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论点摘要

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论点摘要——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选择

2010年10月30～3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海口联合召开了以“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选择”为主题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洪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海南省副省长姜斯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和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来自联合国、德国、巴西、印度、挪威、越南、吉尔吉斯斯坦、蒙古、波兰、俄罗斯、新加坡、英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官员和学者共计40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就我国“十二五”时期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突破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我委体改处相关同志参加此次论坛，现将部分专家观点进行摘编整理，供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参阅。

一、改革成为经济发展转型的强大动力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呈现根本性变化，低成本优势将逐步消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3～5年进入一个次高或者中速增长期，如果我国经济完全以内需为基础，未来10年的情形将从目前10%的高增长向6%的增长转变，现在中央的政策安排就是要控制这个收敛速度和幅度，中速增长将成为今后的常态。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 :“十二五”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机遇期，也是深化改革发展、扩大我国经济国际影响力、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重要历史时期。推动转型，第一，大力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抢占制高点;第二，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第三，坚持实施“引进来”的战略，加大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高端人才的力度;第四，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要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第五，保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高尚全(中国·海南改革院董事局主席) :我国发展方式转变长期滞后有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第一，从资源配置来看，我国生产要素市场还不健全，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第二，从市场主体来看，不少地方政府过多地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有的直接成为市场投资主体。第三，从财税体制来看，目前的制度安排不利于节约资源、集约发展。

宋立(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与资源环境变化的不期而遇，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突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面临节能降耗、减排和耕地红线“三大约束”，逼迫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近年来农村青壮劳动力50%已转入到城市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0%，人口红利还能用多久是一个极大挑战。另外，未来10年人口结构中17%是60岁以上人口，未富先老;储蓄率很快会下降，以高储蓄率维持的高投资率将受到威胁，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严重削弱。

艾森·布莱特(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首席执行总裁) :金融危机后世界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现在，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内在巨大的转型压力。比如俄罗斯面临技术创新放缓、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等社会问题;巴西这些年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业问题再次突出，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仍然较大。

二、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赵白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在新一轮的发展起点上，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人，是人的参与，是人的共享。我国的发展将会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转变，其中经济转变是一个前提。发展目标是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是指少数人、也不是指部分人的发展，其中性别平等和妇女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发展的重点是实施人力资本的综合开发战略，优先投资于人。人口均衡型应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未来要建立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未来五年，随着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初步实现“四大转变” :即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从公共产品短缺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这四大转变将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当前人的自身发展引发的发展型消费需求，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人对物的追求在向自身发展追求的转变。今后我国的发展导向应由经济总量转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推进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使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成员，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率，使13亿人的发展型需求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巨大推动力。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以能动社会的建设为先导，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可能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能动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双重建设，可以以建立劳资博弈机制推动“能动社会”建设，并在劳资双方之间建立起利益均衡的机制，促进劳资利益的均衡。

施巴尼·斯温(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发展政策与战略规划司司长) :印度实施“包容性增长”的改革战略，“十一五”计划(2007～2012年)“包容性增长”的重点是解决社会民生和反贫困，强调控制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把促进社会公平提到新的高度，明确了包括健康、教育、医疗、卫生、贫困和人力发展等社会发展指标目标，加强教育、医疗和农业发展方面的投入和相关改革，提高社会福利，增加国民购买力。为促进包容性增长，印度进一步完善公共治理结构，设立了专门机构(如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规范政府专项支出，建立贫困人口收入信息账户等措施，保障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三、把结构调整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的进一步专业化、高端化，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加快发展，都对中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才、技术、金融、教育、医疗、文化领域要素市场化对经济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第一，对教育体制进行减行政化，去官僚化的改革，促进学术主导、知识创造。第二，促使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培养更多的技术工人，特别是把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第三，深化科研体制改革，促进科研机构和优势产业结合。第四，建立产业政策的竞争导向，改变我国现有世界五百强大多依靠占用资源、行业垄断的局面。第六，推进金融改革创新，为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支持。

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 :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把全面履行国家出资人职责的三个性质完全不同领域，分立由不同机构承担。第一，政府公共管理部门负责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和结构调整宏观管理。第二，推进国有资产管理立法，建立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财务制度，明确委托主体和受托主体，明确委托财产的边界、责任和权力。第三，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按《公司法》，经工商注册分别设立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在财政部门和国投公司分别建立资产负债表，形成可以量化评价和可追溯责任的体制和机制。国投公司经营运作的目标、国有资本“进”和“退”的政策，应遵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政策，体现政府意志;而经营运作的操作则按市场方式、遵循市场规则。第四，对国有资本运营的监督，国有资本投资控股公司向同级政府报告工作，接受政府授权的部门，要对受托国有资本运营状况、运作的合规性进行审计监督。

高尚全(中国·海南改革院董事局主席) :加快以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应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形成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遏制资源和要素过度需求引发的外延扩张式增长，要改变定价机制，完善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由市场决定稀缺生产要素的价格，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体制、政策体系和制度性安排，调控资源的供给和需求。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十二五”要以资源红利社会共享为目标，实现国有资源的合理配置。一是反思国有资本配置的基本原则，要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社会领域;二是尽快推进资源税改革，改革国有资源的税费体系，理顺资源性产品的分配格局。要尽快出台详细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尽快建立常态化的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建议将征收“特别收益金”改为征收“超额利润税”，将垄断利润以税收名义收归公共所有;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系，尤其是涵盖国有企业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红。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要让农村跟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步伐，农村现有的社会基础结构需要再造。农村不是非主流，农村不是只能够向城市转移。城市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要能够共进、并行、共存，农村要争取就地实现现代化。这就需要建设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兼有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的职业农民团体，是以经济手段完成社会目标的社会企业类型的伞状经济社会组织，是政府各项政策贯彻实施的组织平台，是中国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结构。其建设应纳入国家重大战略，在“十二五”时期进行政策试验和理论探索。

范金(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要积极推进税收体制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变，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积极研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和环境税，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在交易环节，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和印花税等来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将这部分税收用于促进低收入群体消费的社会保障支出。

马可·卡布拉(巴西驻华大使馆经济处一等秘书) :巴西一直在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促进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巴西正试图建立资源环境可持续的产业体系和贸易体系。一方面是促进高碳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变，建立农业生态区、发展非耕农业，改善农产品贸易结构;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环境立法和环境准入许可等制度保障，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从2004年至今，巴西碳排量下降了70%左右，单位GDP能耗已经远远低于OECD国家的水平。目前，巴西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比重在44%左右，达到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的水平。

四、把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主线

洪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突破口。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既是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又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涉及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公共服务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等多个领域的改革。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 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预计分别为10%和8.9%，与GDP增长速度大概同步。中长期要保持“两个同步”，需要加快相应的体制建设。要促进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逐步缩小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从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

高尚全(中国·海南改革院董事局主席)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十二五”时期，社会体制改革应着眼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要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十二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检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功与否的核心指标。要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满足多数人基本的发展型需求，并建立“藏富于民”的基础制度。这些年财税体制以及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滞后，是收入分配关系难以理顺的根本原因，“十二五”初期要尽快启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明显加大对所得和财产的征税力度，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基本公共产品供给。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重在利益关系调整，它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架构，其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以往的改革。

于吉(国资委企业分配局局长)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核心在于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范围，提高垄断行业利润的上缴比例，发挥国有资本收益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对垄断行业获取的政策性垄断超额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控制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逐步消除公众对收入分配失衡的感受。

沈坤荣(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要从总需求方面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改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尽快提高“两个比重”。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建立“两个同步”的稳定机制。一方面，在初次分配方面，应当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在收入的再分配领域，主要是从收支两方面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和降低他们的生活负担，最终形成和谐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通过公共支出手段，优化社会消费环境，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收入分配不仅仅是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财富和资源的分配问题。要加强机制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一是实现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在博弈能力上的对等或博弈权利上的基本对等;二是实现对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性制约。

周长城(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 :“十二五”应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微观层次治理收入分配的过度失衡。即赋予工人团结权、谈判权、集体争议权这三种权力。一方面，推进企业工会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对集体合同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专门立法。

五、把政府转型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高尚全(中国·海南改革院董事局主席) :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应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消除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增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应通过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行政体制和制度环境。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政府转型决定“十二五”改革全局。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关键在于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解决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过去的改革实践表明，如果不将重点放在政府转型上，行政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

刘国军(广东湛江市委党校教授) :政府应解放思想，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强化服务意识和管理意识，加快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文化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云南改革报告》2010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