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农村生产力曲折缓慢发展

二、1957—1978年农村生产力曲折缓慢发展

1958年以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以致“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国家的“三农”政策发生了失误。在农村长期实行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业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减产，给全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度困难。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应及时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而且1956年党的八大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复杂因素的影响，在理论上也一定程度地误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实践中很长一段时间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结果，生产力发展不快，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太慢。

从1958年开始，中国农业生产进入“二五”计划时期。由于“一五”计划的农业生产指标超额完成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广大农民和干部迫切要求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加上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国民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以及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铸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中最为严重的挫折。这一时期，由于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减产，给全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度困难。1959年谷物产量下降15％，1960年又下降了10％，直接威胁着全国人民的口粮安全。城乡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3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63.5公斤，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更是下降了23.4％，导致1500万—3000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8]

面对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严峻国民经济形势，国家被迫进行全面调整。从1961年开始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放宽农村经济政策，使农民休养生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坚决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工农业比例关系，恢复综合平衡，从多方面大力支援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农业生产的回升奠定物质基础。在这期间，全国广大农民艰苦奋斗，共渡难关，部分地区还运用包产到户等行之有效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到1965年，全国农业生产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起来。

但是，在“文革”期间及其之后的两年，不但未能进一步改正人民公社化以来的错误，反而在农村实行了一系列“左”的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以致“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束缚和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如，把20世纪60年代初期农村政策的调整当作右倾表现加以批判。同时，大寨被扭曲成为“左”的典型，在全国推广。这一阶段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急于向以生产大队为基础过渡；扩大社队规模；大力推行大寨大队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取消或限制社员家庭副业等。结果，社员的积极性再次受挫，致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增长缓慢，农产品供应紧张，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整个国民经济也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12年间，全国农业总产值仅增加5％，年均增长3.1％，粮食总产量由原来的近2亿吨增加到3亿多吨，增长56.67％。但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均粮食占有量在300公斤上下徘徊，其他农产品人均占有量仍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农产品仍然实行统购统销，低标准凭票供应的紧张状况未见好转，当时全国农村约有2.5亿人口温饱问题得不到保证。尤为严重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农业资源遭到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