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和社会信任的文献综述

一、信任和社会信任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信任和社会信任理论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研究组织中人与人之间和经济实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及其形成机制。对信任的研究起源于社会学领域，随后逐渐扩展到经济学、管理学等研究领域。

（一）信任与社会信任的概念与内涵

“信任”是一个综合概念，包含了信赖（reliability）、信用（credibility）、责任（responsibility）等含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了界定，如Sable（1993）、Mayer（1995）、McA llister（1995）、Rousseau（1998）、williams（2001）等。社会学家关注社会网络如何产生或抑制信任关系；经济学家则强调信任能够减少交易成本。A rrow（1972）指出信任是一个社会经济构建和运作的润滑剂，是包含交易行为的基本要素，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现象可以通过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Hicks（1976）认为信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石，是很多经济领域的交易行为所必需的公共品德。Hosmer（1995）将信任定义为：个体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大于预期的得益之不可预期事件时，所做出的一个非理性选择行为。Mayer、Davis和Schoorman（1995）认为，信任是指基于对方特定行动对自己重要性的期望，即使一方在有能力监控或控制另一方的情况下，也宁愿放弃这种能力而使自已处于弱点暴露、利益有可能受到对方损害的状态。尼马利亚・库玛认为，信任意味着“当一方采取了另一方认为有害的行动（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时仍能够保持相互的合作关系”。Rousseau等（1998）认为信任是对合作方的行为和意图怀有良好愿望因而易受伤害的一种心理状态，正面期望和接受风险法人意愿则是信任的两大要素。

Luhmann（1979）从一种新功能主义的理论角度提出：“在其最广泛的涵义上，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是内心对未来的一种预期。”卢曼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的思路，即信任的基本功能是简化机制并减少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性。Fukuyama（1995）提出：“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由此界定的信任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特性，是人们从一个规矩、诚实、合作、互惠的行为所组成的社群中分享的规范和价值观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合理期待。上述社会学家认为信任问题既有着极强的个人性，同时又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嵌入制度、结构等社会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信任突破个体的关系而成为一种社会关系，且这种社会关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根植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网络之中。因此，他们大多从国家（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气特性来分析信任和社会信任问题。

国内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通过对传统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结构的比较，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差序格局”，并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人社会交往中的关系信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现实中的社会实践活动也表明，血亲关系越是紧密的成员之间的交往频率会越高，形成的感情关系就更加紧密，相互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大。郑也夫（2003）指出社会信任是人的一种态度和主观愿望，他愿意相信周围的环境、外部的世界符合他的愿望以及环境的发展和与他合作的他人的行为将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演进。

（二）信任和社会信任的比较分析

西方主流学者认为信任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即人际间信任（或关系信任）和组织间信任（或制度信任）。人际间信任是基于对他人品行的理性考察和与他人之间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经多次重复博弈后所形成的一种相信对方而敢于托付，并通过行动或承诺体现出来的具有确定性的意识活动。人际信任是整个信任系统的基点。组织间信任则是基于各种非人格性的规范准则、法律法规的约束而产生的信任。Zaheer等（1998）将组织间的信任定义为：“信任是一种预期，预期某一行为者值得信赖履行其职责义务；以某种可以预期的方式行动；当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机会时，也能公正地行动或协商。”当然，人际间信任和组织间信任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同时存在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缘性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或准家庭关系之上；普遍信任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人际信任更多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人际关系之上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其实质就是一种关系信任；而社会信任则是基于法律、制度和契约之上的普遍主义信任模式，它类似于一种社会品德。

Wiliamson（2001）从认知和情感两大维度出发，将信任分为计算型信任（calculative trust）、关系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三种。计算型信任即信任是当一个行动者预期在受另一行动者的损害时其收益为正的保证。人们普遍相信行动双方信任的产生或丧失是理性计算的结果，以“契约”或“合同”来增强或表示彼此的信任。这种信任起源于“对维系或切断信任所付出的代价以及创设或维系其关系所带来的结果的判定”（克雷默和泰勒，2003）。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往往不是不想违约（破坏信任关系），而是不敢违约（要付出太多不可知的代价）。制度型信任即行动者因考虑制度环境的惩罚而守信的行为。法律系统或在近亲群体间普遍存在的非正式社会规范约束着行动者的行为。关系型信任即行动者即使在契约不完全、理性有限的条件下仍然相信会被执行。关系信任常常是自然形成的情感性信任，假使一方做出了失信行为，另一方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施以信任。例如父母与子女间的信任、情人间的信任，故这种行为也被称为“乌托邦契约”。

从Zaheer（1998）等学者对组织间信任所下的定义来看，组织间信任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对对方有能力实现其义务、责任的预期；二是对对方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预期。Barber（1983），Mayer、Davis和Schoorman（1995），Das和Teng（2001）将信任区分为能力信任和人品信任。能力信任是指对能力和绩效的信任，即相信某人或者某个机构拥有足以完成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经验与技能，它反映了一方实现绩效目标的能力。人品信任是一种期望，即在社会关系中，一方对对方人格的认同，包括个人的声誉、忠诚度、诚信度，是否具有伤害性或者攻击倾向等。人品信任维度表明相信对方是善意、有责任、可靠和正直的。

Putman（1993）、Fukuyama（1995）、Knack和Keefer（1997）等学者对社会信任进行了研究，并指出社会信任以及与其关联的市场信誉和商业信用体系，是市场交易发生和持续的前提条件。白春阳（2006）和汤小华（2006）指出，社会信任虽然以关系信任或个人信任为基础，但并非关系信任的自然延伸，而是社会诸多个人、组织信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凝聚的群体意识网络的集中反映，它比关系信任更具理性和社会性，并以法规、制度、契约为保障。对于信任、社会信任在社会资本中的地位和作用，Knack和Keefer（1995）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李敏（2005）强调了信任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本质，企业社会资本事实上是企业内外部个人及组织间的社会信任网络；王涛和顾新（2006）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社会信任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合作效率，更可以通过信任的传递及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合作网络的良好声誉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并提高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潘敏（2007）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关键测量指标。

（三）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

Zucker（1986）、Ganesan（1994）、Williams（2001）、任志安（2007）等中外学者对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形成及治理机制进行了研究。Bradach和Eccles（1989）认为，信任是组织控制的机制，是在价格和权威之外的另一种组织控制机制。信任由于具有有限理性和资产专用性的特点，因而是一种有价值的无形资产，信任的出现能降低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减少违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信任的出现常常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Fbdenberg和Tirole，1992；williamson，2001）。不少学者将关系信任与社会信任相对应，并认为社会信任包括基于社会制度的约束而产生的信任和基于社会文化道德观念的教化而产生的信任。人类社会大体存在三种基本的信任产生与维持机制：人格因素与私人情感、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道德观念。

信任作为一种主观期望，与其选择与信任主体所生活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关联。Zucker（1986）认为信任产生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过程信任模式，即依赖于过去的交易经验，如信誉和礼物的交换，是根据一个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二是人际信任模式，即基于特征的信任，依赖于个人的家庭背景和种族，是一种由社会相似性而产生的信任，根据他人与自己在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的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三是制度信任模式，即基于非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组织以及各种法规、契约的保证而给予的信任。由于过程信任是一种派生的信任，因此可以将信任机制归结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前者以人与人交往中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为基础，后者以人与人交往中所受到的社会规范、法律法规的管束制约为基础。

鲍威尔（1990）认为，在经济行为中，权力、市场和信任一起作为促成和维系合作的三种机制，也是三种最基本的治理工具，但它们作用的对象和发挥作用的手段是不同的。其中信任作为关系治理的功能主要有：一是信任的简化功能。卢曼指出，信任属于一种系统简化机制，通过信任可以降低环境复杂性和系统复杂性。企业的行动选择和关系的建立都不可能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和完全信息的基础上的，如果缺少信任，任何社会关系都不可能持久存在。二是信任的约束功能。信任的约束功能依赖于声誉。三是信任的决策功能。西蒙在提出理性选择模型时没有看到信任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决策工具，在企业网络治理中，信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任的存在可以降低企业交易的成本、提高协作效率。

信任结构是一个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社会规范，属于非正式的契约关系。信任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社会文化传统最具决定性因素。福山（1995）将社会划分成两种信任结构：高信任度社会与低信任度社会。社会信任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市场交易的难易程度。根据福山（1995）的划分，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大都属于高信任度社会，而亚洲、南美的大多数国家则属于低信任度社会，中国则是典型的低信任度社会。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下形成的一种权利和义务规范。基于社会整体视角，信任是一种长期积淀下来并且为社会大多数人所遵循的非正式契约关系，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就会塑造出不同的信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信任结构。信任对社会交往领域和市场交易领域两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影响。信任关系是无形的，往往嵌入在各种行为之中的。一般社会交往过早发生在市场交易中，此时信任关系已随市场交易的扩展而不断地渗在交易中就形成了社会的信任结构。信任关系是长久的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关系，它是一种行为调整规则。

（四）信任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诸多中外学者认同信任与社会资本之间的紧密联系。Guisoetal（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信任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Coleman（1990）将信任看作社会资本的产品；Stiglitz（2000）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成分。Fukuyama（1999）认为，一切社会都拥有一些社会资本，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与所谓的“信任半径”有关，也就是说，像诚实和互惠这样的合作准则可以在有限的群体中共亭，但不能跟同一个社会中的其他人分享。Hayami（1998）甚至认为，信任就是一种社会资本，通过长期和多重交易产生的相互信任关系，不仅能抑制契约各方的败德行为，提高交易效率并减少与劳动分工相联系的成本，而且能在更大的社区内促进合作关系，增大社会资本。虽然信任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很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较高的社会资本水平与较高的信任水平紧密相关。

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其他度量指标也有很强的相关性，如Putnam（1993）在对意大利各地区的政府绩效差异原因的研究中，发现各地区的社会信任状况与公民参与的几个度量指标紧密相关。社会信任和公民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仅在不同时间和不同个体之间得到验证，而且跨国的实证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点。Knack和Keefer（1996）运用1972年至1994年的一般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数据，证实了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与公民规范和公民参与（用人们在民间和政治组织中的成员资格来度量）相关。信任指标能在较大程度上衡量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地区，人们之间拥有更多的信任。社会资本影响信任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资本为国间经济绩效的广泛差异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五）社会信任与企业发展和持续竞争优势研究

曼纽尔・卡斯特（2001）指出在信息社会，源自信任网络所产生的创新和动态柔性是企业生产能力及竞争优势的来源。周小虎和陈传明（2004）从知识创造的社会化过程角度，指出社会资本通过信任、规范等关系性嵌入，来促进企业的知识创造过程和增强知识整合能力，并最终影响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汤小华（2006）以近代晋商的发展为例，指出完善社会信任资源对家族企业变革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强调了信任资源是影响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革的一个关键条件。张晓盈和钟锦文（2006）认为，基于特殊主义的家族信任阻碍了家族企业的成长，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基于普遍主义的社会信任不断融入社会资本的过程。陈立旭（2007）就浙江的特殊主义信任文化传统模式及其对农村经济行为的影响做了进行了论述。

Helliwell和Putnam（1995）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研究表明，社会信任的差异导致了意大利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Brunetti、Kisunko和Weder（1997）通过一项对41个国家的企业家的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规则可信度”综合指数来衡量一国的社会资本。该指数分为六个等级，在控制了初始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之后，指数每提高一个等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将提高3.7个百分点，而年均收入增长将提高1. 5个百分点。Knack和Keefer（1995）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他们考察人际间的信任、市民合作的规范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信任对经济绩效有显著影响，信任水平每上升12个百分点，年均经济增长率将提高近1个百分点。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研究，Halpem（1999）等学者发现用所在国家或地区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所衡量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这些国家或地区越富裕。Whitdey通过对来自1972—1992年间34个样本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数据的分析，得出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Fukuyama（2000）认为人们之间的信任、声誉以及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所需要的交易成本比正式的制度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