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拉美国家社会发展的思想和主张

第二节　影响拉美国家社会发展的思想和主张

一、结构主义

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及其“普雷维什命题”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学派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第一个本土发展思想，使拉美国家的工业化由30、40年代的“自发性”阶段转到了“自觉发展”阶段，对拉美各国的工业化产生了巨大贡献，但在社会领域这种发展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没有对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

结构主义学者主张国家加速发展，曾提出“综合发展”和“统一发展”等观点^[5]，力图将社会领域纳入发展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领域的指导思想，如扩大生产行业的就业，加大对教育的重视力度，国家应正确发挥其在再分配领域的职能，对贫困人群进行重点扶持和救济等，但在实际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各国政府将“发展”等同于“增长”，没有从深层次理解“发展”的内涵，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贫困和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一直以来各国都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忽视农业发展，排斥非正规经济部门。在分配领域，一系列主张“先增长，后分配”的观点更是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以巴西经济学家德尔芬·内托的“蛋糕理论”和S·西蒙森的“积累优先论”为代表，前者的核心是必须先取得经济增长，然后再收入分配，要先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再考虑收入分配问题。如果经济不发达，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很小，即使分配制度再合理，每个人的所得也十分有限。后者认为经济要取得增长，就要把财富集中起来，要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就要接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实，这种分化只是短期的，但要把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福利水平作为发展目标，就会影响积累和增长的潜力。^[6]直到60年代末，人们才发现，一种高增长率可以和就业恶化的形势以及贫困并存。到70年代中期，拉美经济委员会承认其发展思想未将社会问题涵盖进去，忽略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拉美各国的社会问题。普雷维什本人在70年代后期更是对拉美国家社会形势的恶化深有感触，他曾这样表述过：“从社会观点来看发展已偏离方向，体系的大部分有生力量没有被用来谋取集体的福利。”^[7]

1980年后，普雷维什又提出了“外围资本主义”改造问题，自此以后，拉美经济委员会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80年代中期后，在总结50年代以来经验和8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教训的基础上，拉美经济委员会提出了“生产发展与公正相结合”的命题，主张经济发展、公平分配和保护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方案，认为拉美国家完全可以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环境得到保护的同时，取得更大程度的社会平等。但鉴于拉美经济委员会在当时失去了以往的影响力，这些主张和观点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和落实。

二、新自由主义

20世纪90年代，是拉美各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10年，同80年代相比是经济增长较快的10年，但与此同时，也是拉美贫困人口增长最快的10年，贫困化程度甚至超过了1989年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同时，贫困问题不仅没有好转，相反，却迅速恶化。

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经济改革于70年代中期进入拉美，80年代以后成为这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间，新自由主义主导了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进程，其内容涉及贸易自由化、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私有化、劳工改革、养老金改革等广泛领域。通过改革拉美国家恢复了因债务危机带来的稳定的宏观经济，全地区平均通货膨胀率降到了50年来的最低水平，使拉美国家由内向发展模式转入了外向发展模式，逐渐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但在社会领域，由于改革取向有利于富有阶层，同时又弱化国家干预社会收入分配的职能，各国政府难以采取措施进行分配制度的调整与改革，这就造成了拉美国家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也就是说，80到90年代期间，虽然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社会问题却更加严重了。各种国际机构均指出贫困人口数量翻倍增长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在各国开展的时期，也是外国投资大幅增加的时期，增长率达到了46％^[8]。2000年，尼加拉瓜有占总劳动力人口56％的人处于失业状态。而在墨西哥，到2000年刚刚勉强达到了1994年的人均消费水平，1996年墨西哥多个州的国内生产总值曾一度下降到25年前的水平，有超过6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巴西的农民运动以及饥民潮已是众人皆知的话题，在墨西哥，据估计，占农村人口13％～17％的人处于极度贫困，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9]。虽然这种恶化与80年代的债务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直接相关，但与新自由主义对实现社会公正的忽视和改革的失误也有密切联系。

首先，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进程的加深，为了追求宏观经济指标的好转，这种发展模式主张把社会问题置于从属地位，降低社会政策的目标和缩小社会政策的范围，大幅度削减社会开支，导致了用于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的社会开支大幅缩减，受此措施影响最大的是穷人。即使在那些社会开支数额有所增加的国家，由于政府不重视社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社会开支的使用效率仍然较低，无法充分发挥其效用。

此外，为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金，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已经不再追求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而明显地具有了救急性质，只是对某些极端贫困者给予关注，以防止因他们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而酿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实行的一些措施和计划，可以为最需救助者解决一点燃眉之急，但很难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更难从根本上克服整个社会上的贫困问题^[10]。

其次，由于经济模式与社会政策的作用，拉美地区往往出现非常矛盾的现象，在扶贫计划减少一些穷人时，经济模式的机制又在制造失业和新穷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救助的效果^[11]。例如，被人们看作社会政策的明星计划的墨西哥扶贫计划，虽在1989—1992年间将赤贫人口从1 490万减少到1 360万，即减少130万人，但这并不表明贫困人口总数有所减少，因为在1988—1992年间，正规部门中的工业部门也有130万生产性劳动者失业。更有甚者，扶贫计划减少的穷人数目，有时还远远少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每时每刻制造的失业者和新穷人的数目。有学者指出，实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社会政策后，“社会环境是毁灭性的”。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等于拉美总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分别为44％和22％），突出地表明有一个制造贫困的进程，这不是因为人口增长原因，而是因为拉美的结构和经济政策的原因。80年代制造的6 000万“新穷人”中，大约80％住在城市，从而加快了贫困的都市化进程。

再次，社会领域改革方面。在诸如养老金制度、医疗制度、教育体系等社会领域的改革中，过分地强调了私人部门的作用，忽视了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指导作用。医疗和教育过分依赖私人的力量，但是私人部门是以盈利为宗旨的，其结果只能是贫困的社会阶层和贫困地区进一步被忽视甚至边缘化。

最后，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改革所要建立的制度从根本上是一种只求资本收益，忽视社会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它提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竞争，反对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只有那些“最有能力、最高明的”个体，才能在“物竞”中获得“天才”，成为占有财富的社会精英，从而可以享受到最好的教育，而那些本身就贫困的劳苦大众由于不具备获得“天才”的条件，因此无法享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教育，不得不继续在贫困中挣扎。^[12]

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了拉美教育分配的不平等。这种教育不平等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最贫困人口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无法保障，而且造成了儿童早辍学的现象；第二，贫困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很低，如在墨西哥最贫困的恰帕斯州，学前教育的受益儿童仅占全部适龄儿童的38％；第三，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教育改革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国家投入到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相当于在基础教育领域投入的七倍之多，这种做法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在教育中的投入所带来的收益基本上只有富有阶层才能享受，社会分化的加剧只能是必然趋势。

总之，拉美社会不平等状况不断恶化的事实证明，只要各国政府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