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产业转移发展现状

3　国内产业转移发展现状

当前国内产业转移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塑料、水泥等传统行业。这些转移的企业主要动机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着眼资源的整合、开发和利用。这是缓解东部资源瓶颈制约的有效办法，且利用中西部丰富的要素资源发展比较迅速。如一些企业转移到新疆搞纺织业、到青海开发盐湖资源等都取得较好的发展。二是着眼中西部的市场份额，实施销地产战略，以市场拉动产业发展，一些服装、食品企业表现出这样的动机。三是政策导向，如环保搬迁、政府招商等政策引导企业到中西部发展。当前产业转移的方式主要是到中西部独资或合资办企业，也有承包、兼并、收购中西部的企业，利用原有的设备设立生产基地。产业转移到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水陆交通便捷、有一定产业基础或市场环境的地区，或紧邻东部沿海的中部地区。

当前国内产业转移的主要来源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下面就分别介绍其产业发展的历程、现状及产业的转移情况。

3.1　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现状及产业转移情况

3.1.1　广东省（珠三角）产业发展历程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主要是珠三角）凭借其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优惠的经济政策，承接了以香港、台湾为主的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广东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加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迅速走过了工业化的前、中期阶段。

广东产业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2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珠三角利用改革先行一步的优惠政策，积极推进各项改革。这个时期产业的发展是以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迅速发展为契机的。由于历史文化因素、资源禀赋及政府所提供的宽松环境，珠三角乡镇企业得以快速出现。加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进入一个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将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转移，而广东利用其独特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其中港澳资金最多。据测算，港澳资金80%集中在广东，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这些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基本上是以轻型工业和加工工业为主，其产业涉及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电子、精细化工、医药、玩具、鞋类等行业。这些产业大都以土地价格相对低廉的乡镇区域为依托，吸收了大量廉价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产业集群的雏形。

第二阶段是1992—2000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推动了广东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经济发展加速，工业化进程加快。这一时期，广东产业的迅速成长有两股强大的推动力：一是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各级政府纷纷采取措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在经济最为发达的珠三角，非公有制企业无论是在产业的选择还是在区位的选择上都存在有路径依赖的现象，即在产业集中的专业镇从事与该镇的主导产业相关联的生产和经营，促成了产业集群的迅速成长，并有力推进了城市化进程。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始起步并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IT产业面临又一次重大调整，即全球IT制造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珠三角尤其是东莞抓住国际IT产业转移的契机，采取优惠政策，大力吸引台湾IT企业来东莞投资设厂，发展外向型IT硬件制造业的配套加工，形成了大、中、小型企业分工协作、上下游联动、配套完善的IT产业集群。

第三阶段是2000年以来。这一时期广东产业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珠三角已高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在珠江两岸已经形成两大产业群：东岸是以由广州、深圳、东莞、惠州四市组成的电子信息产业群；西岸是以佛山、珠海、中山、江门四市组成的电器产业群。此外，服装、纺织、家具、玩具、陶瓷等产业在国内外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产业集聚程度高，形成了一批与产业集群相配套的专业市场和服务产业链。一是在一些专业镇建立了相应的专业市场，促进了区域内企业集聚能力的提高。如虎门现有上规模的服装生产企业600余家，年产服装6250万件，已经建成18个服装市场、4个专业布料市场，销售金额达100多亿元，出口创汇4亿美元，成为我国四大服装基地之一。二是在产业集群区域内存在有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信息咨询、融资担保、市场开拓、人才培训等服务的机构。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广东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2003年广东省GDP占全国的11.62%，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3.35%，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33.31%，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全国的13.57%，广东的经济实力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按照钱纳里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阶段的判断标准，广东经济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除了经济总量的巨大增长之外，广东省产业结构也明显优化。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幅上升，并在50%的高位上稳中有升；第三产业比重则呈现持续的缓慢增长态势。

在广东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珠三角通过承接“三来一补”产业，成为一个以“两头在外”为特色的制造业加工基地，与港澳地区形成“前店后厂”的产业发展格局。这种以劳动力要素密集为特色、外部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使珠三角较快地完成了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而由此创造的就业机会为我国大量存在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使他们分享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20多年来，珠三角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还是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最多的地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全国省际流动人口为4242万，流入广东的有1506万人，占34%，其中的90%以上是流入珠三角。此外，还有大约600万来自粤北、粤东、粤西的省内流动人口流入珠三角。大量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涌入使珠三角长期具有显著的廉价劳动力产业发展比较优势，同时人力资本也在逐步积累。

3.1.2　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趋向及路径

（1）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趋向

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从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珠三角产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要素推动，是建立在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然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固守这种产业发展模式将使珠三角产业处于从属和被动的不利地位，极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在完成了必要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之后，应当适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腾出空间来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水平的高度化。此外，随着珠三角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大量中小企业集中于一地，必然要推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诸如地价上涨、劳务成本提高以及资源匮乏、能源价格过高等。由此导致珠三角长期以来占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的低成本优势难以保持，产品竞争力下降。因此，不管是从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要求，还是要素成本上升的外在压力来看，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有必要适时向腹地转移，以实现本地产业升级，获得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珠三角产业向外转移的基本条件已具备。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广东省内地级市高速公路网已基本形成，珠三角通往邻近省区的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加快，行车时间大大缩短，运输成本降低。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也日臻完善，为产业转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因而，产业发展的区位制约在逐渐弱化，降低成本压力促使加工制造产业向资源密集或要素密集区域转移。内陆省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实力也得到较大提升，人们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市场容量不断扩大，这为市场导向型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珠三角产业升级和转移的现状。珠三角通过大力承接港澳“三来一补”加工制造业掘得了“第一桶金”，同时也意识到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发展后劲，必须加快实现本地产业升级。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提出了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内容的“二次创业”口号，东莞也提出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此期以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为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3年，广东省电子信息产品产值连续13年高居全国第一，销售收入、利润总额、产品出口均占全行业的三分之一。2003年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广东省有24家，全国14家重点通信设备企业中近一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珠三角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产值占到全国的三成多，新型陶瓷电子元器件基片、生物工程药物、智能化节能环保型家电、电子医疗器械等高科技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全国总产量的一半。除发展高科技产业外，珠三角还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将部分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向我国转移的大好时机，加大了发展以汽车和石油化工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的力度。

珠三角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化了珠三角的产业结构，使部分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比较利益也越来越低。外向型加工制造业在市场利益驱动下，纷纷开始向外转移，主要是迁往靠近珠三角的清远、肇庆、韶关等市及湖南、江西、广西等省。而一些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企业也开始向内地转移资本和技术，带去资金、品牌和技术，与内地同行业合作，开辟出新的市场，同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当地的产业档次，实现了双赢。

珠三角产业转移的主要障碍。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向外转移的过程中，主要遇到以下几个障碍：一是珠三角产业集聚效应的拉力。经过2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已形成区域内便利的交通网络，开放的市场观念和完善的生产、生活服务，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区域内交易成本较低，可获得较好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收益。这些优势是目前在珠三角腹地所不具备的，必然对产业转移形成拉力。二是转入地产业发展配套设施不全的推力。转入地的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相对低廉，这两个优势可以使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使产品具有比较价格优势。但是转入地往往交通相对不便、效率观念不强、生产性服务不配套，而导致运费升高、劳动生产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上升、产业配置效率下降，带来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降低产品的竞争优势，阻碍产业的转移。三是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的阻力。多年来，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是分税制，企业按照注册地缴纳税款。对企业而言，到哪里投资生产，都要交税，因此哪里可以获利企业就将资金投向哪里。但是就地方政府而言，企业如果到外地投资或迁移到外地，税收就要转到外地，外地的国税分成和地方税的留成增加了，而转出企业原所在地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却减少了。为了使税收不外流，地方政府往往会限制企业到外地投资，由此跨行政区产业转移受阻，地区产业分工体系难以形成。

（2）珠三角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的路径

产业转移一般都是成本推进或是市场引领的结果，所以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产业转移的路径。对于那些以劳动力密集为特色的出口加工型产业来说，主要应向省内邻近珠三角的区域转移，这样既可获得廉价劳动力之利，又可最大程度地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产业内分工的细化，产业链可分解转移，对珠三角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也可实行区域产业链分工协作，把处于产业链高端的研发、营销和服务环节放在珠三角，而产业链低端的加工、生产、装配等劳动密集环节放到珠三角的外围地区。对那些资源密集产业而言，主要是向资源丰富的中西部省区转移，兼得廉价生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之利。对于那些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产业，如家电、五金、建材等，可以以市场占有为原则，向市场容量大的区域扩张性转移，通过品牌转移、加工装配、合作生产等方式扩大市场规模。产业转移的路线是沿着公路、铁路、河道等交通网络逐步推进，向大中城市集聚，逐渐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并以此带动周边地区的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

产业转移是企业的市场行为，产业转移的主体是企业。因而，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由企业自主选择转移的产业类型和转移地。政府在产业转移中主要是发挥组织、指导、协调、服务的作用，积极创造条件改善投资软硬环境。因此，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市场体系的建设，尤其是要尽快建立起区域内统一的要素市场，这样才能为珠三角产业的成功转移提供良好的市场软环境；另一方面又要加快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珠三角产业向腹地转移提供良好的硬环境。

3.2　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现状及产业转移情况

3.2.1　2006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长三角地区地处我国沿海经济带与沿江经济带的交会点，集“优良海岸”与“黄金水道”于一身，具有明显的经济和地理区位优势，是我国经济最活跃、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2005年上海、江苏和浙江两省一市以占全国2.2%的土地面积和10.5%的人口，完成了全国22.4%的GDP和38.2%的外贸进出口总额，2005年完成GDP　40781亿元，外贸进出口额5438亿美元。

2006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增长速度高位趋稳，经济结构加快优化，增长质量显著提高，宏观经济运行呈现高增长、高质量、低通胀的理想状态，实现了“十一五”的良好开局。

（1）经济增幅高位趋稳，占全国的经济份额进一步加大

2006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继续在新一轮扩张期的上升阶段稳健运行，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前三季度，上海、江苏、浙江GDP同比分别增长12.4%、13.9%和15%，较上年同期分别提高了1.8、0.7和1.8个百分点。受宏观调控的影响，与上半年相比，上海、江苏、浙江经济增幅分别回落了0.2、0.2和0.6个百分点。2006年上半年，上海、江苏、浙江分别实现GDP　4781.9、7123和9871.2亿元，占全国各省市汇总量的21.89%，较上年末提高了1.14个百分点。

（2）产业支撑出现变化，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目前，长三角地区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加速发展阶段，产业发生嬗变，经济增长由主要靠制造业支撑转向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长三角工业中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其中，2006年上半年，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35.9%，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24.5%，集成电路、移动通信设备产量分别增长48.6%和1.1倍。前三季度，上海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0.6%，比上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上年同期的34.6%上升至75.1%。前三季度，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6%，比上年同期上升0.1个百分点。江苏服务业发展加快，对经济增长贡献增大。其中南京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至47.8%，几乎撑起南京经济的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4%。

（3）投资与出口增速明显回落，消费需求持续升温

受宏观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长三角投资呈现明显回落之势。2006年1-9月份，上海、江苏、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8.3%、15.7%和19.1%，较上半年分别回落1.2个、10个和1.7个百分点。其中杭州、宁波城镇投资分别仅增长8.2%和8.5%，均低于同期两市GDP的增幅，江苏投资增幅下降超乎想象。受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长三角地区出口由快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1-9月份，除浙江外，江苏、上海两地出口都有回落。其中，上海外贸出口增速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江苏出口由2003年以来50%以上的增速回落到2006年前三季度的28.9%。伴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稳定增长，教育、旅游、信息服务等新的消费热点开始升温。1-9月份，江浙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6%、14.6%和13.1%。

（4）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收入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增长

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从工业利润看，2006年前三季度上海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78.1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7%。1-8月份，浙江、江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分别实现利润749.9亿元、1883.14亿元，分别增长22.9%和28.6%。从财政收入看，前三季度上海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215.28亿元，增长8.5%，增幅比上半年高出3.7个百分点。浙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991.7亿元，增长20.4%。江苏一般预算收入1177.27亿元，增长22.8%。从居民收入看，前三季度，上海、江苏、浙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5641元、10646元和14131元，同比增长10.6%、14.1%和12.4%；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分别为7702元、4690元和6792元，同比增长10.1%、14.2%和10.2%。信贷投放总体较快，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在金融信贷上，除上海外，江苏、浙江两省货币信贷都有所增长。上海1-9月份新增本外币贷款1492.97亿元，同比少增23.6亿元。9月末，浙江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2036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8%，比年初新增3383亿元，同比多增1633.8亿元。8月末，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8280.7亿元，比年初增加2999.5亿元，同比多增1377亿元。长三角地区市场价格水平总体平稳。1-9月份，江浙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01.4、101.1和101.3。

在当前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新的瓶颈制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土地供应紧张成为制约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如江苏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占用2.4万亩土地，而江苏可用土地资源已经越来越少。2006年1-9月份，浙江具体建设项目建设用地供应量为159913.5亩，同比下降了36.59%。

二是企业遭遇“高成本”生存压力。近些年，长三角地区企业长期依靠的低成本生存和发展方式逐渐被打破，进入了“高成本运营时期”。成本压力主要来自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能源和主要金属品价格的持续上扬，以及最低劳动力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宁波市为例，1-9月份，能源原材料购进价格累计上涨9.1%，高出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2.5个百分点。

三是国际贸易变数增多影响外贸经济的稳定性。一方面，国际贸易摩擦和壁垒正不断加剧。2006年以来，宁波市涉案企业300余家，涉案金额达7000余万美元。另一方面，受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本币升值将使长三角的出口减少、利润下降。另外，2006年9月15日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长三角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影响较大，其中涉及浙江省出口产品退税税率降低的产品比例就高达20%。

3.2.2　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状况

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如表1所示，呈现出二省一市的主导产业的“产业高度同构”现象。这种产业同构现象的产生，具有其客观合理性：

（1）长三角地区拥有相同或类似的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

（2）拥有相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如长三角地区特别是苏州、无锡、常州和杭州、嘉兴、湖州以及南通、绍兴、宁波等地历史上就是我国纺织、丝绸工业集聚地，如果把这些地区看做一个整体，就不存在“产业同构”的问题，而是“产业集聚”的问题了。

（3）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社会文化传统习惯具有类似性，容易产生相近或相同的需求，因此产业发展出现高度类似也是情理之中的。

（4）长三角各地的类似产业都是作为各地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发展、大集聚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构性高的产业同时也是区域集聚程度高、占全国市场份额大的优势产业或有潜力的产业，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长三角各地紧紧抓住世界制造业转移这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纷纷争当世界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区域整体发展态势。

表1　江浙沪两省一市主导产业比较

只要这种客观基础还存在，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同构现象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产业同构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产业互补性较弱，跨地区的产业分工合作难以展开，区域整体产业优势难以形成。并且，这种趋同的产业结构在按照行政地域统计GDP和按照地区经济增长指标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指挥棒下，很容易导致各种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造成区域市场的分割与破碎，争夺资源、争夺市场、争夺外资项目的恶性竞争。同时，这种趋同的产业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近年来长三角各地片面追求制造业增长的倾向。在目前仍以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为主导的总体背景下，势必造成区域产业结构的在低水平层面上徘徊，不利于区域产业优化升级。

3.2.3　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历程及趋向

（1）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历程

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关系，是相邻区域之间的一种互相融合和渗透的关系。由此，导致了长三角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从而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就开始显现出向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过渡的经济发展特征，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总量占全国的份额也在不断地上升。

一般认为，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非农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重化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长三角地区的上述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长三角内部的产业转移来维持的。这些产业中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在长三角内部的制造中心，已经从上海转移到了或者正在转移到上海周边的浙江、江苏地区。但这种产业转移，并非完全是上海有关部门和企业的自觉行为，事实上，这是一个互动行为的结果：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江浙地区）之间在微观层面上广泛进行的技术经济合作（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之间）使得上海丧失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上海有关方面对此作出的战略调整的反应，是对这种既成事实的追加承认，它有助于促进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推进，也有助于产业转移的进一步深入。

这种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演变，印证了时间序列中上海和浙江之间存在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

以上海和浙江的纺织品产业为例（见图1），1981—2003年上海纺织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浙江纺织品的市场份额则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在1990年前后，浙江的纺织品市场份额超过了上海，到90年代中期，浙江的纺织品相对产量也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形象的表明在上海和浙江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雁行状态”，上海和浙江之间不仅在纺织品发展上具有这种“雁行状态”，在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在普通机械和电机电子产业上，有代表性的如缝纫机产业（见图2）和电视机产业的发展上也呈现出发展阶段上的先后继起的“雁行状态”。由于上海和浙江之间在空间距离上互为邻域，经济联系紧密，上海和浙江在制造业的诸多产业领域方面的这种先后继起的“雁行发展”形态，再次充分证明了沪浙之间存在着产业区域转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长三角内部出现了从上海向以浙江为代表的周边地区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这种产业转移的结果，导致了长三角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是传统制造业发展重心已经从上海转移到了周边的浙江和江苏地区。空间结构的变化，是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或者说长三角内部的地区收入水平趋于“匀质化”。

图1　1980—2003年上海和浙江纺织品产业（布）的市场占有率的变化趋势（五年移动平均）^[5]

图2　1980—2003年上海和浙江缝纫机产业的市场占有率的变化趋势（五年移动平均）^[6]

根据新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198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以产业转移为载体的“集聚—扩散”演化过程，表现在以上海为核心的中心区域的向外扩张。在1980年，这一空间结构的主要的“中心—外围”体系，是“上海—上海周边＋长三角周边”；而到了2003年，这一空间结构的主要“中心—外围”体系演变成了“上海＋上海周边—长三角周边”，或者说“长三角—长三角周边地区”。

（2）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趋向

近年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在市场需求的牵引下，长三角地区逐渐推进产业的梯度转移，努力实现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变。2001—2005年，浙江省全员劳动生产效率从24666.44元/人提高到43337.28元/人，年均提高11.9%。今后一段时间，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优化，长三角地区正着手进一步推进产业的梯度转移，投资科技含量高、污染低、耗能低、效率高的行业，为此，双管齐下：第一，继续“开放门户”，向外延伸发展的触角。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竞争机制，加快优胜劣汰和资产重组的步伐。第二，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能耗，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排放的先进制造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

此外，为协调区域的均衡发展，增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劲，已经逐渐呈现出重点向苏北地区扩展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之所以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领先者，在于重视地区间资源要素的互动和产业的梯度转移。为了促进苏北地区的经济加快发展，江苏省一贯推行产业、财政、科技和劳动力的“四项转移”。同时，在国家宏观调控大背景下，苏南地区鼓励企业尽快把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产业转移到要素相对充足的苏北地区。省内外共向苏北地区产业转移500万元以上的项目7947个，项目总投资额2431.4亿元，实际引资额982.8亿元。进入“十一五”时期，江苏省仍继续推动境内外产业和科技成果向苏北地区转移，加快苏北地区工业化进程。如今，苏北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进入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同时，这种产业和资源要素的转移也为苏南地区企业拓展了发展的新空间。未来时期，苏北地区在苏南地区的产业扶植下，将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将更加协调，长三角的发展后劲也将进一步增强。

3.3　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选择了东向倾斜的非均衡增长战略以来，东部地区虽历经20余年的极化增长，其边际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大规模地转移到劳动力、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丰富且具有政策优势的西部地区。以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东西区域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3.1　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向外转移的动力

产业梯度转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地区的边际产业在内外部力量的驱动下，借助企业的跨区投资活动，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从而使产业在国内不同区域间发生空间转移的过程和现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产业梯度转移必须以企业为载体，通过企业跨区投资来实现。因此，探究产业梯度转移滞缓原因，必须首先从东部企业投资区位选择入手。由于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最有可能向外挤出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劳动力投入成本即工资是决定其投资区位选择和产业转移的一个关键因素。另外，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现代竞争取决于竞争力，而不仅仅取决于投入和投入成本。如果一个地区的某种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但只要还有竞争优势，那么，区域净转移就不会发生。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国内外企业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对产业竞争力这一区位影响因素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权重。从劳动力投入成本和产业竞争力角度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虽面临种种矛盾和困境，但其竞争力并没有明显的衰竭，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比，其竞争优势还相当明显，具体如下：

第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基本国情和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阻滞了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工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适应性上涨。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之后，在理论上，一些著述在论述西部开发时认为，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不具备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并据此认为，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引资实践中，西部地方政府也经常把廉价劳动力当做西部的比较优势来强调。其实，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更多地体现在国际竞争中。在一国内部，由于劳动力区域流动壁垒及其成本（风险）要小于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也小于以直接投资形式实现的资本区域流动，因而更容易形成劳动力迁就资本的单向流动，使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本不必通过跨区投资就可以实现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这一点，在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证明。另一方面，从有关方面公布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化轨迹上看，东部用工成本确实高于西部，且差距在不断扩大：2002年东部地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比西部高出5022元，而在1992年只高出536元。但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存在典型的制度分层现象，本地劳动力和外地劳动力依据其户籍关系而分别占据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一般而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使用的是外来劳动力，而有关“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统计口径却往往只是针对本地劳动力，因此，这种统计通常不能反映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成本的变动情况。现实的情况是，由于欠发达地区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更由于劳动力迁就资本的单向流动方式，使发达地区长久地获得了外来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市场条件。同时，在现行的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入发达地区的外来劳动力由于不具有当地户口，只被当做暂住人口或流动人口来对待，当地政府并不法定地负有向其提供社会保障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责任，再加上外来劳动力流动性强，个体差异大，没有自己的工会，难以形成与资方讨价还价的合力，这使发达地区的厂商能够更容易地在社保费用交纳、劳工报酬的确定与支付及其他合法权益上对外来打工者实行广泛的身份歧视。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抑制了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工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适应性上涨，进而支撑和维持了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企业不用将资本西迁，便可源源不断地使用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自然也就丧失了资本西进和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

第二，东部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化发展，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企业跨区投资的机会成本。

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为中小型企业。作为单个的企业组织，中小型企业有很多局限，如资本积累不足、内部分工有限、缺乏规模经济性、技术进步缓慢、信誉不高、融资困难、市场不稳定、外部交易条件不利，等等。然而，在东部地区，单个的散在状态下的中小企业所具有的上述局限性，近年来却通过产业集群发展得到了很好的克服。产业集群是由一群具有产业关联性的企业，包括最终产品制造商、中间产品供应商、产业内服务供应商，以及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能对相关产业产生支持作用的机构，在地理上或特定地点的集中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产业集群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且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等东部省份。资料显示，浙江省目前拥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区519个，年产值达6000亿元，平均每个县有3个产业集群，而且多为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发展所产生的集群优势，大大提升了东部企业、产业和地区的竞争力，由此，也进一步削弱了资本西进和产业西移的势能。

首先，产业集群有着充分细化的产业价值链体系，集群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只占据产业价值链中的一个细小环节，分工协作程度很高。这固然有助于提高产业价值链体系中每个环节的生产效率，创造出产品的价格优势，但也使单个企业的生存、发展及竞争优势的获得无法离开群内的专业化市场、协作配套商、客户群体以及独特的产业文化和制度环境，从而迫使企业在集群内落地生根，形成群内企业的根植效应。对于群内企业而言，除非整个产业链迁移，单个企业是不会向外转移的。

其次，在产业集群形成的区域，由于企业通常都具有相似的历史渊源、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彼此熟悉，相互信任，产业链分工体系又使企业相互的交往和联系更加密切，并由此形成有效的惩戒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对破坏信用关系的人或行为进行惩罚，因而社会资本都比较发达。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特定地域，表现为信任、协作、规范等行为特征，能够促进行为主体进行互动的一种结构性资源。因此，比起非集群区域，在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区域，企业更容易通过协调行动，克服交易障碍，降低交易成本，构建起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运营所迫切需要的商业圈和资金链。另外，因为社会资本发达，集群内部行为主体间也就更容易产生大量的非正式关系，促进信息的交流和隐含经验类知识的扩散，而这将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使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够保持收益递增或实现就地升级。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结构性资源，社会资本是内生的，产业集群缺乏的中西部地区，可能能够提供良好的投资硬环境和优惠的投资政策，但集群区域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优势却很难轻易模仿，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企业外迁的机会成本会很高。

再次，产业集群发展与地区竞争力呈现明显的正向相关。产业集群会产生集群效应，它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区位品牌等集群财富。更重要的是，集群能够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力的形成，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成长。从这个意义上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大大增强了东部地区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又通过路径依赖得到进一步的累积和强化。这一过程进一步加强了东部发达地区的极化效应，并使期望中的资本西进和产业转移迟迟没能出现。

此外，从区域层次上看，东部地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差异，像江苏的苏南地区与苏北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与粤北山区，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等东部沿海地市与闽西、闽北山区，浙江的浙东、浙南地区与浙西山区，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其中的欠发达区域由于拥有与产业转出区域空间距离短、为同一行政区划、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等优势，近年来已成为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主要是本省发达区域）劳动密集型边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区域。同时，为利用中北部沿海地区良好的商业环境、人文环境以及较好的科技条件和产业基础，南部沿海地区部分有实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行业龙头）或劳动密集型知识产业（如电子产业），正逐渐地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北上迁移。这两种趋势使我国现阶段的产业转移势能几乎在东部地区内部就已被吸收完毕，自然就很难递进到中西部内陆地区。

3.3.2　西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问题

产业梯度转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地区的边际产业在内外部力量的驱动下，借助企业的跨区投资活动，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从而使产业在国内不同区域间发生空间转移的过程和现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产业梯度转移必须以企业为载体，通过企业跨区投资来实现。

（1）远离产业转出区域，缺乏区位优势

一般来说，经济辐射的强度会随空间距离的递远而逐渐减弱，产业转移通常更容易在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的区域之间发生。因此，深居内陆腹地，远离珠三角、长三角等产业转出区域的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竞争中很难与东部欠发达地区及中部地区相抗衡，此其一。其二，作为国内消费能力、市场潜力和经济辐射力最强的区域，南部、中部、北部沿海地区仍然是东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争抢的市场。另外，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少是出口导向型，产品的海外市场主要集中于欧美日等大西洋沿岸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并不适合转移到远离中心市场的西部地区。其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对我国区域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发展水平差异的研究，基础设施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诱致制造业产值比重增加0.143个百分点，人均制造业产值增加551.6元，而受地区投资能力和区内高山、峡谷、戈壁、沙漠等不良地貌环境的限制，西部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十分薄弱。

（2）产业基础薄弱，协作配套能力低

向产业集群方向转移，追求集群优势，而不单是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是近年来国内外企业对外投资（包括跨国投资和跨区投资）和产业转移的一大趋势。这是因为产业集群区域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可以从市场培养、熟练劳动力寻找、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协作配套条件等多方面，为迁入企业带来便利和节约。这种便利和节约甚至可以超越和克服因不良的地理位置而造成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阻力。比如，有着“西部鞋都”之称的重庆璧山县，就是凭借其悠久的制鞋历史，由2300多家制鞋及其配套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中国十大皮鞋生产基地”的区域品牌，产品销往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以及欧盟、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营销业绩，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资源等因素，近年来已成为“东鞋西移”的首选之地，吸引了包括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在内的若干家东部制鞋企业将生产车间西迁。遗憾的是，在西部地区，这样的区域并不多见。从总体上看，由于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集群发展有限，产业链环缺损、断裂严重，西部地区的工业配套能力要远远低于东中部地区。据商务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的问卷调查，西部地区的本地配套率小于25%的占45.8%，致使许多西进企业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配套企业获得符合要求的产品、原料和服务。

（3）环境风险高，可持续发展问题约束严重

在现行体制环境下，民营资本由于比国有资本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利润指向性和流动性，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不平等竞争，因而更有可能成为资本西进和产业转移的行动力量。根据调查，在东部企业西进的所有制形式中，以私营企业和股份制或合作制企业为主的各类民营企业占到89.1%。民营企业普遍具有规模偏小、资金有限、技术缺乏、产业层次低、环保意识淡漠等特点，其经营活动特别容易对西部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当这种负面影响累积到一定程度，以至于与西部大开发的环境目标发生冲突时，必然会恶化资本西进和产业转移的舆论环境、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

（4）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劳动效率低下

劳动力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产品及时适应市场，这是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的优势所在。西部地区虽然劳动力资源充足、价格低廉，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相当落后，难以满足西进企业对具有基本文化基础，从而可以被迅速训练成为熟练工人的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受环境封闭、经济落后、改革滞后、观念陈旧的制约，西部职工的吃苦耐劳精神以及对工作的纪律性、积极性、规则性、效率性都难以与东部地区相比。此外，由于就业机会、物质待遇、发展空间的差异，西部地区的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受过基础教育或有一定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多年来通过毕业分配、工作调动、民工潮等途径大量流失到东部发达地区，使西部地区沉淀下来的人力资源处于结构劣化状态。对企业而言，上述方面意味着到西部投资不仅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力搜寻成本、培训成本和监督成本，还可能面临更高的劳动效率风险和人才流失风险。

（5）市场化程度低，交易成本高

市场制度是生产要素流动和空间重置效率的制度保障，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市场制度供给是中国各区域中最低的。从微观层面看，西部国有经济比重大大高于其他地区，且国有企业的各种制度性缺陷如机制僵化、经营低效、包袱沉重等，也比其他地区更为普遍、更为严重，很难成为资本西进和产业转移的合作载体。因为外部资本无论是以兼并收购、特许经营、承包租赁的方式，还是以贴牌生产、合同制造、业务转包的方式与西部企业开展合作，都必须以西部企业（其主体是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素质和效率为前提。从地区宏观层面看，由于改革滞后、体制惯性和特殊区情，西部地区经济运行和管理带有更多的旧体制痕迹，如行政干预过多、机构设置重叠、部门职能分工不明确、相互推诿扯皮等。这将迫使外来企业不得不承受因为缺乏经济自由以及政府部门办事环节多、节奏慢、效率低而带来的种种不便和损失。此外，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对引资工作的消极懈怠、对外来投资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障碍，以及公众对外来投资者缺乏宽容心态、排外情绪严重等非市场化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状态，也让东部资本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