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需求以及粮食缺口

2.2　粮食市场化后的主销区粮食供给、刚性需求以及粮食缺口

2.2.1　主销区外部粮食供给分析

从全国看，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快速转变时期。产业结构转变的国际经验表明，高度工业化之前人口稠密的国家和地区，在二、三产业比重快速提升过程中，耕地面积的减少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日本的粮田从1955年到1994年减少52%，韩国的粮田从1965年到1994年减少46%。政府在耕地保护政策目标与非耕地保护政策目标发生矛盾时，往往是牺牲直接经济收益低的前者。我国在经济结构快速转变过程中，稀缺的耕地同样出现了不断减少的趋势。新一轮粮改和退耕还林政策将对未来几年的粮食产生较大的影响，2008年耕地面积为121715. 9千公顷，比2000年的128243. 1千公顷减少了6527. 2千公顷，减少幅度达5. 08%。

表2. 3　近年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产量和单产（单位：千公顷、万吨、千克/公顷）

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农业统计资料

从上表分析可见，近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降中趋稳，从2000年的156299. 8千公顷下降至2008年的156266. 0千公顷。由于粮食单产提高，由2000年的4261千公顷提高到2008年的4951千公顷，因此，我国主销区外部粮食供给即全国粮食生产总量比较稳定，但处于紧平衡状态。

2004年以来到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5年增产。据中国农业部称，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2870. 9万吨，比2007年增加了2710. 6万吨，为主销区获得外部市场的补充提供了保证。2009年中国稻谷播种面积为2968万公顷，较上年2924万公顷增长44万公顷，增幅1. 5%。农业部2009年12月21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粮食连续5年增产基础上，2009年我国粮食继续实现增产，预计全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实现粮食连续6年增产。但2004年我国粮食产量同比增长9%之后，一直到2008年虽然连年丰收，但2007年仅增长0.7%。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多耕地少，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一旦上到一定台阶后，要继续保持较快的增产幅度就相当困难。主要的问题是，生产粮食的基本资源——土地资源逐步缩减，2009年我国粮食收购总量下降。表2. 4是相关专家对我国未来粮食生产量和需求量的预测。除了梅方权预测了2030年我国粮食产需基本平衡，马晓河预测我国2030年粮食产量大于粮食需求量外，其他学者的预测都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粮食供不应求。

表2. 4　相关专家及组织对我国粮食的预测（单位：亿吨）

注：表中梅方权、丁声俊和马晓河等预测粮食的定义式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标准，其他的专家和组织等预测的粮食概念包括小麦、大米、玉米、高粱、燕麦、黑麦等。

可见，主销区所依赖的全国粮食大市场将在较长时间内是一种紧平衡状态。由于我国加工转化粮食比重不大，现在我国粮食只有16%用于饲料，而发达国家的粮食转化率高达一半左右，美国有67%的粮食被加工转化，澳大利亚转化率也达50%以上。据专家测算，如果粮食转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间接增加经济效益是粮食原价的30多倍，恩格尔系数可下降0. 5左右。1994年布朗指出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将使世界挨饿；1998年他又指出中国大量进口粮食所引起的粮食价格小幅度上升，会造成价格上涨最终引起粮食暴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预计中国在2025年将进口约1075亿吨粮食。虽然，上述观点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国情，但有一点很明显，我国粮食问题已为世界所关注。

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世界粮食市场供给还有一定的潜力，特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等传统出口国还有较大的增产能力，一旦世界市场出现有利可图的价格信号，闲置的潜在生产能力会立即投入生产，满足增长的市场需求。而一些非粮食出口国也会增加粮食生产，并扩大出口。就是说，国际市场粮食供给的价格弹性，尤其长期价格弹性是足够的，这就需要我们增强相匹配的支付能力。从我国农业应对入世的能力分析，要清醒地看到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食物安全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尤其对粮食和主要食物带来的冲击是严峻的。如国外经济发达国家高筑“绿色壁垒”，阻碍我国食品出口，同时又极力扩大油料（例如大豆）、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对我国的出口等。当前调整主销区粮食结构，乃至整个农业和农村的产业结构，都是为了提高支付能力的重要举措。因此，充分发挥浙江港口和经济较发达等优势，积极开拓粮食对外贸易，打通国际贸易通道，争取粮食进口配额，是主销区实现比较利益、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

2.2.2　主产区粮食刚性需求和粮食缺口分析

近五年我国人口连续增长，2008年我国人口已达13. 2802亿，自然增长率是5. 08‰。全国人口总量庞大、基数高，主销区广东、福建和海南等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高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水平，分别为7.25‰、6. 45‰和8. 99‰，粮食需求每年增长情况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由于人口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居民生活结构进一步改善，消费食物的多样化、优质化趋势将加强，动物蛋白食品的消费数量将越来越大。调整经济结构、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决定了我国对粮食和主要食物的需求将不断增长。据我国政府1996年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对未来我国粮食需求量的预测：2030年人口达到峰值16亿，按每个人口占有400公斤计算，总需求量达到6.4亿吨。主销区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具体表现在：第一，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增加。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务工经商，如主销区浙江，人口每年约增25万人，相应口粮需求增1.25亿斤。广东是全国最大的粮食主销区，全省户籍人口有7899. 64万人，外来常住人口和旅游观光、过境的人员数量庞大。第二，农村非农产业仍是推动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据对浙江省4700户农村居民家庭抽样调查，2007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265元，比2006年增加930元，增长12.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收入增长8. 2%。名义增长速度是自1997年以来最快的一年，而全年农村居民纯收入的72. 2%是来自于非农产业。第三，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较大，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升级倾向。2006年浙江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2. 9%和37. 2%，比1998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将带来粮食间接消费较大增长，而浙江的粮食自给率为41. 7%，不到需求的一半。2008年浙江产需缺口依然保持在100亿公斤左右，一半以上粮食要从省外购进。广东全省粮食需求量达3700万吨，而本省自产粮食只有1400万吨，粮食缺口达2300万吨。粮食缺口扩大，对市场的依存度增加。目前，粮食主销区与主产区产销协作关系还比较脆弱，可能导致产销衔接断裂。如福建、北京等省经营分散，（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经营量仅占市场经营总量的15%左右。可见，主销区粮食供给更多地依赖于主产区等外部粮食市场供给，而市场供给的不可控制的波动因素会给区域粮食安全带来很大风险。

以主销区浙江为例来看，总人口为4676. 98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全省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276. 51万人，占总人口的48. 67%；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400. 47万人，占总人口的51. 33%。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7.50个百分点。消费结构变化引起粮食需求增加相对较大。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对肉禽蛋奶的需求弹性是0.27，若收入年均增长7%—8%，消费则增长1. 9%—2.1%。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的食物消费更讲究营养、质量，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较大。随着浙江省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的基数，浙江口粮消费将呈下降趋势。把粮食需求划为口粮、工业用粮、饲料用粮和种籽用粮等四大类进行测算。口粮，包括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外来人口（包括常住人口及旅游等流动人口）等在家饮食和在外饮食。测算方法采用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量来测算，外来人口的消费水平按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测算，旅游人口的需求则根据旅游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进行测算。工业用粮，包括酒类、酿造类、方便食品类和糕点等食品加工类，按工业企业的生产量测算，没有生产量的则进行估算。近年来浙江粮食总需求量及分项需求测算结果显示，浙江的粮食需求具有以下特点：每年粮食需求总量呈递增趋势；粮食消费结构变化呈规律性，即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增加，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递减；种籽用粮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及种植面积的减少而不断减少。从主销区福建省来看，福建多山地和丘陵，“八山一水一分田”，适合种粮的地方少，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良田被列为城市规划的范围，有些农民将田地改种经济作物，造成粮食种植面积逐年减少，产量直线下降。同时由于工业较发达，外企和私企较多，吸引了大量外地农民工，造成了粮食需求缺口越来越大，而省外的粮食运到福建省需要经过很多环节，增加了成本，造成粮价过高。

随着主销区经济的发展，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也随之增长。根据对居民粮食需求弹性分析，居民收入每增长1%，粮食消费将增长0. 055%。尽管弹性很小，但仍是同向的。粮食需求能否得到满足是衡量粮食安全的重要方面，主销区粮食消费需求呈增长趋势。除了人口增长增加粮食消费外，生活水平的提高，肉蛋奶等副食品和粮食加工制成品需求的增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将使人均粮食消费需求增加，或引起饲料粮及工业用粮的增加，最终导致粮食总需求的增加。

2.2. 3　主销区粮食存在产需缺口与风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销区耕地和粮田递减的趋势仍然难以逆转。粮食产需缺口还将进一步拉大，供求平衡的难度和风险也随之增大。目前，主销区广东、浙江已成为我国粮食净调入最多的省份之一，2010年浙江粮食需求量将达1111万吨，粮食自给率为41. 7%，不到需求的一半。粮食市场中80%以上的商品粮依赖于省外。广东省粮食缺口在2000万吨以上，需从省外调入或从国际市场进口以满足市场需求，对外依存度很高。因此而引发的跨省区粮食物流量较大。主销区粮食的安全问题更多地是来自市场的波动，一旦国内外市场出现波动，将会受到较大影响，粮食安全问题日显突出。随着粮食市场化改革，各级政府粮食行政部门直接掌握和可以调控的粮源大幅度减少。在粮食购销市场化以后，主销区粮食产需的平衡必然会打破。粮食购销市场化将使本地粮食产量迅速减少，从而带来粮食的不安全。取消粮食订购任务后，农民有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受比较利益的影响，粮经比例逐年下调。以浙江为例，1984年浙江粮经比例是76. 9∶23.1，1999年下降为70. 6∶29. 4，到粮食购销市场化后的2003年则下降为50. 4∶49. 6。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由1995年的2814. 39千公顷下降到2008年的1271.63千公顷。且部分农户会因种粮不能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而可能选择弃耕行为，从而导致粮食总产量近年以8%的速度递减，粮食缺口扩大，对市场的依存度增加。粮食作物产量的减少是近年主销区种植结构的基本走势。

主销区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后粮食生产不再搞指令性计划，完全由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策，粮食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粮食市场完全放开，允许多渠道有序竞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农民作为价格接受者，其生产激励和所承受的风险都和市场价格密切相关。在粮食价格下降时，因担心价格会进一步下降而争相出售粮食，而在价格上涨时因期望价格进一步上涨而“惜售”；一旦出现供给紧张，价格上涨时，则可能抢购、囤积粮食。农户的这种行为往往会加剧市场的波动。粮食市场是一个大市场，但这个大市场却是由数量众多、规模很小、素质不高的市场主体组成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缓期的、事后的调节。当供需形势发生变化时，市场主体倾向于采取一致的供给行为或需求行为。当粮食紧张时，供给方同时减少销售，抬高价格；需求方同时增加购买，增加储备。当粮食宽松时，供给方又同时减少库存，扩大销售；需求方又同时减少购买，减少库存。形成供需的同步性。在大量供给者同步惜售和需求者同步增购的推动下，主销区粮食供需波动，使区域粮食安全体系变数加大，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粮食的产需矛盾转变为供需矛盾。尽管我国物流业发展迅速，但物流（特别是粮食行业）的理论和实践水平都相对较低，区际间物流的不通畅更加剧了这种发散型波动，使区域间粮食贸易的安全性和经济性问题凸显。从经济效益看，目前的种粮比较效益很低，对主要收入来自非农产业的农户来说，种粮收入已无关紧要。根据资源禀赋理论，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发挥主销区的比较优势，农户会选择抛弃耕地而从事非农生产，主销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普遍下降（见图2.1）。

图2. 1　部分主销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单位：千公顷）

从图2.1可见，随着2001年后主销区相继实施粮食市场化，农民可以根据比较利益选择非农产业或农业中的经济作物来替代原有的粮食生产，以致主销区的粮食播种面积逐年下降。主销区浙江、福建和广东的粮食播种面积分别从2000年的2233. 33千公顷、1828. 51千公顷和3099. 89千公顷下降到2008年的1271. 63千公顷、1210. 27千公顷和2499. 94千公顷，下降的绝对数分别为961. 7千公顷、618. 24千公顷和599. 95千公顷，下降幅度较大。

近几年来，主销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主要由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长来推动。农村住户的收入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以浙江为例，在全部农村住户中，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的占42. 48%，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的占57. 52%。随着现代化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粮食主产省粮食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浙江在全国的粮食生产比较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逐步弱化，目前浙江粮食生产优势已不复存在。从粮食总产量看，浙江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越来越低，在全国的位次不断后移，浙江对全国粮食生产总量影响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1978年，浙江粮食产量1467万吨，尚占全国粮食总量30477万吨的4.81%，按降序排列，居全国各省市区的第11位。2008年浙江粮食产量为775. 6万吨，而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2870. 9万吨。浙江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例进一步下降到1. 47%，远远低于浙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3. 71%的比例。按人均粮食产量计算，2000年浙江人均生产粮食仅为260公斤，仅为全国人均365公斤的71%，只有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最高的黑龙江省的1/3。目前浙江粮食产量仅为最高时期（1984年）的67%，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也由4.8%下降到2.6%。粮食生产已经不是主销区浙江的优势，即使全省4500多万人都挤在210万公顷（农业普查调整数）耕地面积上从事粮食生产，人均半亩地的人地关系不仅在客观上决定了难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必然很低，农业结构也难以有效调整，单一种粮的农民只会越来越穷。

主销区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后，粮食安全问题开始由自然风险向市场风险转化。主要表现是：一方面由于受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等因素的影响，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不断减少，产需缺口逐年扩大；另一方面，粮食主产区成为主要粮源，粮食供给受主产区粮食产量及外部环境制约较大。在全国粮食丰年的情况下，粮食安全不成问题，反之，一旦粮食紧张，主产区能否保证主销区的粮源就是未知数。风险的存在要求主销区建立自己的坚固的粮食安全制度。其中，确定自给底线将是一个最重要内容。当存在其他风险时，自给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最可靠的方式。主销区粮食生产的目的是确保口粮。与全国的对比分析表明，主销区口粮的下降过程远远早于其他省份，人均口粮数量下降幅度也大于主产区省份。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全国人口城镇化率36. 09%，推算全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口粮约占口粮总消费总量的19%，农村居民口粮消费占81%。以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为例，虽然各个省份的人均直接消费的口粮数量已经开始下降，但下降的数量和下降的比例也没有主销区大，对整个口粮需求量的影响也没有主销区大。伴随着粮食消费量的下降，动物食物消费量出现大幅度增长，两者表现为显著的消长关系，客观上减轻了粮食需求的压力。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主销区粮食将严重依赖于外部供应；决定粮食进口时，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权衡。主销区粮食安全应该是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主销区在实施市场化的开放经济下，可以通过进口来调节其粮食供给（见图2. 2）。

图2.2　开放经济下的粮食市场

说明：S_h为国内供给曲线，S_h＋f为总供给曲线，S_h＋f＋t为税后供给曲线，税前消费量为OQ₁。其中，OQ₂为国（区）内供给，Q₁ Q₂为国（区）外供给。税后消费量降为OQ₃，自产OQ₄，进口Q₃ Q₄。税后消费者剩余下降：a＋b＋c＋d，其中a转变为生产者剩余，c为关税收入，b＋d为保护损失。

主销区耕地面积很少，情况如同日本、新加坡、荷兰等，粮食安全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粮食安全并不完全取决于资源禀赋。关键是取决于自产底线的稳定程序或抗风险能力。如果主销区的粮食自产底线非常安全，从耕地资源看，追求高自给率更不现实。在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进口粮食不仅不会对主销区粮食安全构成威胁，而且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获得贸易利益。在实行粮食市场化后，主销区可将粮食安全用粮的供给牢固地建立在自产底线之上，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效率的作用。这样，主销区不但完全可以解除对粮食安全的忧虑，还可以分享比较利益带来的一切利益。因此，主销区粮食的产需缺口依赖于外部主产区的粮食供应来减少风险，粮食生产的风险转而为更多粮食市场和流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