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产业结构升级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价值创造和分工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重构，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组织将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阶段，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在全球配置生产资源，形成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为基础的全球产业网络⁽¹⁾（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一方面，发达国家对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作了一次重新定位，将重心由生产制造转移到了创新、设计、市场营销、服务和制造业中高附加值环节等方面；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由于接受了大量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生产制造等价值环节，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张辉等，2007）。在此过程中，中国也正在大规模、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碚，2003）。中国产业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中仍处于较低层次，总体地位还不高，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汪斌，2006）。因此，中国产业如何在全球产业网络中提高国际分工的地位，从而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

自20世纪20年代起，资本的不断扩张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社会穷困，特别是劳工问题和劳资冲突（刘俊海，1999）。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国际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资本地位不断上升，而世界劳工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因此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问题（常凯，200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全球跨地域流动以寻求最大的利益，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范围的资源流动和生产使得跨国公司不受当地劳工立法的制约，减少了对生产工人的直接管理与保障。同时，跨国公司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的制造商。在跨国公司的这种“订单转移”的策略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为了争取到订单而不得不陷入一种“向下竞争”（Race to Bottom）：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强制加班、严格管理、劳工权益缺乏保障，同时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兰荣国，2006）。资本在全球流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活动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工利益的“向下竞争”，结果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劳工状况的全球性恶化（余晓敏，2006）。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消费者、工会、学生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批评跨国公司的“血汗工厂”，并纷纷发起“反血汗工厂”的运动（Anti-sweatshop Campaigns）。自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运动（张忠，2005），个体的利益相关者、贸易联合会、非政府组织等对公司按社会责任方式运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要求跨国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应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谭深、刘开明，2003）。受全球化和竞争的双重压力，跨国公司也通过制定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COD）来规范其国内和国外的经营活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领导者也通过制定相应的规则（如COD、SA8000认证）来约束其各生产环节中成员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当今社会最流行的概念之一（Kagnicioglu＆Kagnicioglu，2007）。

以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产业为例，随着中国的入世和扭曲的全球纺织品贸易体制——多边纤维协定⁽²⁾（Multi-Fiber Agreement，M FA）的取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规模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巨大产能得以有效释放，成为全球第一大纺织服装生产和出口国，在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总体上来说，大量出口产品来自加工贸易环节，品牌贡献率较低⁽³⁾，服装出口单价也出现下降的趋势⁽⁴⁾。在全球商品链中中国强于生产却弱于流通，强于产品弱于品牌，强于单品加工弱于系列设计和商品策划，缺乏主导权和议价权。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只获得很小部分加工附加值，而服装及终端产品十分之九的附加值被设计师品牌、零售商和服装品牌拥有者占有。在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下，面对着欧美等发达国家买家强悍的侃价能力和严格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加之出口退税调整，人民币升值，原料、劳动力以及经营成本的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纺织服装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劳动力”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的一大主要制约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地方政策导向变化等因素导致我国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关停，但“劳工荒”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熟练工”依然存在较大缺口和隐患⁽⁵⁾。解决“民工荒”的主要路径只能依赖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改善劳动环境，提高员工的社会福利和工资水平。这就意味着企业增加了更多的劳动力成本，这又给以低成本为优势的加工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困扰。

2010年世界知名企业富士康的“多连跳事件”是企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极端和集中体现。作为一家优秀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构建了“高品质”（“技术领先的客户化体现”、“客户快速响应”和“总成本领先”）的竞争优势⁽⁶⁾，在这样的战略选择下，为了与上端研发产业及下端市场接口，不得不在制造环节加大设备和技术投入，而对人工成本进行严格控制，从而降低总成本。但随着产业发展升级，制造环节的利润率越来越低，由2000年前后的2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5%左右⁽⁷⁾。据美国权威市场调查机构iSupply提供的数据表明，富士康给苹果加工一台iPad，费用仅为11.2美元，而平均成本为260美元的iPad，在美国最低售价为499美元，富士康的代工费仅占售价的2%，少得可怜⁽⁸⁾。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链布局和竞争压力传递机制，直接传导到产业链最底层的劳动者身上⁽⁹⁾。造成整个产业系统持续的关键问题在于：已有劳动法的国家执法的缺失；不足以维持生存的低工资、过多或强制性的加班；充分的劳动者管理代表的缺失等⁽¹⁰⁾。劳动者的压力无处传导就用极端的“跳楼”形式表达，惨痛地体现了代工模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在两难困境的情景下，中国制造业应该如何解题？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作为一种投入转化为产出，使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企业社会责任能否提高本地供应商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议价权？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作为供应商与买家、供应商与员工之间的凝化剂，使得企业的网络组织更为稳定？这些问题围绕着“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促进产业升级”这一焦点问题展开，需要学术界作出解答，为企业界走出困境指明方向。

二、研究意义

现有的研究主要沿着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两条平行的主线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重点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与发展、动因及其绩效；产业升级的研究框架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从全球商品链到全球价值链再到全球产业网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问题，升级路径及其模式和内涵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Zhao＆Gu，2009a）。以Gereffi为代表的学者基于全球商品链的视角以东南亚的服装产业为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本地供应商一条从组装（Original Equipment Assembling，OEA）—委托加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自主设计和制造（Original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ODM）—自主品牌制造（Own Brand Manufacturing，OBM）的产业升级路径（Gereffi，1999；Bair＆Gereffi，2003；Humphrey，2004）。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使产业升级的研究重心转移至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价值的创造、分化及其俘获上，价值链的全球化使得设计、生产和营销等不同的环节更加协同（Barrientos et al.，2008）。全球价值链视野下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有四种模式：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Humphrey＆Schmitz，2002），不同模式有着不同的创新行为和绩效（Kaplinsky＆Morris，2002）。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与前两者相比，除了从商业视角关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活动外，更从社会视角关注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Barrientos et al.，2008），更多关注生产和雇佣关系的社会和制度嵌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供应商（Herderson et al.，2002）。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升级的研究对象超越了制造业的范围向农产品、服务业（如旅游、商务外包等）延伸，原有的“产业升级”的概念用更宽泛、更具包容性的概念“经济升级”所替代，研究的重心也逐渐转向社会升级问题，关注劳动者作为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和权益的提升及其雇佣质量的提升（Barrientos et al.，2008）。

国内众多学者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了纺织服装产业升级路径及其策略（黄永明等，2006；刘芹、陈继祥，2006；胡丹婷、汪佩霞，2007；梁文玲、李鹏，2008；卓越、张珉，2008等），而对纺织服装业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注不多。有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升级与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工作环境的改善等暗含着关系（Bair＆Gereffi，2001），产业升级产生一定的劳动力市场收益（如雇用的增加，工作质量及劳动安全的提高，培训和技能的提升，对劳工标准更多的关注等）（Remesh，2007）。Ahmed和Peerlings（2009）对孟加拉国的纺织服装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对劳动者生产条件和服务的改善，可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也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使其更多地投入到改善劳动环境中。Zhao和Gu（2009c）对宁波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企业不同的经营模式与体面劳动的一些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经营模式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Zhao＆Gu，2009a）。但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并得到实证检验。

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从理论上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构建理论模型，通过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研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相关的结论。研究结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升级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