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题的代价
在足球决赛加时赛中,有个“中途死亡”的规则,即一方进球全场当即结束,进球方胜利,对方“中途死亡”失败。猛看上去与“十减一”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差距大了,两者最本质的差别在于游戏规则的运用上。“中途死亡法”是规则在事先,而“十减一”是规则在事后。规则在先,尽管残酷,但它是现代的方式,理性的思维,法制的框架;规则在后,看上去理由头头是道,但它是传统的方式,感性的思维,人治的框架。
赶上成功多人分享,遇上风险一个人全担,多数情况下都属事后规则。这可能不是对企业管家的独有规则,但不知为什么运用到企业管家身上时显得特别苛刻,周围的宽容度极低。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对“一”还是对“九”造成的伤害都是极大的。
对于失败的当事者来说,很多情况下,其实当初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如果说有了一点问题就说一点问题、处理一点问题,用孩子们10-1=9的算法,那么,失败者仍然还有“九”在。人在,机会就在。让当事人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空间就大,大问题就可能变成小问题,小问题就有可能解决到没问题的程度。但10-1=0让我们看到最后的结局,多数情况是车毁人亡,令人痛惜。这个算式,将会带来“十分”的问题。
先看“一分”问题。当出现一点问题的时候,按说及时纠正刹车不算什么大问题,但既然十减一等于零,十减二、减九都等于零,那么,有了“一”就不怕有二、有三、有十。在成本固定之后,自然就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越大,问题发生后处理起来就更复杂,发生改变的概率就大;利益越大,金钱越多,周转的余地就越大,受到的保护可能就更大。湿多湿少都一样,湿一点等于湿一片,湿一片等于全湿。所以,湿一点就不怕湿一片,也不怕多湿、全湿,致使到后来正所谓“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这样的魔圈里,无论对个人、对企业、对社会来说受到的都是长痛。现在,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的经济类案件动不动就是上千万、上亿的数额,几百万的案子都没人把它当新闻了。这个题算错了,当然是得零分。要照我说,还应该给加些负分,因为起的作用是负的。由此看来,这个“一分”问题带来的是十分以上的问题后果。
黎明企业观
“见利忘义”,这个话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这个句子好像是个因果关系,因为“见利”所以“忘义”。传统文化里,义就是正义,仗义;利就是自私,损人利己。义,可以大张旗鼓地张扬;利,只能像鬼子一样悄悄地进村。企业管家们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见利忘义”,总是刻意表现出大公无私、“重义轻利”的一面,弄得很多企业管家常常像个演员在演戏,似是而非的。
再看另外“九分”的问题。当10-1=0这个算式成立的时候,很显然,这个时候“一”已经大于“九”了,因为“一”可以否定“九”。既然“一”的实际价值大,那么其他人为了保障不发生“一”,自然就以牺牲当前的“九”以及今后的“九”为代价。已经得到“九”的人,为保住自己当前的战果,万无一失,宁愿失去九个机会成为保守派,严防死守。考虑问题不从效益、效率出发,而是只以个人责任大小为标准,哪怕为自己少一分可能的责任,去牺牲现实的集体的九分利益也在所不惜。原来,扯皮推诿、低效浪费、官僚化、机关化的老祖宗就在这里。
小企业在初期以效益为目标,考虑问题以是否有效为原则;企业大了,人多了,时间长了,出的问题多了,追究和处理问题也多了,从经验教训里人们慢慢以不出问题,尤其是个人不出问题为衡量事情的标准。为保险起见,每个岗位、每个人都为自己设置了一道道安全防护网,又厚又重,效率自然下来,官僚主义顺风而来。官僚主义不只在官府,企业的官僚主义往往杀伤力更直接。由此可以看出,“九分”问题所承载的远远在九倍以上的分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0-1这个题算错了,从企业管家个人角度来看,是得了个零分,从社会总体资源来看,得到的肯定将是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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