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

（二）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个国有经济力量弱小，集体经济基础也相对薄弱，同时又缺乏资源优势和国家政策倾斜支持的省份，浙江经济发展从改革开放伊始，就走了民营化、市场化的道路，并由此而赋予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系列显著的特征。

1.从经济主体来看，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民有、民营、民享”经济格局赋予了浙江经济典型的“老百姓经济”或“民本经济”的特点。浙江经济从改革伊始就走上了体制外增长的道路，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市场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在地方政府充分尊重并千方百计地保护老百姓的自主创业热情，想方设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宽松的政治和政策环境的过程中，浙江涌现出了独具特色的“大众化创业”的局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除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外，在每万人口中，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的比例，浙江均遥遥领先于全国各省区。全国每万人口的法人单位是40个，浙江是78个；全国每万人口的产业活动单位是43.1个，浙江是93.5个，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近一倍，相当于日本60年代初经济腾飞时的水平。^[41]

在民间自主创业大潮的推动下，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很快形成了在全国的领先优势。据浙江省人民政府2007年7月发布的浙江民营经济运行报告，2006年浙江全省个私企业实现总产值12546.9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80%，高出全国平均水平整整1倍。自1997年以来，浙江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4项最能反映民营经济综合实力的指标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位。据统计，到2002年，民营经济对全省GDP增量的贡献率占到69.1%，税收收入占到60.6%，出口额占到30.1%，全社会投资完成额占到62.2%，从业人员占到53.9%，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浙江经济高速增长的名副其实的“主发动机”。在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主要省市中，浙江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明显高于广东、江苏、山东、福建、上海等省市。根据2003年资料，浙江、广东、江苏、山东、上海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59.5%、58.0%、53.0%、40.9%和36.5%，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比重全国最高，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分别比江苏、山东、广东、上海高出21、20.6、31.7和42个百分点。^[42]

2.从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讲，浙江是全国著名的市场大省，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长期走在全国前列，并形成了区域经济市场化水平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全国率先推进商品市场建设和市场化改革，形成了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商品营销网络，成为全国的市场大省。截止2007年，全省有商品交易市场4094个，年成交额9325亿元，其中超10亿元的133个，超百亿元的15个，多项指标居全国榜首。

从市场主体的发育情况来看，据浙江省工商局2006年9月13日发布的“浙江省私营经济发展情况”报告，2005年全省有个体工商户172.7万户，私营企业35.9万家，全省注册资本金超过百万元的私营企业达到9.2万家，总资产超过亿元的私营企业1111家，产值或销售总额超亿元的私营企业1320家。2006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有203席，总数居全国第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全国民营企业品牌竞争力50强中，浙江占据了23席。到2007年，全省A、B股上市公司2357家，仅次于广东、上海，位居全国第三，占全国总数6.2%，成为全国的上市公司大省。长期经受市场大浪的考验，有效地增强了浙江民间市场主体的竞争力，民营企业已成为全省“走出去”的中坚力量。2000年以来，浙江境外投资的境内主体数和境外机构数一直稳居全国各省市第一。截至2007年底，浙江已核准境外投资机构3039家，居全国第一；累计境外投资总额20.94亿美元，居全国第三。

目前，浙江的区域市场化水平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借鉴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有关研究成果，从所有制结构、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发育情况、体制活力与外向程度四个方面，选取16项指标，对浙江区域市场化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测评。结果显示，2000年和2005年浙江市场化水平均居全国第一，评价得分由8.46上升到9.29，体制机制领先优势进一步增强。根据这一测评，浙江省长期形成的所有制结构、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发育等改革优势，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得分进一步提高。2000-2005年，所有制结构得分从9.95提高到10.91，政府职能转变得分从9.07提高到9.51，市场发育得分从7.85提高到7.94，均列全国前三位。

3.从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来看，浙江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县域经济，县域构成了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的基本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有着强烈的自主创业冲动的浙江老百姓，在既缺乏技术优势又缺乏资本积累的约束下，很自然地走上了市场门槛较低的小商品生产和交易的创业之路。在创业主体相互学习、模仿的过程中，各地涌现出了许多“一县一品”、“一乡一品”式的“块状经济”。“块状经济”的产业组织形式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基础上，既可以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机制灵活、分工协作、反应灵敏等优势，又能够通过网络结构和区域集聚，克服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资本实力弱造成的规模不经济、技术进步缓慢、市场竞争力弱等缺陷，实现了以“范围经济”替代“规模经济”。与此同时，“块状经济”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进入的门槛较低，企业的生产过程容易模仿，它为浙江普通百姓参与产业活动提供了最有利的空间。由于产业分工非常精细，每个小企业只负责其中一道工序，知识、技术、资本的门槛都很低，普通老百姓通过相互模仿，都能掌握相关的经营知识。借助于专业市场，文化素质不高的经营者都能与全省甚至全国市场发生联系。可以说，“块状经济”成功地把家庭这个消费单元变成了生产单元，对于解决浙江农村富余劳动力出路及其收入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借助于“块状经济”的生产模式，浙江成功地实现了创业的大众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出了规模庞大的市场主体。

在专业市场的支撑下，“块状经济”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支撑各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调查，2001年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10家以上企业生产同类或相关产品、年产值上亿元的区块）。到2005年，浙江“块状经济”工业总产值共计18405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0.9%。全省工业总产值在1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共有360个，其中工业总产值在50亿元以上的有95个，占区块总数的26.4%，总产值50亿～100亿元的51个，总产值100亿～200亿元的23个，总产值200亿～300亿元的7个，总产值超过300亿元的14个，^[43]充分显示了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

4.从产业结构来看，浙江经济具有典型的以轻加工产业为主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前，浙江的地方工业就具有“轻、小、集、加”的特点，即工业发展以轻工业、小企业、集体所有制和加工业为主。这种发展的初始条件对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的产业结构的发展形成了很强路径依赖效应。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由于规模经济和技术要求较低，投资少，见效快，资金回收期短，可以依靠民间力量和小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浙江老百姓经济的创业主体特征，决定了既无资金技术优势，又无权力背景的创业主体，往往只能选择那些市场进入门槛最低的产业进行创业活动。而创业主体一旦选择了其所从事的产业，其经营过程形成的知识、技能的积累，以及市场的开拓，往往又会形成某种路径依赖。这种发展历程决定了轻加工产业在浙江整个区域产业结构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浙江的“块状经济”，以及各种专业市场销售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轻加工产品。1978年以来的浙江历年全社会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每年都占60%以上，即使是占工业总产值不到40%的重工业，至今相当部分也是属于轻小型的机电、金属加工和精细化工业。从统计情况来看，浙江轻加工产业在区域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沿海其他省份。2006年行业比重占前十位的行业中，浙江轻加工产业占15.3%，广东占6.2%，江苏占12.9%，山东占11.9%。浙江的这种产业结构特点，在工业化前期和中期具有非常强的市场适应能力，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阶段老百姓以改善“吃穿用”为主的消费需求。

5.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讲，浙江立足于市场体系的先发优势，逐步形成了市场发育与政府创新的良性互动机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相对明晰。从“温州模式”到“浙江现象”，浙江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呈现出相当突出的内生性特点。基于“温州模式”的自发、内生特点，在经济学界，赵伟提出“温州模式”“具有欧洲古典市场经济工业化早期发展的主要特征”^[44]，是“新古典模式的浓缩版”^[45]。而冯兴元则更直截了当地提出，“温州模式”及其扩展模式即“浙江模式”，“是一种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se1f-organizing）模式。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然重要，但只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因而“它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46]。杜润生也认为，“温州模式”“是一种高于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自发的、扩张的新经济秩序，这个秩序从永嘉县的农业开始，发展到温州全境，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全省。”^[47]称“温州模式”为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固然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相比较而言，“温州模式”乃到“浙江现象”，的确可能是中国诸多地方市场化模式中，地方政府行政干预最弱，“自生自发”程度最高的。从80年代的“放任与扶持”，到90年代的“引导与规范”，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服务与提升”，浙江各级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同区域市场体系发育及社会组织的成长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机制。在顺应市场体系发育和公民社会成长的内在需要，不断进行“试错性”的政府角色调整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较好地呈现出了“市场增进”型的“有效政府”的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