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基础地位认识的形成和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基础地位认识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指出：“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1]；“社会用来生产小麦和牲畜等等所需的时间愈少，用来进行其他生产——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愈多。”^[2]他还指出，从事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劳动者人数，取决于农业劳动者超出他们自身的消费以外所生产的农产品的数量。这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深刻阐述了农业发展在分工分业中的基础性功能，是对农业基础地位的精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立足于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这一理论，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认识不断深化。

（一）初步形成阶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中共中央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吸取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总结了我国一五计划时期的成功经验，初步形成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

1949年7月，周恩来提出，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第一步先做到不减产，第二步就可以增产。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1949年12月，全国农业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对与会代表谈及财经形势的时候说：“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轻工业的原料，输出的产品，现在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农业。”^[3]

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后，对农业并没有放松。周恩来指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要以三五年的努力，使农业恢复到年产2800亿斤的战前最高水平，这样就可以提高4亿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如果缺少棉花，纺织厂就要停工；如果没有粮食，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周恩来总结说：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

陈云在领导市场稳定工作中也十分注意农业。1949年12月16日，他和薄一波联名向中共中央汇报公债和钞票发行计划。当时财政吃紧，军费支出就占去了很大一部分，但陈云仍主张按时足额拨给农林、水利建设所需投资。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公粮，必须在市场上抛售后变现。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这样做当然也无可厚非。陈云考虑到年底正是农民卖粮季节，如果国家将公粮推向市场，固然可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但谷价必然因此下跌，公粮贱卖不说，农民将招致重大损失，谷贱伤农，对农业生产会产生不良影响。虽然当时通货膨胀压力极大，但陈云主张哪怕再增加钞票发行，也不能因此影响农业生产。1951年，他还在工农业发展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刘少奇曾也多次谈到，中国搞工业化要从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起步。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工业极端落后的现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同时，适当安排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没有出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片面强调重工业，导致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严重短缺的局面。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总结了这一经验，阐述了重、轻、农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在处理这方面关系问题上没有犯大的原则性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我们比较注重农业和轻工业，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稳定；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轻、农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我们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从长远来看，前者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划不来。后者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在谈到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时认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像苏联那样，把农民搞得很苦，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这说明，我们党已经有了农业是重工业的基础的思想，并且把发展农业和维护农民利益联系起来。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4]他从农业关系到几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是积累的主要来源、农产品是主要的出口物资6个方面，讲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他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5]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则更进了一步，把重、轻、农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并着重阐述了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观点，要求全党看清这个问题。195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肯定了这些观点。至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基本形成了。

（二）明确提出阶段

1957—1962年，中共中央反思“大跃进”的失误，明确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科学论断，并成为全党共识。

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是,发展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重大的地位。农业用粮食和原料供应工业,同时,有五亿以上人口的农村,给我国工业提供了世界上的最大的国内市场。从这些说来,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忽视农业方面的工作的重要性是完全错误的。”^[6]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率团参加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了中国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这成为从兼顾农业到忽视农业而大搞工业在思想上的转折点。

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订《工作方法60条（草案）》，并下发全党征求意见。文件要求从1958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要使地方的工业产值，在5—7年或者10年内，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正式提出了这一要求。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后党中央确定了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首次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科学论断。但是，这一方针所要服务的却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农业生产形势，“以钢为纲”。因此，这实际上是脱离农业基础而片面强调发展工业。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认为，我国农业和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各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上去，并且制定了高指标，为全民大炼钢铁铺平了道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急剧下降。1959年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下降了13.6％。粮食和副食品短缺，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很多人因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和其他疾病，不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1961年又减少348万人。1960年，鉴于前期工作的失误和国民经济的严重挫折，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重申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论断。会议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长期的首要任务。”^[7]与1958年不同，这一次是有感而发，是真正落实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转折点。

1960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要求全党从人力、物力与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但成效不大。为此，1962年，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八字方针。这次会议以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

（三）发展和深化阶段

1962年至今，党中央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不断发展和深化。除认识到农业发展在分工分业中的基础性功能外,还认识到农业要为工业提供原料,为工业品提供市场,为工业提供积累,等等。在这样的认识下,八届十中全会精辟地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科学论断。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说：“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8]

1964年底，在三届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其中，农业现代化被排在首要位置。1979年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的首要地位。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发展速度不加快,工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就上不去,四个现代化就化不了。我国农业问题的这种严重性、紧迫性,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充分注意。”^[9]在阐述经验教训时,全会指出：“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党中央、国务院和主管经济工作的各部委,特别要注意保证这个方针的贯彻落实。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必须真正做到遵守农轻重的次序,保持农业和工业的平衡,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首先要考虑农业的负担能力。国家、城市、工交、财贸、科学技术、文教卫生部门和人民解放军,一定要加强对于农业的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10]根据这一精神,提出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增加农业投入、减少粮棉征购基数等政策。

1982年，邓小平将农业列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之首，强调必须始终真正把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降至不足20％,而且农业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连续5年的徘徊之后,进入90年代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新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江泽民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高度重视农业发展,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

20世纪90年代初,当“三农”问题尚未凸显出来时,江泽民同志就已预感到“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一次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90年代经济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多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就要受到影响。”^[11]

1991年11月，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决定”还将“经济建设，必须始终把农业真正摆在首位，切不可农业状况一有好转，就忽视和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作为第一项要遵循的基本原则。^[12]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重申农业的基础地位,指出：必须坚持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全面振兴农村经济。在确保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安排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且多次强调“加强农业”不能仅写在党的文件上,重要的是要落到实处。他并提出了具体的落实要求:在确保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安排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安排农业两大门类资金投放比例。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

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认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完成十五大确定的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保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13]《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验时指出：“必须从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农业,使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从政策、科技、投入等方面大力支持农业。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以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推动城市,又以城市的改革与发展支持农村,这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路。”^[14]

这里,把农业的基础地位与跨世纪发展的目标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业基础论的内涵又有了扩展：其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适合于农业占主体地位时期,也适合工业化高度发达的时期。其二,把农业的基础地位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指出了农民的小康与全国人民的小康的关系、农村稳定与全国稳定的关系。这里隐含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民增收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则对此作了明确阐述,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并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突出位置。换言之,要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必须把农民增收作为一项核心目标政策,采取措施,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200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指出，我们的农业基础还不牢，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是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任务，也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根本出发点。

2001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继续发挥农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是顺利实施“十五”计划的重要保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切实解决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确保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战略。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一发展战略,突破了过去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的旧思维束缚,站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高度,把农业发展与第二、三产业发展,农民分工分业与城市化进程,农村建设与整个社会进步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通盘考虑,标志着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2002年以后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工作重点，更多地转向了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更加深化。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基础地位认识的不断深化，表明“三农”政策越来越成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会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