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反贫困理论研究

三、国内反贫困理论研究

我国对贫困的关注最初是从物质层面开始的，认为贫困是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收入不能达到社会可接受标准的生活状态。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认为，贫困是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14]。汪三贵认为，贫困是缺乏生活资料，缺少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或者因收入低而仅能维持当地的生活水平^[15]。随着反贫困实践的开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各界关于贫困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童星和林闽钢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于低收入造成缺乏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的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生活状况^[16]。康晓光认为，贫困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中，人由于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17]。可以肯定，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深入，随着对机会贫困和能力贫困等因素的更加关注，贫困的内涵和外延也将不断完善。

关于贫困的成因，安树伟将国内外的理论解释归纳为经济学根源和社会学根源，其中经济学根源包括主体不发育论（人的素质论）、供体不平等论（社会分配论、资本缺乏论、政府行为论、制度短缺论）、载体不完善论（自然环境决定论、人口论、经济发展梯度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四大类，而社会学根源包括社会福利和就业制度、贫困的代际传递和多元化丧失、责备受害者、贫穷的文化、科技落后论、阶级划分论、社会封闭论等^[18]。关于中国农村贫困的成因研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马国贤等认为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根源在于小生产下农业过低的生产效率、大量的劳动力过剩人口和过低的教育程度等^[19]。李小云认为人力资本的缺乏是贫困的主要原因^[20]。刘明宇认为农村贫困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传统的制度安排抑制了分工演进，交换权利被压缩，造成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农业作为一个产业缺乏自生能力，农民因缺乏经济自由而陷入制度性贫困^[21]。总体来说，众多学者认为，农村贫困的原因既有来自自然、经济方面的，也有来自政治、文化方面的，由此也证实了贫困根源的复杂性和综合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国对反贫困理论的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在反贫困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且我国对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反贫困措施的研讨方面。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深入，国内反贫困理论也日渐成熟。

一些学者认为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导致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制度创新和合理安排成为制定反贫困策略的切入点之一。王正理认为贫困地区应加大改革、开放和联合的力度，不但要积极地改革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而且还要主动地与发达地区联合，从发达地区引进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促进自身快速发展^[22]。陆学艺认为，需要加快那些不利于农村人口和城镇贫困人口发展的制度改革，这些制度主要包括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23]。刘明宇通过揭示农民遭遇制度性贫困陷阱的深层原因，认为不自由也会导致贫困，指出跳出贫困陷阱的办法是消除抑制分工的制度安排，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分工深化，从而达到一个高收入的角点均衡^[24]。张德元把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制度改革称为“制度扶贫”，它是农村脱贫的治本之策，必须改革户籍制度，调整城乡关系，促进农村贫困地区的制度创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广大农民纳入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25]。

一些学者认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是贫困地区减贫的根本途径。知识贫困是贫困人口的共同特征，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是不仅要重视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还要培育贫困地区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吸引外地的优秀人才。赵晓晨认为中国扶贫的关键是政府要把扶贫和扶智二者结合起来，在进行物质扶贫的同时增加文化扶贫的力度；在提供必要的资金救济，使贫困人口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同时，加大提高贫困人口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的教育投入；在以物质投入缓解贫困现状的同时，强调“扶人”、“治本”这一根本途径^[26]。

“生态移民”式扶贫是考虑到一些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不允许做大规模的开发，依靠开发当地资源来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已不可能，因此移民脱贫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王建将中国内部不同地区发展路径和美国、日本相比之后，发现“平原资源”是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由此他认为，中国贫困地区集中在西北地区，这里最缺乏的是平原资源，解决贫困问题的出路在于贫困地区人口向平原资源丰富的东部地区转移，这就要求东部地区发展大都市群，容纳更多的人口^[27]。俞万源（2002）从城市化角度，论述移民搬迁的意义，认为加速城市化进程对贫困落后地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就业空间、实现劳动力就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实现“脱贫”致富和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28]。王国敏也认同“移民扶贫”是农村脱贫的重要举措。

一些学者认为农村贫困地区应当立足于当地资源，以市场为导向，选准突破口，建立地方主导产业。庚德昌认为“发展地方主导产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开发性扶贫方针的必由之路”。支柱产业选择要“以市场为导向”，“突出重点、照顾一般”，“以当地资源为基础”^[29]。周民良认为扶贫工作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那些能够合理地利用当地资源的工业，同时不鼓励贫困地区发展技术条件要求较高的工业，应大力发展农林牧渔等产业以及与其相关的下游产业和服务业。陈凡指出贫困地区建立的各种主导产业都要以改造传统农业为目标，因为农业是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

除了上述观点之外，国内学术界对反贫困的研究还有安虎森的“科技扶贫”、朱玲、蒋中一的以工代赈式扶贫、小额信贷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

【注释】

[1]黄承伟.中国反贫困:理论方法方略［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28-42.

[2]叶普万，王军.世界反贫困战略演变述评［J］，山东社会科学，2005.10.

[3]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J］，转引自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46.

[4]莫里斯·道布.经济发展的某些问题［J］，转引自谈世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4.

[5]［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9—10。

[6]同上，第16页。

[7]同上，第40页。

[8]吴振磊.县域反贫困研究［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12.

[9]叶普万,王军.世界反贫困战略演变述评［J］，山东社会科学，2005.10.

[10]［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9—10.

[11]普雷维什.依附、发展和相互依存，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第1版［)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43.

[12]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第二版)［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

[13]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M］.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91—92.

[14]国家统计农调总队.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的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66.

[15]汪三贵.反贫困与政府干预［M］.中国社会科学，1993（3）：42-43.

[16]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J］．中国科学院，1993（3）：42-43.

[17]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21-88.

[18]安树伟.中国农村贫困研究症结与出路［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25-35．

[19]马国贤等.后农业税时代的“三农”问题及涉农税收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3）：34-38.

[20]李小云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3）：34-38.

[21]刘明宇.贫困的制度成因［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48-49.

[22]王正理.贫困地区的特点及发展对策［J］.科学.经济.社会1986（6）.

[2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4]刘明宇.分工抑制与农民的制度性贫困［J］.农业经济导刊.2004（7）.

[25]张德元.农村的人文贫困与农村的制度“贫困”［J］.世纪中国网.2003.

[26]赵晓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根源及其消除［J］.国民经济管理.2002（6）.

[27]王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反贫困问题研究［J］.http://www.finance7788.com/finance32/inance34/18928.htm.2003.

[28]俞万源.贫困地区的城市化［J］.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2（7）.

[29]康德昌.论贫困地区支柱产业的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19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