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人力资本理论与减贫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及主要观点
在经济学中,将人的能力作为人力资本来加以阐述的第一人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把工人技能的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书中还首次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者技能对个人收入和工资结构的影响,不仅将人的能力看做个人财产和社会财产的一部分,还将它看做能带来利润的“资本”。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它主要探讨人口素质或质量的提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他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并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22]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界的轰动,以此为开端,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阐述,为这一流派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舒尔茨在长期的农业经济问题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和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已经不再是土地、人口数量或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他多次借鉴历史事实,来论证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例如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伤痕累累,一片废墟,但它很快就摆脱了战争的阴影,重振往日雄风,这颇为出人意料。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物质资本受到如此重创后,国民经济已经元气大伤,短期内很难恢复原状。他们没有估计到幸存下来的人力资本对经济恢复的巨大作用,因而对西欧经济前景过于悲观。相比之下,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潜力又估计过高,因为他们只考虑到物质资本的增加,而忽视了人力资本的匮缺,而后者又正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舒尔茨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这种观点已不符合今天的事实,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和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舒尔茨曾用比较成熟的方法对1900—1957年间物质资本的收益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比较,证明了美国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比物质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收益要大得多。在1957年,美国物质资本投资额增加了4.5倍,同期投资收益值增加了3.5倍;而人力资本的投资额仅增加了3.5倍,但其带来的收益却增加了17.5倍,大大超过了物质资本的收益率[23]。在舒尔茨之后,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为15%,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为20%;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3%和15%[24]。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意义尤为重大。
因此,舒尔茨认为,完整的资本概念应该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方面,前者体现在物质产品上,后者则附于劳动者身上,表现为凝聚在其身上的知识、技能等。基于这一认识,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所谓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人力资源身上的、以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一种非物质资本,其实质是强调以教育、培训和扫盲为基础的工人技能的长期改善,以及健康状况的提高、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以及家庭对子女的培养投入更多资源的观点[25]。在上述人力资本中,舒尔茨特别强调了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他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性投资,教育活动是隐藏在人体内部的能使人的能力得以增长的生产性活动,不是一种消费活动,相反,政府和私人有意识的投资,为的是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它蕴藏在人体内,会在将来做出贡献。因此,重视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质量,在社会发展中提高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对于提高人口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理论将经济学家的视线引向了“人力”,并使人们认识到,“人力”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因素,提高“人力”的质量,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
最终完成人力资本理论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发展过程的,应当归功于美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G.S.贝克尔(G.S.Becker)。他分别于1962年和1964年发表并出版了《人力资本投资:一种理论分析》和《人力资本:特别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后者被视为“经济思想中的人力资本投资革命”,也就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最终确立的标志。贝克尔与舒尔茨一起被公认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
自此之后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在其自身理论体系不断深入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并大大促进了相应领域研究的进展,尤其是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强调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投资在从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确立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6]。
二、人力资本投资
(一)人力资本投资
同物质资本一样,人力资本也是通过投资形成的。所谓人力资本投资,就是通过对人力资源一定的投入(货币、资本或实物),使人力资源质量及数量指标均有所改善,并且这种改善最终反映在劳动产出增加上的一种投资行为。贝克尔指出,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货币和消费的投资就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即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是多方面的,在此我们只介绍与本文内容相关的两种:
1.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教育投资又称为智力投资,是用于提高人的智力、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方面的投资,具体包括用在儿童早期教育、正规学校教育(小学、中学和大学)、职业培训(就业前培训、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等形式)和专门技能训练等方面的各种费用支出。教育投资一般分为宏观教育投资和微观教育投资,前者主要指国家政府用于教育的投资,后者指劳动者个人或家庭用于本人在业培训和子女学校教育方面的费用支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用于保健方面的投资。保健投资包括穿衣、住房、医疗卫生、营养保健、自我调养等有关身体保健方面的费用支出。这种投资转化为健康资本存量,表现为健康或无病时间增多或寿命延长等。因此,从广义上讲,凡是用于影响人力资源的寿命、力量、耐力、精力等的费用,都可以认为是对保健的投资。
舒尔茨把教育投资看做是整个人力投资的最主要部分,他指出:人们自我投资以增加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而学校教育乃是人力资本的最大投资。根据其理论,舒尔茨测算了美国各级教育的收益率,初等教育为35%,中等教育为10%,高等教育为11%,整个教育的平均收益率为17.3%,并据此估算出美国1929年至1957年间国民收入增加额1 520亿美元中有近33%是由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提高带来的,这一结论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开始真正认识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改善,而这只有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才能得以实现。教育不是纯粹的消费,而主要是一种能导致经济增长的投资。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与国家发展紧密相关的。
尽管如此,真正从重视物质资本投资转变到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将其上升到决策层次更是如此。在不少拉美国家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制度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特别是贫困的流动人口中适龄少年儿童失学、辍学严重,这构成了拉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根本障碍。由此看来,政府应该担起基础教育的义务,逐步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基础教育免费化,这是使穷人由穷变富的关键。
(二)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
1.人力资本投资的连续性、动态性。人力资本投资的连续性表现为在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都需要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一个人在完成一定的正规教育之后,进入社会从事生产劳动,期间要接受各种在职培训;而退出劳动过程后,还要参加多种继续教育。从时间跨度上讲,人力资本投资要贯穿于人的一生,这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连续性。另外,不同时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势、内容、目的都各不相同,这种投资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动态过程。
2.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者与投资者不完全一致性。人力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它潜藏在人体之中,投资者无法将其拿出单独投资,而只有通过其载体即人力资源的活动才能获得。因此,对人力资本投资首先获益的往往是人力资源个体,即被投资者,而投资者只有通过人力资源的各种活动才能受益。
3.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多方面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不同于物质资本投资,它有多种表现形式,且具体内容繁多。除经济收益外,人力资本投资还可带来社会效益,例如,用于教育、卫生保健的投资,可以通过提高人的教育水平、素质修养来提高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减少疾病对人类的危害,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社会和谐的作用
首先,对个人而言,人力资本的提高使他有能力去竞争那些报酬较高的工作或职位并由此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中会弱化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而产生的相对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并会更多地注重通过提高人力资本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积极发展自我的努力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其次,对社会而言,人力资本的提高会使社会的生产效率提高,有能力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为社会中的低收入群体、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可以和睦相处。人力资本的提高靠教育,所以在世界上教育被一些国家作为重要的社会发展战略,越是发达国家对教育越重视,而这一点正是包括拉美各国以及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困领域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
三、人力资本投资与减贫
世界银行《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分析了贫困、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开发之间的关系,指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有效地消除贫困,而人力资源在消除贫困尤其是极度贫困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报告详细阐述了人力资源开发的几个主要方面:教育、健康、营养和生育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贫困人口的收入的。
(一)教育与减贫
舒尔茨从研究人力资本出发,认为在人力资本的形成中教育投资是最主要的部分,教育在减贫领域的作用可归纳为:
1.随着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国民经济收入中靠固定资产投资和财产产生的收入比重相对下降,而劳动的收入比重在相对增加,教育在提高劳动收入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缩小收入的差距。
2.教育是提高劳动者智力素质的最重要途径,通过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进而改善人的劳动能力,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使个人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程度减少[27]。
3.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队伍能够增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拉动经济增长[28]。
4.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会使由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的不平等状况趋于缓解,特别是随着义务教育以及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以及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升,整个社会收入不平衡的状况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国外学者用50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和教育都有非常强的关联,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要高于文盲或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美国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了受教育程度不同者其收入的显著差别:初中毕业生年薪为20 442美元,大学毕业生为44 523美元,硕士为55 384美元,博士为72 099美元,博士收入是初中生收入的3.5倍。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人们收入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者通过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个人就业能力增强,就能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减少失业的危险,获得较高的收入。
因此,从人力资本发展角度分析,缩小贫富差距应该主要依靠教育,给每个人提供取得收入所需要的受教育机会,为人们获得就业能力和机会创造一个比较平等的起点,从而逐渐减小贫富差距。通过教育向劳动者传授知识和技术,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程度、技术水平和自身素质,改变其劳动形态,提高其生产能力,增加收入。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未受过最低教育的人,很难参与现代化的生产过程,很难获得起码的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必然很低。事实上,拉美国家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是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存在,他们绝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或仅受很少教育的人,生产能力和自身素质的低下导致他们没有充分的就业机会,也就没有取得更多收入的机会,从而导致了大量贫困人口的产生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只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才有更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信心,才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使自己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通过给低收入者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要的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发达国家注重使用的治贫的重要手段,也是西方税务专家普遍推崇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此外,教育对劳动者健康素质也有着极大的影响。最近几十年墨西哥的经验说明,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婴儿死亡率,极大改善子女们的营养和健康状况,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母亲接受一年教育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9%[29]。随着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女性家庭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在职业市场上的机会增加、生育健康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贫困家庭的规模也显著缩小。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贫困家庭女性意外怀孕的几率明显降低,这样就有助于控制家庭成员数量,有助于母亲和子女的身体健康,有助于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数量不多的子女的教育、情感以及社会发展中[30]。1980年度《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在社会服务“相互关系的无缝的网络中”,教育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二)健康与减贫
健康保健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福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贫困几率的重要因素。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有效的政策扩大基础医疗保健服务供给,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少贫困的基本手段。在这个方面的投资可以降低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直接增加未来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可以减少劳动者生病时间和减少死亡人数,增强劳动者体力,提高劳动者身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延长劳动人口的工作寿命从而增加社会投入的总劳动量;较好的营养能改善儿童的学习认知能力。虽然改善健康状况不能直接为家庭创造财富,但可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和学习能力,从而为创造财富奠定基础。因此,为贫困人口提供良好的健康服务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他们的贫困状况,显然,在健康方面的投入是必须受到重视的。
在拉美地区,各国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普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在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牙买加和乌拉圭等国,90%的人口可以享有医疗保健服务。而在土著人口较多的国家,只有50%的人口可以享受到健康保健服务[31],这些国家的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都比较有限,而且它们大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这就造成了大多数贫困人口和土著人口无法保障自身健康。这就形成了贫困与健康状况的恶性循环:医疗费用之昂贵使穷人只能望而却步。因而,穷人一方面由于贫困,生活质量、生活环境恶化,健康状况无法保障,从而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穷人生病后得不到系统的治疗,对这些连最基本的身体健康都无法保障的穷人来说,脱贫是多么遥不可及的事情。
因此,在健康领域,拉美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大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的投入,加强贫困人口健康方面的投资对于改变他们的人力资源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Cepal,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2,Santiago de Chile,diciembre de 2012,p.17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742页
[3]Carey Oppenheim,Poverty:the Facts,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1993,p.83
[4]Peter Townsend,Poverty in the Kingdom:A Survey of the Household Resource and Living standard,Allen Lane and Penguin Books,1979,p.38
[5]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4月,第26页
[6]Juan Carlos Feres,Xavier Mancero,“Enfoques para la medicion de la pobreza.Breve revision de la literatura”,Cepal,Santiago de Chile,enero de 2001,P.7
[7]Cepal-Oit,“Palabras del Secretario Ejecutivo de la Cepal,Sr.JoséAntonio Ocampo,en la Inauguración de la Reunión de Expertos sobre Pobreza y Género”,Santiago de Chile,12y 13de agosto de 2003,p2
[8]BID,Para salir de de la pobreza-un enfoque de BID para reducir la pobreza,New York,Washington,D.C.,abril de 1998,p.8
[9]揭光红:《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2月,第57页
[10]青连斌:《贫困的概念与类型》,载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6/4444654.html,2007年6月7日
[11]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2页
[12]同上
[13]Roberto Kozulj,“Breve descripción del panorama de la pobreza de América Latina y un análisis de sus principales causas”,Fundación Bariloche,2003,P.3
[14]Altimir,Oscar,“La dimensión de la pobreza en América Latina”,Cuadernos de la Cepal No.27,Santiago de Chile,1979,p.72
[15]沈红:《经济学和社会学:判定贫困的理论》,《开发研究》,1992年第3期,第2页
[16]叶普万著:《贫困经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728页
[18]李少荣:《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及其指导意义》,《理论探讨》,2006年第1期,第46页
[19]梁怡:《贫困陷阱理论的嬗变》,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7年2月
[20]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页
[21]王艳萍著:《克服经济学的哲学贫困》,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84页
[22]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集》(第八辑),西奥多·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8页
[23]于同申主编:《发展经济学—新世纪经济发展的理论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24]李仁君:《由穷变富的学问—舒尔茨及其人力资本理论》,《海南日报》,2005年3月23日
[25]邵昱:《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几点认识》,《经济经纬》,1997年第6期,第53页
[26]同①,第102页
[27]James J.Heckman,“Inversión en Capital Humano y pobreza”,Inauguración del Centro de Evaluación y Estudios en Economía Social para el Alivio de la pobreza,Universidad Torcuatto di Tella,p.2
[28]Guillermo E.Perry,Omar S.Arias,J.Humberto López,Reducción de la pobreza y crecimiento:círculos virtuosos y círculos viciosos,Banco Mundial,Mayol Ediciones,S.A.,Colombia,2006,p.156
[29]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9月,第81页
[30]Santiago Levy,Evelyne Rodríguez,Sin herencia de pobreza-el programa Progresa-Oportunidades de México,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Washington,D.C.,2005,p.55
[31]Samuel Morley,“Estrategia para reducir la pobreza”,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Washington,D.C.,marzo de 1997,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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