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四、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一）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真正把农业放在基础地位来看待

目前，我国的农业有了长足发展，甚至出现了过剩，但同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农业的生产率、资本投入、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土地规模等方面。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农业还相当落后，不能适应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要求，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并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方面，我们过去已经有了许多教训。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国民经济总体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一味追求其他产业发展的高速度，总有一天，国民经济的发展会因为农业支撑力的断裂而出问题。加快农业发展，从国民经济总体来考虑，必须调整发展战略，真正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二）落实农村政策，某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应制度化、法制化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共中央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是不容动摇的。党的十八大报告还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有人以不利于规模经营为由，要求改变这一体制，并鼓吹土地私有化。在目前确实存在体制与规模经营不相适应的问题，但在地少人多的中国，私有化是行不通的。现实的选择是，通过完善承包环节、建立转包机制、构造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等措施来加以改造，以形成有利于规模经营的环境，如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更重要的是，加强农村政策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稳定民心。

必须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和户籍制度。农村应建立起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良性互动、多种融资主体充分竞争的金融体制，为农业投入的稳步增长创造宽松的环境。户籍方面应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备案制度和永久居留权申请制度。即短期流动只须在流入地有关部门备案即可，若需长住则需申请永久居住权。从而为农民的自由流动、自由择业创造条件，还农民的自由人身和公民权。上述措施在很多方面也是杜绝歧视农民现象的重要对策。

（三）增加农业投入，增加农业投入是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增收的必要条件

农业投入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二是农业信贷资金，三是农民自我投入。

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比较利益的吸引以及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政府投入多指向回收期短，收益快的工业部门，从而形成政府投入的非农倾向。要加大政府的投入，首先要从根本上纠正对农业投资忽视的行为，通过明确的制度和法律形式保证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对农业长期性、全局性的资金供给。二是要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分担农业经营者的市场风险。三是逐级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制度，通过税收等手段使发展基金不断增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业进行投资的范围要划分清楚。

完善农业信贷功能，拓宽农业筹资渠道。增加农业投入，要充分发挥农业金融和信贷的作用。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农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农业投资的财政金融调控体系，并充分运用信贷杠杆，发挥农业信贷的分配和监督功能，规范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入范围、方式、行为等。同时，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资金市场，选择一些较好的农业发展项目，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此外，还可进一步拓宽利用外资渠道，以吸引更多的外资用于我国农业的发展。

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户投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农户的储蓄存款也日渐增多。增加农业投入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是不够的，要想法把农民手中的这部分资金调动起来，投到农业生产中来。农户直接投入生产的资金，多属于日常经营性支出和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的支出，其特点是支出范围广泛，但数额相对不大。如果能通过有力的政策引导，使农民手中的资金投入这些方面，必然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了有效地增加农户这方面的支出，应通过立法界定农户在生产经营上的投资职责，规定农户必须承担的生产经营性投入。同时，制定有关政策，保护农户投入的收益结果能按照“谁投入，谁得利”的原则使投资者获利，从而保护农户投入的积极性。此外，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以工补农。近年来，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很快，集体经济的实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但集体投入于农业生产的资金却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上，这种状况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利的。一般来说，在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初期，应由农业来哺育和促进其尽快成长，但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应反哺农业，促进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沿海和我国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较快，集体经济实力较强，应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而中部、西部地区则应随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而逐步增加投入。

农业发展，必须依靠切实有效的农业政策性投入。只有从多方面增加了农业的投入，才能够推动我国农业上新的台阶，顺利地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工作的目标。

（四）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业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为此，一要贯彻中央的农民减负政策，改革基层行政机构，建立高效、廉洁的农村地方政府；二是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推行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增加盈利点；三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各级政府应该在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通讯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大投资。这不仅有利于降低农民消费成本，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从节支的方向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有利于推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开拓农村市场。

（五）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是农民增收的关键，必须把农民放在结构调整主体的首要位置。农民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力军，结构调整必须相信和依靠农民，由农民自主决策。政府作为结构调整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应该从宏观的角度引导农民，如指导性计划、市场信息预测等。并给予政策支持，如取消农林特产税、优质优价、设立结构调整基金等，为农民提供恰当的服务，绝不能越俎代庖，代位决策；更不能以结构调整为名，侵害农民权益。必须用市场而非行政命令的办法进行，必须有全局观念。结构调整不能只在农业和农村做文章，要面向整个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依靠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如农村城市化，农民非农化，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农业投资和农产品全球化，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只有从全局着眼，才能做好结构调整的大文章。此外，正确把握和贯彻这些原则的关键是加强制度建设、切实做到依法治国。

（六）科教兴农，提高农业生产力

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科技。这种制约作用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同时人才短缺；科技落后加剧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状态，使农业缺乏对资本的吸引力而投资不足；农业产业化与农民非农化受到制约，规模经营难以实现；农业劳动过于繁重。因此，应加大对农村、农业的科技投入及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农业生产力水平。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农业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源泉，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是生产力相对落后而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业是制约当代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康富裕的“瓶颈”。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农产品供给，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农村购买力，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稳定，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最终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告诫我们，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多少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和发展的全局就要受到严重影响。这句话今天依然适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8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0页。

[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6]黄道霞：《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页。

[7]朱永红：《五十年国事纪要（政治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8]黄道霞：《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28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2页。

[11]《人民日报》，1992年12月28日。

[1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0—1761页。

[13]《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14]《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5]李红平：《总理最头痛的问题如何解决》，《南方周末》2002年3月28日。

[16]张元红：《财政政策与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社会主义经济与实践》2000年第10期，第124页。

[17]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与实践》2000年第9期，第181－185页。

[18]王金洪：《改革以来我国农业政策变动与农民利益的相关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与实践》2001年第10期，第155页。

[19]张元红：《财政政策与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社会主义经济与实践》2000年第10期，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