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劳动的自然和社会层面属性
1.1.1 劳动的自然和社会层面属性[1]
按照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认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创造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关系,或经济活动的社会关系;使用价值,财富创造反映的则是经济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统一。在价值层面,劳动的社会关系体现着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这种交换是以抽象劳动的凝结为基础和保障而得以顺利实施的;在使用价值的层面,劳动的自然关系则体现的是人怎样有效地利用劳动等生产要素从自然界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的关系,这种生产活动效率的提高是以生产方式的改进、经营管理的改善和科技水平的进步为保证和支持的。
马克思在进行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时,着力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集中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研究,但他并没有排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活动受他自己控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劳动方式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自然性。劳动过程是脑力和体力二者有机结合的过程,其中包含自然性发挥作用的空间。从体力来说,体力源于对食物的吸收,食物来源于自然界及其衍生物,所以体力也是自然力的一部分,是存在于人体内的自然力。从脑力来说,脑力作为思维能力的构成部分要依附于大脑,通过大脑皮层和各种大脑神经元的配合协同运作,产生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主观认识。这就是脑力发挥作用的自然过程,没有自然性的作用机制就无法想像脑力作用的发挥。从体力和脑力的结合看,这两种包含巨大自然能量的力量,首先通过自然机制发挥作用,使两种力量有机地通过自然过程结合起来,形成人的自然能力并最后构成人的综合素质的自然基础。人类需要劳动,通过劳动人类获得存在空间和世代延续的条件。而劳动是通过人的能力发挥得以实现的,人的能力通过人的脑力和体力的有机结合最后得到综合实现。
实际上,劳动的主体和客体共同构成了劳动自然层面的关系。施密特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劳动价值论,这样写道:这种“人化世界”“作为客观的、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东西与人类相对峙,就像尚未被人作用的自然物在其最初的直接性中与人相对峙一样”,“智慧和实践的人类生产力在自然物上打下了自身的烙印,然而这个过程完全确证了自然物对于意识的独立性而不是丢弃了它。经劳动加工的自然物,依然作为感性世界的构成要素而存在着”。“被马克思视为物质的自然质料……受到自然科学在与物质生产的长期接触中发现的物理和化学规律之制约。人类的目的可以通过自然过程的变化得以实现,但运用自然不能置自然规律于不顾,因为自然质料有自身的规律。”
人们的劳动过程不管是直接作用于“原初的自然”还是“人化的自然”,劳动者都是在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以达到生产产品的目的。按劳动对象转化为劳动结果的途径划分,工业生产劳动的方式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合成型,将不同的成分(零件)合成或装配成一种产品,即加工装配性质的劳动;二是分解型。原料经加工处理后分解成多种产品,即化工性质的劳动;三是调制型,通过改变加工对象的形状或性能而制成产品;四是提取型,从地下、海洋中提取产品。基于劳动的自然层面的关系对劳动加以概括,可以认定劳动是人为了满足人们的特定需要而有意识地改变劳动对象的物理性态或化学性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借助于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达到改变劳动对象物理或化学性态的目的。
劳动过程中与自然层面的关系并行的还有社会层面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已经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家就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厂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劳动过程只是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臭皮囊归他所有一样。我们可以看出,工人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可能性、劳动过程的安排、劳动保护的状态、收入的分配等,都是在“资本家—工人”这一社会层面的关系中运作的。
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这两层关系表示如图1-1所示。
图1-1 劳动过程的关系
劳动者从自然层面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在不同的社会是有不同的制度安排的,这种制度安排一般就是劳动制度。劳动制度是人类在一定社会生活中为满足劳动关系发展的需要而建立的有系统、有组织的并为社会所公认的劳动行为规范体系。劳动制度主要体现为一个由就业与用工制度、人事制度、工资制度、劳动保险与保护制度等分支制度构成的较为完整的,制约和影响劳动行为和劳动关系的规范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劳动者是否可以自由地与生产资料结合,结合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收入分配情况如何以及劳动激励等问题都是劳动制度的内容。我们可以根据劳动制度的内容再结合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就是生产过程,将劳动的自然层面和社会层面属性中的要素表示如图1-2所示:
图1-2 劳动过程的自然和社会层面属性的关系要素
1.1.2 人力资源在自然层面体现为对劳动对象物理、化学性态的认识、把握
人力资源在自然层面体现为对劳动对象物理、化学性态的认识、把握。人类的发展也表现为对劳动对象认识越来越深化,体现在加工方面使得产品性能越来越好,对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下面我们以从古代到现代应用都十分普遍的一种生产要素——硅——为例,探讨人类在自然层面对其认识深化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把握其物理、化学性态,从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提升的需求,探讨人力资源在自然层面的属性。
造房子用的砖、瓦、砂石、水泥、玻璃,吃饭、喝水用的瓷碗、水杯,洗脸间的洁具,它们看上去截然不同,其实主要成分都是硅的化合物。虽然人们早在远古时代便使用硅的化合物制造陶器,但直到1823年,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才首次分离出硅元素,并将硅在氧气中燃烧生成二氧化硅,确定硅为一种元素。中国曾称它为矽,因矽和锡同音,难于分辨,故于1953年将矽改称为硅。
如果说碳是组成一切有机生命的基础,那么硅对于地壳来说,占有同样的位置,因为地壳的主要部分都是由含硅的岩石层构成的。这些岩石几乎全部是由硅石和各种硅酸盐组成。硅是一种半导体材料,可用于制作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掺有微量杂质得单晶硅可用来制造大功率的晶体管、整流器和太阳能电池等。
硅的主要用途:
①高纯的单晶硅是重要的半导体材料。
②金属陶瓷、宇宙航行的重要材料。
③光导纤维通信,最新的现代通信手段。
④性能优异的硅有机化合物。
下面我们进一步以CPU的生产过程为例,看看人们是如何认识劳动对象的物理性态和化学性态并有效利用这些性态的:
CPU的生产过程为:
(1)硅提纯。(2)切割晶圆。(3)影印、蚀刻。(4)重复、分层。(5)封装。(6)多次测试。一个Pentium4 CPU要使用26道光刻掩膜工序。每一个工序又需要很多的处理步骤,再加上掺杂以及金属镀层等,一个CPU制造工序就有上百道。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人类很早就开始利用硅了,但只是直接地取之于大自然并对其物理性态和化学性态简单处理后即使用,也就是制成砖、瓦、碗等材料、器具来使用,随着对硅的化学性能认识的深化,开始对其化学性态、物理性态进行更加有效的转化、利用,到了CPU的制作阶段,人们对硅的认识已经达到目前最高的高度,可以对其物理性态和化学性态按照人们的意志有效地进行转化,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被利用。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力资源在自然层面的深化、提升过程,即对劳动对象的认识的提升,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其物理、化学性态,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1.1.3 人力资源在社会层面表现为职业主体的数量、利用情况[2]
人类劳动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才能进行,劳动是人与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从最抽象、最一般的意义上讲,这个过程包括三项要素: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即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第一项是劳动过程的主观要素,后两项则是客观要素。任何一个实际的劳动过程都必须包括这三项要素,缺一不可,完整的劳动概念就是上述三项要素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过程。谈到劳动过程,人们往往列出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大要素,其实这是把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本身换成了劳动者。这种代换是不正确的,因为仅仅列出主体(劳动者)、客体(劳动对象)和导体(劳动资料)作为要素,劳动还只是一种静态结构,不足以形成动态过程,即还不能称为“劳动”。而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本身”充分体现了劳动的动态性。因而,一个完整的劳动概念应该是劳动者运用自身的劳动力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其中包括了主体、客体、导体和过程四个必备的要素,也就是既包括了静态的结构要素,也包括了动态的过程。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从事某种得到社会承认的劳动,创造一定的经济社会价值,并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以满足自己及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这就实现了劳动就业,处于劳动就业的劳动者,被称为就业者。与劳动就业紧密相连的是职业的概念,职业是指劳动者从事的相对稳定的、有经济收入的、专门的工作。这个定义规定作为职业的工作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职业是劳动者相对稳定地从事的工作;第二,职业是能够为劳动者带来较固定的经济收入的工作;第三,职业是劳动者从事的专门性工作。我们也可以参照前面所说的列出职业主体、客体和导体来,从事一定职业活动的劳动者就是职业主体,劳动对象就是职业客体,而劳动资料就是职业导体,而“相对稳定地从事”就体现了职业的过程性。
(1)我国职业主体丰富职业客体不足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力资源丰富和人口就业压力巨大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2003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2.92亿(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省)。全国16岁以上人口为99 889万人,其中,城镇42 375万人,农村57 514万人,经济活动人口76 075万人,劳动力参与率为76.2%。2003年,中国城乡从业人员达到74 432万人,其中城镇25 639万人,占34.4%,乡村48 793万人,占65.6%。1990—2003年,共增加从业人员9 683万人,平均每年新增745万人。“十五”时期(2001—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为迅速,年均增长1 360万人。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目前尚有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在中国长期处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从传统产业分流了一大批下岗失业人员,1998—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2 818万人,目前有1 100万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2003年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00万人。2009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3 474万人,比上年年末增加672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 615万人,出生率为12.13‰;死亡人口943万人,死亡率为7.08‰;自然增长率为5.05‰。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45。其中城镇人口62 186万,占46.6%,乡村71 288万,占53.4%。男性68 652万,占51.4%,女性64 822万,占48.6%。0—14岁,24 663万,占18.5%,15—59岁,92 097万,占69.0%,60岁及以上16 714万,占12.5%。2 009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 995万人,比上年年末增加51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1 120万人,增加910万人,新增加1 102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比上年年末上升0.1个百分点。
未来10年中国16岁以上人口将以年均550万人的规模增长,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将达到9.4亿人。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估计,如果我国经济能保持7%的增长速度,每年大约能新增1 000万个就业岗位。但与日益增长的职业主体相比,我国的职业客体显然是不足的,表现为由于耕作的土地严重不足,农村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刘易斯的经典论文中,如果从传统农业部门抽出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没有降低农业总产量,那么这部分劳动力就是剩余劳动力,许多农民看起来是有田种,但实际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中原来处于隐性失业的员工已逐渐成了显性失业,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导致了虽然厂房、机器仍在但工作本身或者说职业客体没有了,直接的结果是一部分甚至全部工人下岗、失业。一言以蔽之,我国拥有大量的职业主体而职业客体严重不足,这就是造成我国就业压力巨大的根本原因。
在职业主体供求总量矛盾尖锐的同时,职业主体素质与职业客体需求不相适应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凸显。目前,我国16岁以上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61.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6.6%;技术工人中,初级占61.5%,中级占35%,高级占3.5%。国家现在加大了技术培训的力度,截至2003年年底,全国共有技工学校3167所(其中包括高级技工学校274所),在校学生191万人,面向社会开展各类培训220万人次,就业训练中心3 465所,社会培训机构17350所,全年开展培训1071万人次。20世纪90年代后,农民离乡外出就业平均每年以500万人左右的规模迅速增加,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200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已超过9 800万人,是1990年1 500万人的6倍以上。为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国家制订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在7年内对拟转移的6 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
虽然职业主体的素质提高了,但要解决就业问题,还是要加大职业客体的供给。我们从不同经济成分就业结构中可以看出职业客体增长的新亮点,1990—2003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减少3 470万人,为6 876万人,城镇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增加3 596万人,为4 267万人,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46.5%,各种外商投资和多种形式灵活就业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
如果单纯依靠国内职业客体的增长来解决就业问题,那么这个过程显然是非常缓慢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引进外资兴办企业,包括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等形式,这些企业的出现一方面增加了我国的国际贸易量,另一方面解决了我国相当多的人的就业问题。因此,国务院《中国就业白皮书》指出:在不断增加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工业品出口的同时,努力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以保持和增加国内就业岗位,合理引导外商向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投资,尽可能多地增加就业岗位。
(2)我国引进职业客体成就职业主体的实践
我国的国际贸易方式共分为如下几种: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和物品、租赁贸易补偿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前面三种,它们大体上占我国进出口贸易的95%左右。在我国的这三类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比较特殊,也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联系密切,并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03年,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分别占全部进出口额的39.5%和55.2%,加工贸易顺差789亿美元,是1990年的10.7倍,成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第一大来源。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的加工贸易占中国全部加工贸易的进出口总值的3/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0%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70年代末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尤其是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正是由于参加了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企业及跨国公司所推动的新一轮国际大循环的结果。实际上,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进行的加工贸易活动是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从事的分包生产和分包加工的另一种称谓。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这些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要便宜得多,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或生产阶段集中在类似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具有很好的劳工成本的优势。
我国不能满足于承接跨境外包过程中因引进了职业客体而解决了职业主体的就业问题这一层面,还要注意产业升级的问题。深圳的承接跨境外包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从当时的产业结构来看,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少。后来深圳的人才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深圳现在已成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配套环境最好的城市。随着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环境、机制环境的不断完善,近年来,深圳已形成了计算机及其软件、通信微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群,并呈现出很强的产业配套优势。以IT行业为例,深圳约有1 500多家配套工厂,生产除芯片以外从机箱、板卡、接插件、显示器到磁头、硬盘驱动器等几乎所有的计算机部件,年配套能力在2 000万台左右。目前在沙头角保税区内便可配齐一台电脑的所有零部件。伴随着IBM在深投资建厂,给IBM做外包的硬盘厂商、专用气体厂商、框架厂商等,目前已纷纷落户福田保税区。爱普森公司45%的配件也外包给了深圳及其周边地区生产,西门子公司也在扩大其在深圳的外包比例,王利电机公司拟将其电机生产100%外包给深圳的企业。各跨国公司正实行从上海本土化生产转向本土化技术开发和生产相结合的战略转型。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建立了7 000多家投资企业,R&D中心与技术中心达80多家。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惠而浦公司、惠普公司等10家知名跨国公司已计划在浦东设立R&D中心和技术中心。随着承接跨境外包过程中产业工人、研发人员以及国际营销人才等职业主体素质的提高,表现为生产环节的高质量研发和国际营销的高水平,基于此,我国的产业升级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了。
按照19世纪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原则,每个国家只要在世界分工中充分利用本国富有的天然要素生产和出口某些产品参与世界贸易,就可以获得利益,增加人均收入,并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带动下,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无论是在资本、技术还是在资源上,中国都不具有竞争的明显优势,中国比较具有竞争优势的主要是劳动成本。而且,中国要面对的迫切问题是,如何以占世界不到4%的资本资源来提供世界近1/4的劳动就业岗位。目前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的生产要素会不断地国际化。我国的生产要素中最具优势的是人力资源,所以,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我国还应大力发展承接跨境外包业务,大力引进职业客体,这样不但可以提高我国的职业主体的就业率,而且可以从整体上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将是21世纪全球最大的加工厂,如果真能成为现实,那将是我国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最好时机,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必将大幅度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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