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与关羽之比较及启示

马援与关羽之比较及启示

——基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

吴东海

一、伏波文化研究应有新视角

伏波文化肇始于同为“伏波将军”的西汉路博德平南越、东汉马援征交趾的史迹，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演变，这一文化现象显得既内涵丰富，又意义重大，值得深入研究。

就伏波文化研究的现状而言，还是比较零散薄弱的。长期以来，伏波文化在民间盛行、在史册流传，却鲜见于系统的学术研究。近年来，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防城港市经济连续几年高速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平台。因此防城港市已经有条件深入挖掘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以提升城市软实力，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并服务于区域经济加速崛起。2006年3月政协防城港市防城区委员会举办首届“马援文化”研讨会，围绕“马援文化”的概念、意义，“马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援文化”的珍贵遗产，东汉伏波将军南征事件引发的一系列历史文化现象进行了研讨，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伏波文化要成为一个新的区域性文化分支学科，与京派文化、海派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等一样产生全国性影响，还需走很长的路。首先要搞清楚“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研究成果如何转化”、“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应用历史学、文化学、传播学、宗教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民族学、人文地理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全国甚至世界的文化眼光来全面、客观、深入地研究这种文化现象。

基于文化演变、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精神实质和当代价值，笔者认为，伏波文化应以“马援南征”这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文化资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如何由区域走向全国、由历史走向现代。而对马援与关羽进行比较分析，应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于促进伏波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一定启发作用。

二、马援与关羽谁是真武圣

关羽，著名的关公、关帝、关老爷，被誉为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海内外华人鲜有不知者。马援、夏侯淳、葛洪等50多名伏波将军中最称职者，三国名将马超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祖先，虽有南征交趾等历史功绩，并留下“马革裹尸”、“薏苡明珠”等文化典故，但在名气和影响力上，却完全不能和关羽相提并论。因此有必要探究他们的历史真相。

（一）史书上的关羽：一位个性鲜明的勇将

《三国志》作为一部列入二十四史的史学巨著，是尊重史实，比较可信的。《三国志·关羽传》仅仅九百来字，刻画人物形象、客观，既写优点，也不回避缺点，既写叱咤风云，也写失败落难，使人们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关羽，这和民间传说、野史及文学作品明显不同。其中对关羽的描述主要有：

1．义薄云天的关羽。“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他一生追随刘备，历经磨难，不离不弃。

2．勇冠三军的关羽。他斩严良、诛文丑、水淹七军等显赫战绩，表明其勇武。更有刮骨去毒的佳话，“伸臂令医劈之……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3．虚荣自恋的关羽。诸葛亮来信说马超“未及髯之超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关羽有美髯公之称，很在意自己的形象，诸葛亮吹捧一句，他就飘飘然，反映了他爱慕虚荣的性格弱点。

4．刚愎自用的关羽。他不善于处理与同僚的关系，与糜芳、傅士仁不和，导致困境中众叛亲离。更缺乏政治大局观，激怒孙权，最终腹背受敌，败走麦城，死于非命。并且严重影响了蜀汉统一天下的大局。

由此可见，《三国志》中的关羽虽是一个有情有义的铮铮铁汉，但从现代视角来看，他的历史功绩很一般，缺乏大局观念，仅是一员勇将，不是帅才，还不如历史上的张飞有文化。道德境界也不太高，仅仅是讲哥们义气而已，没有达到金庸推崇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至高境界。并不像后世将他神化之后那么完美无缺，也距离“武圣”这个头衔有不小差距。

（二）史书上的马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东汉年间的伏波将军马援西击羌族、北逐匈奴、南征交趾、平定南疆，可谓千古名将，武功卓著。《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记有：“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领表悉平。”

马援不仅是一个天才军事家（曾发明军事沙盘，影响深远）、战略家、三军统帅，还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杰出政治家和伟大的文化传播者。在南征的过程中，“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雒越）奉行马将军故事”（《后汉书·马援列传》）。他还推广使用中原地区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促进了岭南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跨越。尤其可贵的是，马援还是个无私无畏、道德几乎完美的“完人”，忠、孝、智、勇、仁、廉等儒家精神的代表者，据史书载，他有侍奉寡嫂恭敬守礼、散发家财赠与亲友、行军途中宁愿露宿荒野也不愿骚扰百姓、六十二岁高龄仍然请缨出战等感人事迹，更以个人冤屈引出了“薏苡明珠”这个成语（马援南征归朝时欲引种交趾薏米，却被权奸诬告为偷运珠宝）。他功绩彪炳，却因为小人忌妒而备受谗言所害，最终蒙冤而逝，留下了“凡殖货则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等千古名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马援无愧于此！他才是真武圣。

（三）马关二人的比较分析：不应厚此薄彼

马援高山景行，令人崇敬，无疑是一位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至善至美境界的圣人。历史上，马援曾被岭南民间崇拜，被后世封建王朝封为“武成王庙七十二弟子”之一、灵旺王、忠显王、佑顺王、水神等头衔，被苏东坡、李商隐等许多士大夫诗咏敬怀，然而，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却一直处于尴尬的二流境地，缺乏全国性的影响力。

关羽这个三国时期的名人，不过是个在军阀混战中略有建树却刚愎自用的将领，却在去世后被后人神化，一直是民间祭祀的对象，被尊称为“关公”；又经历代朝廷褒封，清代时被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关帝庙不仅遍布全国，而且远及海人华人聚居地。而功绩更大、德行更高，比关羽更有资格被崇为“武圣”的马援，虽然史书有载，却无法引起主流文化界更多关注，主要在岭南、海南地区被建庙祭祀，其故事更多在民间流传。

就学术研究而言，马援为主体的伏波文化研究刚刚起步，而关公文化研究多年来成果众多，以关羽史传、关羽形象、关羽崇拜和关羽传说为主的文化研究已经比较成熟。

笔者在进行马关二人的比较，不是为了品评孰优孰劣，也不是为了贬低或抬高某人，而是为了探求历史真相，寻找文化传播的轨迹。有些研究者没有正视关羽的缺点，反而片面抬高关羽的文化地位，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最有代表性、最能得到普遍认可的人物，其实就是关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小伟），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马关二人同为千古名将，与岳飞、文天祥等英雄人物一样，都应该成为后人尊崇的对象，特别是马援更应获得应有的历史文化地位。时至今日，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博抚村后面还有座马关庙，供奉着马援和关羽两位武将，香火不绝。雷州半岛有文武庙，马援、关羽一起被供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援的真实地位。

三、文化传播衍生的不同文化命运

马援和关羽的文化命运与他们的历史地位是截然相反的。原因就在于文化传播的不同。

（一）文化传播的基本原理

文化传播学是应用传播学核心学科之一，文化传播在宏观上可分为物质文化传播和精神文化传播，精神文化传播又可分为认知文化传播和规范文化传播两个基本类别。认知文化传播指群体用来认识世界或宇宙的知识系统，包括文字、语言、宗教、价值甚至意识形态等的传播。规范文化传播即风俗习惯、道德规范与社会法律等由社会群体所提供的行为准则的传播，规范文化的传播使人们在互动中有对事件的处理的“社会期望”。认知文化传播和规范文化传播是互相融合的一个整体，很多精神文化传播的形态具有认知文化传播和规范文化传播的双重特性。关公、伏波文化传播属于精神文化传播范畴，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考虑，他们的文化传播具有认知文化传播的特征；从人文风俗的角度考虑，又具备规范文化传播的特征。

精神文化传播共有五种主要渠道，分别是文学渠道、艺术渠道、宗教渠道、哲学渠道和科技渠道。由于古代传播手段的落后和传播技术的低劣，文学作品对地方文化的传播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关公文化的广泛传播就是明证。

（二）关公文化传播分析

关羽死后的几百年内，其地位不是特别显赫，还只是作为一个一般性的英雄、义士，远未达到圣人、神人的境界。而到了明清，却将关羽美化、神化到了极致。原因有三：

1．文艺作品渲染。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所著的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史为依据，广泛吸收宋、元等历代民间传说、戏剧等材料，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及道德观念为内核，塑造了著名的“三绝”，即“智绝”诸葛亮、“义绝”关羽和“奸绝”曹操。《三国演义》迎合民间的喜好，将关羽的忠、义、勇、武等优点强化，将其身上的缺点淡化或者是增加情节加以敷衍成好的方面。如在《三国志》里写关羽被曹操所擒，暂降曹操时写得非常简略；而《三国演义》为了突出其“重义”，大肆敷衍成为以“三事为约”，忠君和重义得到了充分体现。又虚构关公“华龙道义释曹操”以突出其重义的品质。关公的“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都是虚构的情节，以表现他的智勇双全。从此，关公的完美形象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2．统治阶级利用。为了巩固统治，封建帝王必须挖掘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宣扬儒家文化。各行各业的民间百姓也为了各自的目的去寻求精神寄托。关羽正好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的身上有着封建社会看来几乎所有“优秀”的品质。这是关公文化形成的根本基础和内在动因。

3．民间社会推动。进入隋唐之际，印度佛教传入我国，为便于传教，佛教把关羽尊为“伽蓝神”。宋元盛行说书艺术和戏剧表演，关羽以其忠义形象和悲剧英雄身份逐渐在各种历史人物中脱颖而出，深受群众欢迎。民间百姓把关羽当做神勇无敌的将军来崇拜，甚至将其画像作为门神，以驱邪避凶，并建庙祭祀。因为关羽生前很讲信义，生意人把关公当做是财神来供奉，祈求财源滚滚。关羽具有的“忠义”、“勇武”、“坚强”等品质，在当代社会也有重要价值。

（三）伏波文化传播分析

目前，伏波文化在中国文化版图中还缺乏应有的地位。与关公文化相比，伏波文化的传播除了文艺作品渲染、统治阶级利用和民间社会推动之外，还受到历史观念、国际关系等因素影响。

1．三种传播方式的弱点。马援作为伏波文化的主体，代表着儒家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历来为文人墨客所尊崇。宋人苏东坡曾赋诗叹曰：“伏波饮薏苡，御瘴传神良，能除五溪毒，不救谗言伤。”李翱在桂林马伏波祠的祭文中写道：“呜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破斩征侧，实平交趾，来往蛮溪，未卒而死……薏苡南还，明珠谮起……故士有历万代而不灭者，常被讪于当时，苟窥心而不怍，虽弃置其奚悲？……”李商隐在兴安县伏波庙祭文中也写道：“……越城旧疆，汉将遗庙……铜留铸柱，革誓裹尸……男儿已立边功，壮士犹羞病死……向我来思，停车展敬……”完颜璹咏马援云：“可叹迂踈一老翁，岂堪床下拜梁松。明珠薏苡犹难辨，万里争教论杜龙。”宋·刘克庄《后村全集·六·湘中口占四首（其四）》：“书生行李堪抽点，薏苡明珠一例无。”清·朱彝尊《曝书亭集·二○·酬洪舁》：“梧桐夜雨词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宋·辛弃疾《送别湖南部曲》（《后村全集·一七六·诗话》引）：“愧我明珠成薏苡，负君赤手缚於菟。观书到老眼如镜，沦事惊人胆满躯。”陈子昂《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全唐诗》八三）：“桂枝芳欲晚，薏苡谤谁明无为空自老，含叹负生平。”刘长卿《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祜江亭》（《全唐诗》一四九）：“流落还相见，悲欢话所恩；猜嫌伤薏苡，愁暮向江篱。”唐人胡曾作《铜柱》诗为马援建功未能“分茅土”、死后反遭诬陷鸣不平：“一柱高标险塞垣，南蛮不敢犯中原。功成自合分茅土，何事翻衔薏苡冤？”

但总的来看，伏波文化的传播力度远不如关公文化。马援并未列入与他同时代的“云台二十八将”。历代王朝虽然将他封为“武成王庙七十二弟子”之一等，但毕竟地位远不如关公突出。民间崇拜主要存在于两广、海南的环北部湾沿岸地区，偏于边陲，远离中原，难以产生更大影响。描写马援的文艺作品又没有诞生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名著，多为零散的诗文，在文艺史上地位不显。

2．马援的历史功绩是无可置疑的，但在现行的中国历史中却没有得到重视。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骨干条目重新组合加工而成的《中国历史通览》竟无片言述及马援南征。居然无法与鉴真东渡的历史地位相比。

事实上，毛泽东对马援的评价是很高的。毛泽东建议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读读《后汉书》里的《马援传》。他还说：“马援虽然脱离不开其阶级局限性，但他确是一代名将，有政治头脑。他一面修城治郭，设官驻守，强化统治，一面下令兴修水利，穿渠灌溉，为当地人民办了几件好事，稳定了那里的局势。”

当然，对马援南征的评价，我们还需倾听更多声音——

（1）《剑桥中国秦汉史》：“史料宣称，马援胜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为他把中国文明的福祉带给了他们。实际上，他试图破除部落的习俗，汉化他们和在那里殖民，这样中国的主人们就更容易治理南越。”这是典型的西方学者视角，殖民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特点，但以此来理解儒家文化的传播，则谬矣！

（2）明代张燧认为：“大丈夫暴骨边庭，不犹愈于病死牖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还葬，则是东坡所谓“刘伶忘死未忘骸”耳，谅为烈士，骨暴不收可矣（《伏波未是烈士》，选自《千百年眼》）。这对马援太苛求了，马革裹尸有几人能做到？

（3）清朝施闫章反对马援南征，在《纤船夫行》中写道：“自从伏波下南粤，蛮江多少人流血。绳牵不断肠断绝，流水无情亦呜咽。”晚清民初，蔡东藩评道：“彼征侧、征贰，以南方之妇女，敢尔称兵，想亦由戾气所钟，故有此异事耳。”所谓戾气，只能是朝政腐败，官贪吏酷，民不聊生才出现“女寇”异事。这种反对镇压起义的观点似是而非，看不到中原文化的扩展和先进文明的传播，没有全面评价马援南征的历史意义。

（4）《红楼梦》第五十一回的十首怀古诗之一《交趾怀古》：“铜铸金镛振纪纲，声传海外播戎羌。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据朱光东研究，这表现了在明亡的民族危难时刻，作者缅怀马援，抒发对民族英雄的追思之情，寄托反清复明、民族解放的愿望。

（5）越南的《大越史记全书》等史料中强调征氏姐妹是因中国官吏压榨而起义——这只是部分事实，原始氏族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也是重要原因。越南史料还说，马援军队中的男子裸体打仗，而二征的部下多为女子，无法正视而战败——这就有点荒唐了，是无根据的臆想。《大越史记全书》成书于马援南征一千多年之后，加入不少虚构的成分，可信度值得怀疑。我们尊重越南人民的感情，但我们更需要呵护自己的民族精神和“中华魂”。我国不能因迁就他国而牺牲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文化。

长期以来，马援南征和左宗棠等开疆拓土、抵挡外侮的英雄事件一样，其意义一直缺乏更高层面的研究，缺乏更大范围的宣传，处于一种低调存在状态。不少人在对待国家与民族、历史与现实等重大问题时，思维混乱，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有人认为现在要搞民族团结，就不宜再宣传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等历史事件了，甚至为了维护国际友好关系，还要刻意回避历史上某些重要的对外征战，以免“友邦惊诧”。笔者认为，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认识历史、评价历史，而不能以一种历史投机主义的态度来摆弄历史。我们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但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去当鸵鸟和缩头乌龟。从长远来看，凡是维护中华民族核心利益、体现民族气节、张扬爱国精神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件，都应大力弘扬，给予敬仰。不可想象，一个宽容秦桧、洪承畴、汪精卫，贬低马援、岳飞、文天祥，恶搞红色经典，无视民族国家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观的民族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真正挺直腰杆。我们民族需要有更多血性，我们国家需要更有性格，这也是综合国力和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历史研究需要勇气，需要史德、史品，不能因暂时的功利而牺牲恒久的价值观。笔者认为，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应遵循“三个有利于”：有利于还原历史真相，有利于增强国家凝聚力，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这个角度看，伏波文化的研究和弘扬，正是纠正史观、彰显爱国民族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

四、弘扬伏波文化的现实策略

通过马援与关羽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文化传播的重要性。防城港市作为伏波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传承与发展伏波文化，有利于增强城市文化底蕴、提升城市软实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伏波文化，应突出以下重点：

（一）制定长远的文化传播战略

文化传播是一项长期性任务。防城港市应确立“地方推动，市场运作，群众接受，国家确认”的文化传播战略，推动伏波文化成为中国区域文化发展新一极。从我国文化建设现状来看，区域性的文化传播不能奢望国家提前介入，需要通过地方推动，建设伏波文化广场、伏波文化古街（应将防城中山路老街改名）等一批载体，争取申报国家级文化遗产，逐步把伏波文化提升到国家层面，不断扩大影响力，最终得到国家承认。政府对于文化传播要加强引导，加快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推出更多伏波文化产品，让伏波文化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深入心灵的精神支柱。

（二）全力打造爱国主义文化品牌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弘扬伏波文化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地处边关要地的防城港市更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不但有利于巩固边疆、捍卫主权，而且有利于提升在全国文化版图的地位，提高城市知名度、美誉度。虽然现在交通、信息高度发达，但沿边地区的历史文化毕竟处在国家主流文化的边缘，很容易被习惯性忽视、选择性遗忘。我们除了打“特色牌”、打“京族牌”，让人家记住我们以外，还要更多考虑从国家核心文化层面做文章，打出一流的文化品牌，让人家真正重视我们、赞赏我们。伏波文化正是这个切入点。从文化形态特点来看，伏波文化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爱国文化品牌。应根据当前的社会发展需求，重估伏波文化的价值，发掘出爱国主义等新的价值内容。笔者相信，经千年不衰、越百世弥新的伏波文化，是防城港市最重要的传统文化。只要我们正确处理好历史与现实、传承与创新的关系，真正把集“真、善、美、和”于一体的伏波文化精神诠释出来，就一定能够打造成为国家级的爱国主义文化品牌。

（三）尽快推出“中国新武圣”

“武圣”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称号，中国不应只有“关公”一个“武圣”。马援以其“三不朽”的境界无愧于“武圣”称号。建议防城港市参照“关公文化”的传播模式，在深入研究伏波文化的基础上，动用各种资源，尽快推出符合“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标准的“中国新武圣”，在全国范围树立起马援应有的历史文化地位，打造“中国武圣之城”。

（四）积极创新文化传播方式

应加快推出一批伏波文化通俗作品。比如，可与国内一流导演合作，并与越南合资拍摄电影大片《伏波将军》，打响伏波文化品牌。可与国内一流作家签约，鼓励其把伏波文化写成像《明朝的那些事儿》这样的新型历史小说。可以想象，当马援南征以《明朝的那些事儿》那种通俗、有趣、前卫的方式叙述时，将吸引更多人的眼球：

“我们从一份档案开始。姓名：马援；军衔：伏波将军；性别：男；民族：汉；血型：？；学历：自学；职业：军人、商人、文化人；座右铭：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

主要参考资料：

［1］风雪006：《伏波将军（马援）与我们防城历史（整理稿）》，红豆社区防城港论坛。

［2］崔一雄：《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浅谈妈祖文化传播》，2009年3月16日。

［3］权延赤，杜卫东：《共和国秘使》，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4］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屡赞马援“马革裹尸”精神》，摘自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

［5］朱光东：《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