居民，也有陕、甘一带的回族移民迁入。最初他们多按籍居住，后来渐渐散居。直到1949年前还有“老陕街”的名称。清代曾设立打箭炉厅，厅升为直隶厅。清末设立了康定府，民国改成了康定县。1939年建西康省，康定曾定为西康省会。

滇藏茶马古道的形成是因为云南气候湿润，适宜茶树生长，同川西一样是茶叶的重要产地。西双版纳、思茅、大理等100多个县、市种有茶树，知名的茶叶生产或加工地还有下关、普洱等多处。云南各地的一些大商人纷纷在下关开办茶厂，生产茶叶，下关已渐渐成为滇西北的茶叶贸易中心。经丽江往北运输的茶叶多从下关采购，来自普洱的茶叶也有经过下关北运的，其中还有大宗的砖茶和沱茶从这里运往藏族地区。同川西和陕、甘同样，这里的茶商照例纳税，所不同的是，许多地方征钞，“云南则征银”。从藏族地区运来交易的高原土特产品有牛羊皮、兽皮、虫草、底香、贝母、黄连、人参果等，还有从印度进口的毛呢、毛毯、呢帽、灯芯绒、布匹、棉纱、香烟、钢笔、手表、牙粉和化妆品等。商业的繁荣刺激了商号的增加。到民国时期，回族在滇藏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商号，已有较大知名度，他们有的成为了富商巨贾。

民国时期滇藏路上的运茶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