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销区粮食贸易利益分析

2.4　主销区粮食贸易利益分析

主销区在放开粮食市场的同时，也取消了原来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而补在流通环节的“暗处”补贴，地方财政相应减轻了负担，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受挫，发挥主销区的比较优势，农户会选择抛弃耕地而从事非农生产，加上当时的政策导向，鼓励销区少生产粮食，导致主销区种粮面积锐减，粮食大幅减产，很多农户已退出了粮食生产，主销区粮食自给率已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从纯经济的角度看，粮食进口可以提高社会总福利，会引起收入分配效应。主销区粮食从自求平衡到优势互补，促进了农业区域结构的优化，省际间粮食购销合作得到迅速发展。

2.4. 1　主销区粮食供给由主销区自产和进口粮食构成

粮食购销市场化后，主销区粮食供给中自产部分占的比例下降，主要依靠外部市场，即粮食主产区的供应。粮食供给总公式为：Q_S＝Q_D＋Q_P，Q_D、Q_P≥0，其中：Q_S为供给总量；Q_D为进口总量；Q_P为生产总量。公式表明，当粮食供给总量一定时，就会有无穷多种由自产与进口组成的供给模式，如图2. 3的等供给线。由于粮食自产在安全构成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能被进口完全替代。因此，主销区粮食自产部分不可能是小于或等于零，存在一个自给底线为安全警戒线。但是，主销区粮食生产缺乏比较优势，因此，主销区粮食自产部分也没必要保持较高比例。若自产平均费用要高于进口平均费用，则应当选择进口，政府补贴也应当最小化，否则，就会造成消费者的利益损失和财政的高补贴负担。市场化后，主销区粮食安全的价值主要是对可能的粮食危机的避免。危机避免是粮食安全的一种特殊的收益，它不是直接获得利益，而是避免损失。对危机避免的估计是一个在计量上非常困难的任务。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供给Q_S≥自给底线Q_S（w）。如果考虑资源禀赋的原因，主销区粮食安全只能由贸易来保障。从理论上讲，政府通过主销区实行粮食市场化的目标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加快销区农业结构调整。

在2. 3图中GABH曲线是主销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它代表主销区内劳动力资源在经营其他产品（或外出打工）与生产粮食这两种用途上所能提供的最大社会收益的各种可能性组合。在主销区实行粮食市场化之前，社会选择A点配置劳动力资源，即供给OL单位的粮食和经营OQ单位的其他产品（或外出打工），无差异曲线为Ⅰ。若主销区资源按照比较利益原则进行重新配置，生产点由A点移向A＇点，从比较优势看主销区一般处在东部沿海地区，一般是经济强省或市。人多地少，土地价值相对较高，农业资金投入也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作为经济强省，主销区把粮田腾出来、把粮食生产的任务让给粮食主产省，供给OL＇单位的粮食和OQ＇单位的其他产品（或外出打工），交换有利可图而重新配置，无差异曲线切交换线T＇于A＇，为Ⅱ，福利水平提高，表明A＇点主销区域内劳动力资源在两种用途上的配置方式最能体现社会福利目标。即理想的销区实行粮食市场化后供给OL＇单位粮食和经营OQ＇单位的经营其他产品（或外出打工）。

图2. 3　比较利益图解

但是，显然社会对最优点A＇的选择是通过政府的规划来完成的。主销区域内粮食生产的规模是个两难的选择，粮食生产规模太大肯定会增大机会成本，若规模过小又可能会加大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会由于外部粮食物流市场的波动而带来不确定性。政府的最优规划应该是一种折中选择，即力图选择一个能将社会福利损失降低到最低点的粮食市场化总体规模。主销区域内劳动力资源在经营其他产品（或外出打工）的直接社会成本是整个社会将失去L'L单位粮食，也可看做是农户参与经营其他产品（或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主销区区域内的劳动力资源用于经营其他产品（或外出打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与二十多年前政府所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一样是一种完全可以自我实施的政策。

以主销区浙江为例，根据资源禀赋理论，发挥比较优势，农户也会选择抛弃耕地而从事非农生产。因此，浙江需加强自产底线的耕地的保护，稳定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续建500万亩标准农田，对已建成的1000万亩标准农田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检查。浙江作为经济强省，在有限的耕地上发展农业，确保粮食安全还可以从发展大粮食经济着手，即粮食、蔬菜、瓜类和畜牧业、水产业等全面发展。在确保口粮基本自给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省际间粮食物流弥补其粮食产需缺口。

2.4. 2　粮食主销区可通过从主产区“进口替代”获得比较利益

市场交换理论是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客观上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互利、互补的基础上实现主销区与主产区的合理经济分工和必要的资源转换，力争以较少的代价求得充足而又稳定的粮食供给来源，以降低粮食安全的机会成本。所以许多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放弃提高国内农业生产力的努力，对来自国际社会的粮食援助的依赖性越来越大（速水佑次郎，1986），世界银行、罗斯格兰特等对我国粮食需求量的预测结果是到2020年需要5.4亿—5. 7亿吨，中国水稻研究所预测是5.13亿吨。地区间粮食贸易也是如此，粮食自给目标的过分追求会阻碍农业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长期以来，对粮食区域自给自足的强调严重制约了农业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蔡昉，1994）。主销区耕地面积很少，情况如同日本、新加坡、荷兰等，不可避免地会进行部分“进口替代”，主销区粮食的产需缺口主要表现为省际（从主产区）的粮食调入。

主销区粮食安全应该是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农业资源贫乏、耕地稀少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浙江和广东等主销区，应在经济迅猛增长的今天，缩小主销区的粮食种植面积，并把置换出来的那部分农业资源用于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名、优、特农产品，以提高其农业经济效益，使之继续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支柱系统。主销区粮食市场化后，根据资源禀赋理论，当存在比较利益的时候，贸易即省际粮食调入具有使主销区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消费的效应，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获得贸易利益。从纯经济的角度看，主销区从产区进口（调入）粮食可以提高社会总福利；粮食进口（调入）会引起收入分配效应，促进农业区域结构的优化与省际间粮食购销合作得到迅速发展。以浙江为例考察，目前省外粮源占到总成交量的84. 0%。自由贸易可比自给自足更好地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如果硬性维持粮食的自给自足，必将产生很大一部分福利损失。相反，如果实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主销区粮食生产缺乏比较优势所产生的福利损失，可以通过区际贸易（调入），即“进口替代”得以消除。

“通过对浙江省全省1‰的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和实地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全方位拓展、市场化、多样化成为浙江省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重要标志，农业对农户收入的贡献率下降。”（卫新等，2005）。浙江农村居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把握住了增收的机会。其收入增长主要是由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长来推动的，种粮收入已无关紧要。从浙江农村经济收入和分配变化看（表2. 6），2008年家庭非农收入已经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96. 85%，家庭非农收入由2002年的16337. 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45068. 16亿元。

表2. 6　浙江农村经济收入和分配（2002—2008年）（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09》

实行粮食市场化后，主销区粮食自产在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会进行部分区域间进口替代，这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获得贸易利益。从纯经济的角度看，粮食主销区从粮食主产区进口粮食可以提高社会总福利；粮食进口会引起收入分配效应，促进农业区域结构的优化与省际间粮食购销合作得到迅速发展。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一个农产品的供给者变成农产品的纯粹的需求者。当存在比较利益的时候，贸易具有使主销区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消费的效应。

2.4. 3　粮食主销区实行部分区域间调入与粮食物流

主销区粮食追求100%的自给已是不明智的选择，主销区粮食可实行部分区域间调入（进口）替代。主销区可鼓励农民短期或长期休耕一部分土地。或缩小粮食种植面积。美国早在1956年实行了自愿退耕计划，鼓励农民短期或长期休耕一部分土地，短期休耕主要是为了控制产量，而长期休耕主要是为了保持水土。缩小粮食种植面积，如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生产，不是减少耕地而是储备了耕地，只要保持了必要的耕地，转向粮食生产只要4个月时间，转向期间存在的缺口，可以靠粮食储备和区域间贸易来解决。

以浙江为例考察，省外粮源占到总成交量的84. 0%。而国内粮食市场的正

①家庭非农业收入包括：工业收入、建筑业收入、运输业收入、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收入、服务业收入、其他收入。

常交易要求粮食在全国范围、部分地区范围流通畅顺，现代物流体系的建设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内容。浙江已与黑龙江、湖北、江西等产粮大省签约，成为粮食购销“合作伙伴”。省际间的粮食购销合作已从传统的粮食买卖向建立基地、组建股份制公司、创办市场等多种合作方式转变。一方面需要政府保证总供求和区域间的粮食平衡，纠正市场失灵产生的扭曲信号；一方面粮食生产的伸缩能力，即粮食生产能力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在粮食供大于求时部分粮食生产能力被储备起来，而在粮食形势趋紧时这些储备能迅速投入粮食生产，转变成有效的供给。主销区粮食市场化可以减轻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创建宏观调控下市场经济型粮食流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