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政府”的“市场增进”功能

（一）“有效政府”的“市场增进”功能

“浙江模式”是特定制度环境和区域发展条件下社会多元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从根本上讲，“浙江模式”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成功地释放出了浙江民众在特定的区域文化传统和生存环境中培育起来的自主创业热情，有效地激发出了浙江民众自主地推进市场化、民营化改革试验的创造性智慧，使浙江不仅成功地掀起了大众化的创业热潮，而且营造出了市场化、民营化的体制创新优势，充分发挥出了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

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国家的制度安排能否取得最大的绩效，地方民众自发的创业热情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激发，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行为选择。“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1]作为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决策者和实施者，是区域体制创新的推动者、组织者。地方政府能否将国家的宏观政策同地方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发展战略，进而将区域的体制创新试验推进到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所能容纳的极限值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区域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优势，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否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就浙江而言，除了民间市场主体的制度创新和市场运作优势，地方政府角色的适时转型和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对于区域市场经济体系的率先发育并长期保持领先水平，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浙江区域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功能，总体上符合“市场增进”型政府的规定。^[2]需要指出的是，“市场增进”型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行为方式并没有固定模式，而是随着市场体系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浙江的经验表明，对于转型社会来讲，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角色的调整，一味向市场体系和法治秩序较为成熟的西方国家看齐，追求政府规模和政府职能的最小化，片面地崇尚政府“无为而治”，并非最优的选择。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的“有效政府”（Efficient Government）^[3]理念，更切合转型国家政府角色调整的功能定位。

“有效政府”注重的不是单纯政府职能的有限性和政府规模的最小化，而是政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体系发育的实际效果。一个规模较大却“有效”地发挥了“市场增进”作用的政府，决不会比一个规模很小，同时在市场发育中无所作为，在市场发生失灵时束手无策的政府更坏。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是否合理，不存在绝对的评价尺度，需要联系地方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比较优势，甚至区域文化传统及其在地方干部群众观念行为中的体现，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概括地讲，浙江各级政府扶持、引导、增进区域市场体系发育的“有效政府”功能，突出表现在：

一是在市场化改革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想方设法为体制外经济的增长创造相对宽松的区域政策环境，充分发挥浙江民众自主创业精神旺盛，民间企业家资源丰富的优势，形成市场化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从80年代初温州对个体私营经济和专业市场发展所采取的“允许试、允许看、允许改”的开明政策，到义乌顺乎民意，开放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开明务实的浙江地方政府，不仅没有对地方民众冲突旧体制束缚的自主性创业采取打压的态度，而且出台了大量庇护性和扶持性的政策，为民间的创新试验提供了各种难能可贵的政治辩护。地方政府这种理性、务实的行为选择，使浙江经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市场化、民营化的道路，并逐步形成了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

二是充分发挥政府在整合地方资源上的优势，借助于政策的导向功能，及时地推动要素资源的集聚，克服群众自发性创业的局限，加快市场体系的发育，促进地方产业的迅速壮大。专业市场与“块状经济”的相互匹配，是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路径。浙江各种专业市场的发育和“块状经济”的培植，几乎都是在群众的自发性尝试基础上，通过地方政府及时出台各种扶持性政策，制订实施切合实际的发展规划，推进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才得以从交易范围狭小的地方性市场扩展为全省性甚至全国性大市场，从“一乡一品”式的产业“小块块”发展成为产值超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产业集群的。

三是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为市场交易和市场发展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框架，不断提高市场交易的制度化水平。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发挥民间市场主体在市场制度创新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及时总结、提炼、规范民间自发性创新的经验，将它提升、凝练为制度性成果，在整个辖区范围内加以推广，从而大大加快了市场制度供给的效率。另一方面，在各种专业市场广泛兴起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及时出台各种规范市场交易的规则，打击各种违规行为，使得各种专业市场顺利地走上了规范化、稳定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从义乌小商品市场五易其址，九次扩建的升级换代历史，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上的积极有为，对于市场交易水平的提高、交易规模的扩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是通过有效的行政干预，及时校正市场失灵现象，为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针对群众自发性创业可能出现的无序现象，以及市场机制本身可能出现的失灵问题，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在长期的摸索过程中，逐步学会和掌握了克服市场无序、校正市场失灵的一些有效办法，对于促进区域市场体系从初级形态向更高形态演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温州90年代中期实施“质量兴市”战略，出台全国第一部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到新世纪以来全省全面实施“法治浙江”、“信用浙江”战略；从义乌、温岭等地积极探索旨在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工会“社会化维权”机制和行业工资协商谈判制度，到全省各地积极完善人性化的外来人口管理模式；从旨在实现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的“山海协作”战略的实施，到率先推进覆盖全省城乡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等，各级地方政府针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及时出台各种校正性政策，有效地克服或缓解了市场失灵现象，促进了区域市场体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创新30年的历程及其取得的成就足以说明，浙江模式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行为，决不是简单的“无为而治”四个字所能概括的。在此，各级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呈现出了鲜明的“顺势而为”的倾向，^[4]政府既没有一味放任无为，听凭区域市场体系完全按照自生自发的逻辑缓慢演进，也没有运用行政手段去支配和控制市场化进程，而是在充分尊重市场体系发育内在规律的前提下，根据市场体系发育在不同阶段提出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地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效地发挥自身对于区域市场体系发育的扶持、引导、增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