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角色转型的内生演进逻辑

（三）地方政府角色转型的内生演进逻辑

从“温州模式”到“浙江现象”，浙江3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展示了一幅完整的市场体系发育、市场秩序扩展的画卷。在此，市场体系的发育，社会组织的成长与政府角色转型和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构成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共同形成了“浙江现象”滥觞、演进的内生逻辑。

一般说来，“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8]。转型国家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市场体系的发育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往往同市场主体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由此带来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政府对微观领域的广泛介入，过多地利用行政手段干预资源配置，不仅可能人为阻碍市场体系的作用，妨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且容易导致政府行为偏离公正性的轨道，使政府的“扶持之手”演变成“掠夺之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市场、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机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它为避免政府的角色行为模式陷入“掠夺之手”的陷阱提供了多种约束条件。

首先，浙江市场体系的率先发育，开明务实的地方政治文化传统，使浙江形成了一种以民生为本，“藏富于民”的政府行为导向，客观上将地方政府对市场机制的行政干预控制在了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据樊纲、王小鲁在21世纪初的研究成果，浙江的地区市场化总体水平居全国第2位，其中“政府干预”单项指标的排名长期居于全国第1位（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最弱）。^[9]资本自由度是主要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企业自由发展空间的重要指标，主要涉及贸易、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司法制度以及激励机制等。一般来说，政府不透明、不稳定的行政指令和政策干预越少，资本自由度就越大。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2006年首次公布的《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1999-2001年，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区市，浙江的资本自由度列全国第二位，而从2002年开始，浙江跃居第一位，并保持至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浙江市场体系的发育水平以及政府角色行为模式演变的趋势。

其次，政府转型与社会成长的良性互动，同样为优化政府行为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伴随市场体系率先发育的，是各种在市场经营主体之间发挥利益整合、利益协调功能的民间组织，在市场与产业之间起着沟通和桥梁作用的行业协会，以及在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发挥利益表达、权益保障的社会团体，在浙江迅速发展起来。据浙江民间组织管理局统计，截至2004年底，浙江省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社会团体）已近3万个，从业从员约13万，全省平均每10万人拥有民间组织47个，居全国第二位。^[10]

浙江的民间组织素以自主性性格突出而著称，其快速发展显著地提高了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和自治化程度，不仅促进了市场体系的扩展，而且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方面，以民间商会、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功能，及其在制订行业规划、沟通政府与企业、参与公益性社会活动、提供替代性公共服务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效地承接了政府转移出来的相关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另一方面，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参与地方公共政策过程等方面的积极作为，也对规范政府行为，限制政府对微观领域的干预，提高政府行为的公正性等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最后，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基于个体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为地方政府创新管理模式，推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建构了一种有效的社会压力机制。浙江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民有、民营、民享的“老百姓经济”。作为创业主体、经营主体、产权主体，浙江老百姓获得了真正意义的“经济民主”权利。“经济民主”权利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个体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自主选择权利，不得不完全依附于国家完全的“零件”，转变成为具有独立利益和意志的市场主体、社会行为主体，个体的行为逻辑由此也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式参与。”^[11]浙江的实践表明，基层民主政治试验和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活跃程度，同地方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具有某种正相关关系。温台地区作为浙江市场化改革的前沿，恰恰正是民众政治参与热情最为高涨的地区，全国第一起“民告官”、第一起“罢免村官”事件，以及最具原创性的地方政府创新实践和基层民主政治试验大部分都发生在这里，显然并不是偶然的。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个体对自身权利的捍卫，以及为此展开的各种政治参与行动，是公众对行政权力介入微观经济和社会生活过程的明确否定。作为一种外部压力，它不断促使地方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进基层民主政治试验，推进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建立更广泛的民主参与渠道，以缓和地方的社会矛盾。而民众对社区和地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反过来又会进一步限制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和社会生活过程的干预，促进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长。

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决定了浙江无论是市场体系发育，还是社会成长、政府创新，都遵循了内生演进的变迁逻辑。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浙江体制创新的高度活跃，也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或特殊政策使然，而都是区域内部各种动力资源逐步积累，并形成良性互动的产物。特定的工业化初始条件，特别是民间创业热情的高涨，以及开明地方政府的务实策略，使浙江区域市场体系按照自发自生的逻辑发育、演进，形成了浙江独特的民有、民营、民享的“老百姓经济”，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生活秩序的格局。而浙江区域经济发展对体制外经济增长的高度依赖，以及体制创新对于营造区域竞争优势的特殊意义，决定了各级政府对市场主体和民众所表达的制度创新需求持有特殊的敏感性，在政府角色转型和政府管理创新上有着相当强的自主性的内在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