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中国人口分布及流动的区域特征和发展对策
人口分布及流动是人口生态学的重要内容，又是当今中国人口的重要问题之一。这里先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历程以及当前争论的问题作一简介，然后介绍中国人口分布、流动和发展对策的有关问题。
16.1 50年来的中国人口发展历程
李建民（2000）等把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
16.1.1 无生育控制，人口自发发展（1949—1959）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工作重点是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无暇顾及人口问题。而社会在经历了动荡、实现了稳定的阶段，人口迅速的补充性增长是人口规律之一，同时人口增长对社会增长有滞后效应，问题的呈现需一定的时间。所以，当时政府放任不管，甚至鼓励人口增长。
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我国第一个生育高峰。人口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5.2～6.5的高水平，出生率在35‰以上，死亡率接近10‰，人口总数从5.42亿增至6.72亿。这是中国人口转变时期的开端，即出生率保持高水平，死亡率开始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上升。
16.1.2 计划生育思想萌发，但无实施的社会环境（1960—1971）
面对人口的迅猛增加和经济发展的受挫，政府开始审视人口政策，适时地在1962年首次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政策提了出来。但是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完全丧失了实施计划生育的社会环境。1966年至1971年间人口出生率均高达30‰以上，总和生育率5.3～6.57，死亡率7.32‰，1971年总人口达到8.52亿。
这一时期是人口转变过渡阶段的中期，即出生率保持高位，死亡率快速下降，人口高速增长，构成我国周期更长、峰值更高的第二个生育高峰。
16.1.3 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逐步紧缩（1972—1983）
1971年国务院恢复计划生育办公室和领导小组。我国政府明确指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都要加强这项工作，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标志着计划生育开始成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其核心是通过控制每个家庭的生育孩子数来抵制全国的人口过快增长。
随着政策的逐步严厉和政策执行力度的加强，我国人口的出生率迅速下降，出生率从30‰以上降为20‰以下，总和生育率从5跌到2.4，死亡率在6.2‰～7.6‰之间，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人口规模继续猛增，从8.52亿扩大到10.39亿。这一阶段是人口转变过渡阶段的后期，即出生率迅速下降，死亡率稳定在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
严厉的生育政策的过激的执行手段虽然促进中国人口转变的加速进行，但是也产生了计划生育的负外部性，政府与群众之间少生和多生、强制与抵制、强迫命令与极不情愿的矛盾日益激化，干群关系异常紧张，既损害了群众利益和感情，也毁坏了计划生育的形象。计划生育成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在许多方面施以过于严厉的政策和做法的结果反使事与愿违。
16.1.4 调整和完善生育制度（1984—1990）
我国政府强力推行一孩政策的目标是在20世纪末把人口规模控制在12亿以内，但是这一政策与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的生育意愿的差距太大，已经失去群众基础。同时，生育政策存在明显的急功近利，背离了人口发展的规律。政府开始重新审视生育政策，实事求是，制定符合国情民意的新政策。
1984年中央发布7号文件，规定“要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政策，当前主要是：①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规定条件，经过批准可生二胎；②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③对在生育问题上搞不正之风的干部要予以处分；④对少数民族要规定适当的政策，人口在1 000万以下的，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生三胎，不准生四胎。”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开始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
新的生育政策促进了出生率的回升，一直在21‰以上，到1990年都未降到1975年至1980年的水平，其原因是受两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进入婚育期的惯性影响。死亡率在6‰～7‰的低水平，增长率上升为15‰～16‰，总人口从10.39亿增至11.43亿。
16.1.5 现行生育政策（1991年以来）
经过调整的人口生育政策基本上反映了群众的生育意愿，符合国情民意。为了引导和巩固生育率的走势，政府适时地提出了稳定政策、长期不变的方针。在80年代晚期以后，生育政策趋于稳定化，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再发生过大的改变。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有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也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育第二个孩子。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是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分散制定的，呈现多元化状态，可以大体归纳为四种定量化类型：①在城镇地区和一部分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②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的政策是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夫妇允许再生育一个孩子；③在一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实行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④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生育三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抑或没有生育限制。
在这种形势下，人口出生率继续稳定地下降，死亡率保持低水平，自然增长率也进入了低水平阶段。2006年人口出生率为12.09‰，死亡率为6.81‰，自然增长率降到了5.28‰，总和生育率从1992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稳定在1.82，2006年末的人口总数为13.14亿。
16.2 中国人口是太多还是太老——人口数量与结构之争
近些年来，随着生育率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人口老龄化过程越来越快，中国人口规模问题又与人口结构问题交织在一起，变得更扑朔迷离。未来30多年中国人口规模的继续增长是否仍然构成中国发展的最重大挑战？中国人口究竟是太多还是太老？这些问题一时间成为世纪之交人口学界争论的新热点。这里介绍翟振武和李建新两位先生的主要论点。
16.2.1 中国人口规模仍然是第一位的问题
从1973年开始的计划生育运动，其目的是降低人口增长率、减缓人口规模的扩大速度。如今，经过计生干部的艰苦劳动，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是，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中国人口总量仍以每年1 000万以上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作为生育率下降的后果之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却出现老龄化趋势。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老龄化是一对矛盾。人口数量控制越严格，人口老龄化速度越快。如果放弃人口控制速度，就会令生育率反弹和上升，人口总量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会因此减慢。面对人口规模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我们该如何认识这对矛盾和选择应对政策是一个重大而急迫的问题（翟振武，2005）。
1）总量与年龄结构的矛盾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预测，若保持目前的生育水平不变，中国人口增长还要持续40年，到2040年要达到高峰值15.4亿人才能实现零增长及负增长（见表16-1）人口，也就是说，尽管资源在短缺、环境在恶化，但庞大的人口规模压力在21世纪前40年会进一步加重。中国大陆人口总量还要在现有规模上再增加近3亿人。
表16-1 未来中国人口增长趋势
源自：翟振武，2005.
上述人口预测的假定条件之一是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1.86左右）。这是一个在严格控制人口政策条件下的方案。其中，年龄结构加速老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如把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作为老龄化程度的指标可看到，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为7%左右，中国刚跨入老龄社会门槛。之后，这个比例加速上升。2010年为8.38%，并从2030年的14%上升到2040年的20.9%，以致近年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等观点在老龄研究文献中俯首即是。
与此相对应，认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已经重于或即将重于数量问题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同时，“提高出生人数，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各种方案也纷纷提出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关系的分析。
对于以上各种观点，翟振武（2005）提出以下不同看法。
（1）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变化与人口老龄化过程无关
在谈及人口老龄化问题时，不少文献将社保、医保资金不足等作为老龄化负面影响的证据。其实其中有误解，将老龄人口数增多引起的问题作为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不断上升的过程。即使老年人绝对数每年都不变，由于出生率下降，出生人数减少，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会上升。所以老年人的数量在未来多少年内是否增加与目前人口是否老龄化无关。举例讲，现在65岁人口的多少完全是由65年前的出生人数和这65年间的死亡水平决定的，而与现在人口是否老龄化无关。
另外，任何生育水平的调整虽然可以马上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但是对未来40年中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却没有任何影响。因此，企图依靠调高目前的生育水平去解决“老年人口问题”不仅无效，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65年后老年人口的规模。把这个结论延伸下去甚至可这样判断：现在的低生育水平最终会在将来减缓老年人口的巨大压力。
（2）提高生育率的结果——增加失业人口
为了减缓老龄化进程，很多人想到提高生育率，可以增加青少年人口比例，改变总抚养率。但是能不能实现上述目的取决于出生人口进入劳力市场后能否构成的老龄人口的经济支持。
根据多数学者的研究和预测，在目前生育率不变的前提下，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将会面临一个来势凶猛的就业高峰，承担前所未有的失业压力。按袁宁启的预测，今后20年内劳力将始终处于供大于求的严重失衡状态。在稳定目前低生育水平的条件下，未来劳力已过剩，那么提高目前生育率的结果只是更加剧了这种过剩状态，增加了失业人口数量，而不会增加“养老的经济支持”。
（3）抚养比实质上是经济概念
主张提高生育率的另一个理由是可以降低老年抚养比。抚养比是一个衡量老年人压力的指标，其公式为
抚养比从表面看是年龄结构指标，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经济指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公式中的分子是被抚养人口，分母是抚养人口。凡是不创造财富的人，尽管年龄在15～64岁之间也应划入分子。如果在劳力已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增加青年人口，无异于增加失业人口。从经济角度讲，增加失业人口不仅无助于养老，反而从老人手中拿公共资源，进一步降低老年人的收入。所以不可忘记抚养比的内在经济学假定，不可被表面形式误导而忘记其本质。
（4）提高生活水平也可拉动内需
主张提高生育水平的另一个论据是，长期的人口低增长已妨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提高生育率可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
翟振武（2005）从政策角度提出他的观点：
①并不否认人口增加会直接拉动消费增加。
②凯恩斯提出除了人口增长外，生活水平提高也可拉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
③愿提醒那些引用日本人口增长停滞导致经济增长衰退例证的人，法、德、英一大批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均低于中国，但未见导致经济衰退。
④基本结论是：在中国人口对资源、环境压力已经过重的现实下，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提高生活水平和技术进步来拉动内需而一定要主张“人口增长”这把双刃剑呢？而且，拉动内需是一个短期经济问题，人口增长却具有长期而广泛的经济影响。只看到它可刺激消费的短期效应而不顾它的长期影响，在实践上显然是危险的。
（5）倾斜教育，避免人口逆淘汰
中国农村人口素质较低，但生育率却高；城市人口素质较高，但允许的生育率又低。这种状况导致每年出生婴儿中，城市孩子比例偏低，农村孩子比例偏高。有人担心，长此以往人口总体素质会因农村孩子比例的上升而下降，出现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
人口素质主要包括两个因素：身体素质和教育素质。通常讲农村人口素质低，更主要是指教育素质低。避免中国整体人口素质逆淘汰的途径不是提高生育率，而应是把教育和卫生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提高农村人口的健康和受教育水平。
（6）“四二一”家庭可能是场虚惊
自从提倡一对夫妇生一对孩子以来，对“四二一”家庭结构的担心一直存在。“四二一”家庭是指家庭成员包括四个祖父母辈、两个父母辈、一个独生子女。事实上，这种家庭只能在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实行两代人时间以上才能出现。现在第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进入婚龄，“四二一”家庭的出现也是指日可待。
以下是难于接受“中国将普遍出现‘四二一’家庭”的判断的理由：
①全国有25个省（市、自治区）明确宣布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
②出现“四二一”家庭的前提是连续两代都是独生子女，这意味着两代人中妇女终生生育率一直是1.0，但20多年来全国总和生育率在80年代一直在2.1～2.6之间，90年代才达到1.86。1995年城镇独生子女比重为65%，农村约为10%，加权计算，估计全国累计独生子女比例不超过25%。假如他们之间结婚概率为50%（实际为25%），未来十几年时间结婚夫妇都是独生子女的比例不会超过12.5%。上海曾进行独生子女父母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政策放开，54%愿生二胎，46%仍愿生一胎。按此推算，未来十几年中“四二一”家庭在新组建家庭中的比例最大不会超过6%。
2）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整的妥协
（1）中国人口总量多少才合适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判断，21世纪中国人口总量的高峰值不会超过16亿。另一个巧合的数据是，根据一些专家预测，中国土地的最大承载力也是16亿人。
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人口数的多少不是决定这个国家能否发展和强盛的根本原因。当今世界上发展迅速的国家中，既有地广人稀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有人口稠密、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如日本、新加坡。
我们无法精确回答中国未来人口总量究竟多少才合适，但是，在目前的资源、环境、国情和国力条件下，人口少一些要比人口多一些能使我们的发展道路更平坦一些、发展的困难更少一些、发展的速度更快一些。和美国人口总量相比较，中国至少在未来100年内根本无需担忧人口过少的问题。
正是从人口数量与结构的综合分析中我们认为，在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问题的比较中，规模问题在目前和今后十几年仍然是第一位的问题，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最近（2005年），随着中国粮食供大于求局面的出现，有些学者提出“人口控制可以放弃”的主张，显然是未从战略高度看待和认识人口总量的问题。人口控制是我们经过几十年艰难的探索和争论才达成的共识。在设计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时，人口控制应当始终是它的主旋律和核心原则。
（2）削峰填谷，通过人口流动减弱年龄结构的负面影响
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老化是一对矛盾，在调控人口时需考虑两方面的问题，力求找一个最佳平衡点，使负面影响达到最小。在控制人口总量时，并不排除对某些地区和城市的生育率进行微调，尽量缓解、减少年龄结构剧烈老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助于解决诸如养老、独生子女等许多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思路是削峰填谷。从全国看，各个地区由于过去生育率的差别，年龄结构老化的速度、现状有很大差别。如上海、北京等城市与偏远山区、东部沿海与西部地区等。如果通过人口流动与迁移，削峰填谷，使目前人口结构相对较年轻地区的劳力有序地流向人口结构老化地区，可以大大缓解像上海和北京出现的老龄化问题，而在事实上，这种流动已在发生。
16.2.2 人口数量与结构问题应当并举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直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在许多对中国未来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判断的文献中有一个明确而压倒性的观点，那就是“中国人口数量问题仍是第一位的”。在学术界“百家争鸣”的今天，李建新（2005）尝试换一种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或许新角度、新方法的确立会改变我们对旧有问题的一些看法，同时也有助于对我国人口问题有一个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在新一轮关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的研究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推荐的方案是“在现行政策的基础上，从现在起全国城乡普遍允许双方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二孩”。（国家计生委，2000），即生育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1.86左右）。翟振武依据此方案、在对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进行综合分析后明确地指出“在中国人口问题中，数量问题仍然是第一位”，国内许多学者都赞同这种观点。
但是李建新坚持主张，在新世纪初人口数量与结构问题应当并举，是二者统一。而能使二者统一的生育水平定为2或2.1，即他主张改变现行生育政策，主张妇女生育水平从现在起允许普遍生育二孩并长期稳定控制在二孩水平上，在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在人口自身数量与结构变化又如何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他与翟振武存在分歧，因此在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上是数量问题优先还是数量与结构问题并举，也就存在以下分歧：
（1）人口数量、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这一问题，无论罗马俱乐部的悲观论还是西蒙乐观的增长无极限论都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定论。无论从历史上的渔猎与农业、工业社会，还是当今发达或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很难找到一个人口呈递减（负增长）而经济呈增长的地区或国家。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革命加生产论”批驳了以艾奇逊为代表的人口决定论，解决了当时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20世纪末近13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基本上实现了小康。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从1990年到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是人口（含流动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地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可证明：人口增长（或不减）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显示，劳动力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没有哪种理论认为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有利。长时期里，科学家越来越相信科技进步的作用，而把人口增长视作积极因素（蔡昉，2001）。因此，当我们看到与人口数量有关的劳动就业压力、失业人口增加等问题时，不能只看到人口数量的负面效应，不能把这些更与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都归并为人口数量问题。所以把“提高生育率的结果是增加失业人口”作为“人口数量问题是首位”的论据之一，而忽略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忽略这类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时，这种论据的充分性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对于庞大基数的中国人口，李建新表示并不是不主张控制人口，但是不应以此为借口抵制少量的人口增长，因为人口并不会无限增长（盖尔，2000）。目前，中国人口数量的继续增长已是低速的惯性增长，即使保持普遍生育二孩的生育水平，也将在21世纪中叶人口数量达到峰值并会呈现缓慢的微减态势。
（2）坚持“数量第一”观点的另一个重要论据是未来老年人口与现在的生育政策无关，现行生育政策的调整无助于老龄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加重人口问题。李建新认为老年人口的数量的确是既定的而不会受现行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但问题是，未来怎样的人口状况更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劳力、技术、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以及产业结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力的持续减少会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而劳力的不断迅速老化不仅对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面影响，对经济增长也产生了负面效应。30年前，当中国人口生育水平高达5～6孩、增长率高达20‰以上时，人口数量问题为先是毫无疑问的。而今天我国生育水平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呈现的仅是低惯性增长，如果继续坚持以牺牲结构为代价的“数量第一”，很可能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因为，假如持续低生育率20年后，人口增长是得到了控制，但由于劳动人口不可遏制地减少，人口迅速老化将大大地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如果没有这一切，“健全对老人生活的社会保障”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虽然调整生育水平的确与未来老年人口数量无关，但对解决老年人口问题包括社会养老保障、医保等至关重要。
在当今发达国家中，唯有美国长时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虽然其中有许多因素，但就人口而言，无论比欧盟还是日本，美国都在劳力资源、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上占优势。今天的日本面临一个老态龙钟的人口结构，而小孩则大为不足，这种状况是日本在四五十年前始料不及的。所以李建新主张数量与结构并举，谋求20年后劳力资源不出现锐减，人口和劳力老化速度放缓。虽然总人口量达到峰值的年份会推迟至2045年，并达到15.5亿（刘金塘等，2000），但是这样合理的人口结构、丰富的劳力资源才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和解决人口问题。
（3）人口数量成为首要问题的另一论据是“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在未来三四十年内不仅不会得到缓解，而且会日益加剧”。但是，人口数量是不是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是不是减少了人口数量就可解决环境问题。
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奇（1968）认为人口是导致资源环境问题的祸首，人口的迅速增加与过剩超过了地球环境的承载能力，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欧美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关系更密切，并且资源环境恶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形曲线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在经济起飞初期，环境会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恶化会得到遏制并伴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好转。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得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验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关系？经济学家认为，这主要是与经济活动的水平或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以及环境保护的支出投入等因素有关。第三种观点是强调社会学因素，强调文化、价值观、个人行为等对环境问题的影响。社会学家强调，我们的物质主义文化（文明）创建了今天的环境问题。
我们看到，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人口是一个影响因素但不是首要因素。不少人知道2亿多人口的美国的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曾高于13亿人口的中国。当今资源环境问题不是人口数量所能左右的，最终只能在可持续发展中得以解决。减少人口规模会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但是，以追求“数量第一，结构第二”的方式来解决人口环境问题是不明智的。
（4）坚持“数量第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过去被认为是低生育率后果的“四二一家庭”或“出生性别比”等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没有必要通过调整生育水平来解决。
但是很显然，坚持“数量第一”的低生育观与“数量与结构并举”的更替水平观相比，前者会使“四二一家庭”出现的几率大于后者。如果大城市中的“四二一家庭”的产生多属自愿，那么前者的政策导向则更是“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鼓励“二孩”，鼓励“数量与结构并举”。
其实，在所有把中国人口数量问题作为首要问题的论述中往往有三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或夸大人口数量对经济、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二是把所有与人口数量相关联的问题都算在人口数量的头上，虽然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人口。三是片面强调以控制人口数量来适应经济和环境变量。
16.3 中国人口分布与发展
16.3.1 中国人口分布合理性的综合评价
人口合理分布是世界各国政府所追求的人口目标之一。人口合理分布是指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否均衡和合理，而不是仅指人口疏密状态。很多学者也从土地承载力、人口与资源和经济的关系等角度对我国人口分布的合理性作了评价。但纵观以往的研究，孟向京（2008）认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足：一是对人口合理分布的评价多是从单一因素出发，缺少综合评价指标。二是评价多是以省级为分析单位，不能看出人口分布合理性的细致差异。三是以往研究多侧重评价人口静态分布。缺少评价动态分布。孟向京构建评价人口合理分布的综合指标，并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我国人口分布的合理性进行综合评价。
1）研究方法
（1）人口潜力指数
孟向京借用人口潜力的概念，构建人口潜力指数。人口潜力指数是指在目前人口状况下各地区能继续容纳人口的潜力大小。其计算公式为
相对人口合理密度是指在现有人口的基础上，各地区相比较得出的相对合理人口密度。此指标是根据各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计算出来的。根据计算的依据不同，人口潜力指数也可分为资源人口潜力指数、经济人口潜力指数以及综合人口潜力指数等。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可作为评价人口相对分布合理性以及预测未来人口分布趋势的依据。
（2）动态人口合理分布评价方法
动态分布是指人口分布的变动是否向有利于人口合理分布的方向转化。本文尝试对人口潜力指数、人口自然增长率、生育水平、人口密度这些指标的变动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作聚类分析，以此来看各省人口分布的变动是否合理。
（3）城乡人口合理分布评价方法
2）研究结论
（1）省级人口潜力指数分析
计算过程如下：首先对影响人口分布的各因素进行因子分析，得出涵盖自然、经济、社会、生态水平的五个子因子值。然后构建各因子值与人口密度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经过逐步筛选法得到人口分布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式中：X1、X2、X3分别是用逐步筛选法筛选出与人口密度相关性最强的因子值。
运用此方程求出各省的预期合理人口密度，再用预期人口密度除以各省的现实人口密度得出各省的综合人口潜力指数。
我们将人口潜力指数分为5个等级（见表16-2）。
表16-2 省级人口潜力分级（2000年）
表16-2至表16-5均源自孟向京，2008.
从上表可看到相对于现实情况的人口潜力指数不是简单地呈现完全的东中西格局或东南西北格局，而是呈现出更为细微和错综复杂的一种格局。总体来说，人口潜力最大的地区是东北，其次为东南沿海地区。西北虽然理论上的人口潜力较大，但由于新疆、西藏特有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特征以及多是少数民族牧民地区，加上极低的密度，因而所能承载人口的潜力并不很大。内蒙古、甘肃和西南地区是人口潜力最小的地区，减少人口压力应是面临的课题。从全国来讲，人口潜力适中并大于全国水平的省份有20个，占全国的2/3，应该说总体上我国人口分布还是合理的。
（2）县级人口分布合理性评价
由于城乡的人口分布有很大差异性，其决定因素也不同，因此在县级单位，我们将分城乡来分析人口分布的合理性。由于县级市更多地带有农村特点，因此首先分析包含县级市的县级单位人口分布状况、人口潜力，计算步骤与省级相同。从图16-1可以看出，在不包括县级以上城市的情况下，我国人口压力最大区域集中在青藏高原、新疆西北部、青海、甘肃、四川部分地区，以及西南和东南沿海部分县市，中、东部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适度或人口分布尚有较大潜力，人口潜力更大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大部分及西南少部分地区。
图16-1 县级人口潜力指数
源自：孟向京，2008
县级人口潜力指数的分布见表16-3。
表16-3 县级人口潜力指数分析
（3）中国城乡人口分布合理性评价
用城镇人口比例与人均GDP和综合指标建立回归方程可以计算出期望的城镇人口比例，城镇人口增长潜力指数为城镇人口比例期望值除以实际值。计算结果如表16-4所示。
表16-4 省级城镇人口增长潜力指数（部分省市）
从综合因素看，城镇人口增长潜力指数最大的省（区）依次是河北、云南、新疆等。其余的几个省（区）都是西部地区，说明它们的城镇化发展相比于其综合发展水平滞后。山西、上海等潜力指数基本为1，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于综合实力来说刚好适度。城镇化发展潜力最小的省份为青海、湖北、吉林。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城镇人口潜力指数最大的是西藏、河北等省（区），潜力指数在1.2以上，其次为甘肃、上海等，在1.1～1.2之间，而新疆、贵州等在1.1～1.0之间。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已经相对超前的有吉林、天津等，而其潜力指数在0.9以下。
（4）动态人口合理分布评价
动态人口合理分布是指人口分布趋向于合理分布的过程，其合理性可考虑的因素有很多，鉴于资料的限制，这里只简单地对人口潜力指数、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生育水平、人口密度变动及经济发展水平作聚类分析，以此来看各省人口分布的变动是否合理。如表16-5所示，经聚类分析得到5类不同组合。
表16-5 人口分布动态因素聚类分析
第一类是上海。人口潜力较低（空间因素制约），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增长率最高，总和生育率最低，自然增长率下降最大。人口自然增长已为负值，经济增长很快，可提升其经济人口潜力，人口动态分布合理。
第二类省份较多，有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内蒙古、宁夏等12个省（区）。其特点是人口潜力较小，人口密度增长率、总和生育率、自然增长率下降幅度都为中等。其人口动态分布基本合理，自然增长率还有下降空间。
第三类包括广西、重庆、陕西、四川、甘肃5个西部省（区、市），人口潜力和人口密度增长率最小，经济增长较慢，总和生育率、自然增长率都与第二类相近，人口分布动态基本合理。人口自然增长还应保持下降势头。
第四类只有贵州和云南两省，人口潜力和自然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小，经济增速最慢，总和生育率最高，是5类中人口动态分布最不合理的一类。
第五类是人口分布适度或潜力较大省区，其中还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北京、辽宁、江苏、山东等经济较发达省（市），人口潜力相对较大，经济发达，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人口动态分布合理。另一类是西藏、青海、新疆3个西部省（区），人口潜力也较大，但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密度增长率都很高，自然增长率下降较低。这类地区需要继续发展经济，并控制人口出生率。
16.3.2 西北地区人口发展的新特点及其突出矛盾
1）西北地区人口发展的新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个省（区）的人口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童玉芬等（2008）认为，目前西北地区人口发展呈现六大特点。
（1）人口增长率仍居全国第一，总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表16-6）。
表16-6 西北各省（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及其在全国的排位状况 （单位：‰）
源自：童玉芬等，2008.
（2）人口空间分布极端不平衡，呈现出总体人口密度极低（青海7.2人/km2）但局部人口密度却极高（西宁2 690人/km2）的特征。
（3）劳动力数量资源较为丰富，人口老龄化程度（7.22%）相对较低。
（4）城镇化水平低（2005年为35.67%），等级差别大，尚未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
（5）人口素质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差别大，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
（6）贫困人口呈“发生率和返贫率”双高的特征。
2）西北地区人口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剖析
（1）生态环境对人口变化极其敏感，人口过度增长且极端不均衡分布与环境极度脆弱并存。
目前，西北地区的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位下降、林草植被覆盖度不高且质量下降、土地投入产出率下降等现象产生的原因，除了近几十年来降水量相对减少等自然因素外，人为因素的影响也相当大，主要表现为：人口快速增长对各种资源（如土地、水、能源及森林）和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大部分农民主要依赖传统农牧业，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推动对自然资源的滥采滥用，导致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管理制度缺位，农民追求利益最大化推动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总体来说，人口猛增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主要集中在生态压力上，即各项自然资源的人均压力，而非工业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压力。
（2）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削弱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严重短缺与劳动力大量剩余并存。
①经济发展落后，教育投入明显不足。2005年西北地区5省的教育经费仅占全国教育经费的6.81%。
②人力资源大量闲置，极为稀缺的人力资本得不到有效利用，劳动力数量增长迅速，人才增量不足，存量大量外流。
③人力资源地区分布和产业不均衡，劳动就业层次低。
总之，人力资源既是西北经济发展的潜力，又是发展的瓶颈。只有对潜在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才能把潜在优势变为现实发展优势。
（3）地区城镇发展失衡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并存，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有待加强。
目前西北地区的产业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前工业化农业经济特征，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城市化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经济总量较小，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人口吸纳能力差，新增劳力被积压在第一产业，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进程问题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亟待解决。
（4）经济落后、脱贫艰难与环境恶劣并存，经济落后与基础设施薄弱并存，民族地区发展的模式选择有待明确。
西北地区贫困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生态脆弱与贫困间相关性较强。贫困人口大都集中在边远的自然条件恶劣地区，他们为生存进行的低水平活动很容易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②贫困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在分布上有相当大的重合性，民族人口与贫困问题相互交织，消除贫困任重道远。
总之，贫困既是环境恶化的原因，也是环境恶化的后果。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极低，不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影响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贫困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削弱了可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西北的脱贫工作应从生态资源条件入手，积极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进一步加快制度建设，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难题；逐步转变贫困人口的生育观念，提高人口素质，根据贫困程度进行适当的生态移民。
16.4 中国流动人口问题
16.4.1 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进展
对于流动人口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人口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等不同背景的学者纷纷从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讨。姚华松等（2008）通过较系统的梳理，力图归纳中国流动人口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并进行简要评价。
1）流动人口相关概念的辨析
流动人口是指人们在没有改变原居住地户口的情况下，到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方从事务工、经商、社会服务等各种经济活动，即所谓人户分离，但排除旅游、上学、访友、探亲、从军等情形。
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出现了较多与流动人口类似的概念，如迁移人口、暂住人口、外来人口等。迁移人口指因工作调动、升学、嫁娶等使户籍发生变更。一般而言享有和城市本地人相似的市民待遇；暂住人口是在城市政府出台了人口登记制度的背景下正式登记了的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是人口普查中的概念，是指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口，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
2）人口迁徙的动机
陈吉元（1996）认为农民失业率高和城市收入高形成推力和拉力促进农民进城；辜胜阻（1994）认为中国农村实行以均分土地为特征的联产承包制，农村推力相对小，以城市拉力为主。
3）人口迁徙的障碍因素
多数学者把中国人口流动的最大障碍归结为户籍制度。在户籍制度框架下，农村流动人口成为一种社会标签，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并逐步固化，加上户籍和身份制作划分标准，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
4）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影响
（1）对城市的正面效应
郝虹生等（1998）把中国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贡献归结为五点：弥补城市劳动力的不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便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减轻农村剩余劳力过剩对社会的压力以及促进城乡、地区间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
杨云彦（1997）指出，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化力量，以农民为主体的外来人口不断冲击传统的、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城市经济改革和发展，为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2）流动人口问题
流动人口在城市里并没有享受到各种应有的权力，而且还经常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多数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主流生活之外。流动人口的问题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①就业和利益分配及障碍问题
受户籍、城管政策和自身条件的限制，流动人口大都从事脏乱、危险和急需工作，与城镇正式工作相比，“同工不同酬、不同时、不同权”。
②劳动保护
劳动强度大，劳保条件差，企业和政府对生产和利润关注较多，对流动人口的劳保故意忽视或回避，农民工经常面临伤亡事故。
③社会保障
流动人口是城建的中坚力量，但从政府获得的服务非常有限。有关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信贷政策等福利政策基本与流动人口无缘。
④子女教育
在农村的“留守子女”一般和祖父母生活，在思想交流方面存在着障碍，隔代教育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对于“进城子女”，由于城市学校采取高额择校费，变相拒绝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可能导致贫困文化的代际传承。一些城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立，优势是成本低、管理相对便利，但阻碍了他们与市民后代的交流和互动。
⑤流动人口心理疾病及由此引发的犯罪问题
在上述诸因素的综合利用下，流动人口长期处于一种贫穷、压抑的生活状态，频繁的受挫感、失落感和无助感使部分流动人口产生了严重的心理扭曲，甚至发展为敌视社会和他人，最终演化为犯罪。
（3）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负面影响
张胜康等（1995）将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负面影响概括为四点：一是给城市市政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压力，体现在交通、供水、市容等方面；二是由于流动人口构成的复杂化，给城市管理带来压力，违法犯罪现象突出；三是由于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难度较大；四是给城市就业市场造成巨大压力。
李朝晖（2005）探讨了代际流动人口可能引起的城市冲突差异，他认为第二代移民的潜伏因素更大。
（4）流动人口的管理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对流动性进行总量控制，如一些城市公布城市的最大负荷人口数量，主张积极发展中小城镇，最大限额地吸引农村剩余劳力，避免人口盲目流向大城市。还有学者认为要从改革现行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入手，强化社区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充分激发民间自我管理机制，使之和政治控制相结合，形成“政府—民间”的管理结构模式。
5）流动人口的空间研究
（1）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与差异
顾朝林等（1999）通过对北京、天津、南京、廊坊等城市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迁移动机以经济型为主导，职业倾向具有低附加值、非熟练工作岗位指向，链式迁移是主导形式，地域上具有明显的移民集团和自然区间的社会劳动分工特色。李若建（2003）利用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从职业、人口数、家庭构成、文化程度等方面分析了广州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状况。赵渺希（2006）对上海流动人口的社会空间归结为长期定居群体、来沪务工人口聚居区、高社会经济地位人口、社会特殊群体聚居区四类。
（2）流动人口聚居区
流动人口聚居区是以外来暂住人口为居民主体、以房屋租赁为主导建构方式，常以城乡边缘带为区位选择的自发型集中居住区。
有人对北京地区的画家村、河南村、浙江村等典型人口集聚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述。王汉生等（1997）认为浙江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力流动，是带着综合性资源的经营者的流动，是一种产业、社区型流动。项飚（1998）指出浙江村是聚合和开放的辩证统一，超越地域、体制、身份等社会边界，成为体制外的新的社会空间。胡兆量（1997）从城市化模式的角度出发提出它是异地城市化的典型代表，亲缘和地缘关系是该区域社会结构最重要的特征。
（3）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居住是首先要面临的问题。田剑平、许学强等（2002）分析了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类型，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模式，分析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提出一种可能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关维平、王汉生（2002）利用上海和北京的流动人口居住状况调查和1995年两市1%人口抽样调查等资料探讨两市流动人口获得住房的途径、住房条件和区位选择等三方面，发现与本地市民及迁徙人口相比，流动人口处于弱势地位，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现行的户籍制度。
（4）对于中国流动人口研究的评价
以上研究为了解中国当代流动人口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为解决当前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但在理论视角、内容和方法上均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大致有以下几点：
①重视宏观研究，忽视微观解析。对不同类型的人口特征、内部分类及形成机制研究得较少。
②研究视角较多地从管理者和研究者出发，缺乏从流动人口群体视角的本位主义研究。
③对流动人口原籍地的影响研究不足。大量回迁人口，尤其是携资本和技术回迁者对农村发展很重要，还有人对乡村认同感正在降低，这是涉及乡村文化、经济传承和再造的重大命题，值得研究。
④实证研究居多，理论提升不够，尤其缺少从本土鲜活的现实出发、抽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⑤研究方法上过分依赖官方的统计资料和问卷等，应用自下而上的存在主义视角的方法尚少。
16.4.2 甘肃新一代流动劳力的特征与流动趋势的调查
为研究劳动力外出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张永丽、黄祖辉等于2006年年底到2007年年初在甘肃省进行社会调查。依据村庄地理特征（包括干旱山区、灌区、县城郊区）和收入水平（分高、中、低三个档次）选取了十个样本村，通过随机抽样在每村选取100户农户，并以访谈形式为主共完成问卷1 000份，其中有效问卷871份，涉及有外出劳动力农户729户。为了把握新一代劳动者的特征、流动行为和流动态势，该研究主要用这次调查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现将他们的基本结论和有关表格介绍如下。
（1）年轻、男性、未婚依然是流动者的总体特征（表16-7），但近年来在调查样本区出现一些明显倾向。
表16-7 外出流动者个人特征
表16-7至表16-14均源自张永丽等，2006.
①随着近年来全国“用工荒”的出现，在农业生产较差地区，不论中年还是青年、性别怎样、是否结婚，外出倾向都明显提高，特别是青年基本都已外出。
②两代流动者个体特征和流动行为存在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新一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女性比例增加，跨区域流动明显，流动的稳定性增强。
③从流动者的家庭特征看（表16-8），新一代与家庭农业资源禀赋条件的相关性减弱，与家庭结构的相关性增强，即父母能在农村承担更多劳动的年轻人更愿外出。
表16-8 外出流动者家庭特征
④从流动者的村庄特征看（表16-9），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农业和非农产业水平越高，外出就越明显减少。但新一代与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低于第一代，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定位超越村庄范围，将外出务工作为走出村庄的主要途径。
表16-9 样本村村庄特征（随机在人均收入高、中、低中各选一村）
（2）从流动动因看（表16-10），第一代流动者以自身和家庭生存为主要目的。他们外出打工是对家庭农业收入不足的一种补充，也是对非农业发展不足的替代。新一代人则更追求自身的发展，虽也有经济原因，但更多青年把外出打工作为职业培训、选择和寻求发展机会。他们的务工收入有限，主要用于自身的消费与发展，其流动动因比第一代更分散化、多元化。
表16-10 外出流动者的流动原因 （%）
（3）从流动趋势看，新一代更倾向于跨区域、远距离、长时间在外打工，而第一代则倾向于在家庭附近做临时工，边打工边照顾家庭。对于将来的发展意愿（见表16-11），大多数第一代是回农村，而新一代则持观望态度，回农村种地只是最后的退路。他们对打工生活中的社保、失业保险、权益保护等十分关注。两代人对家乡非农产业和小城镇发展有一定偏好。
表16-11 外出流动者的将来发展意愿 （%）
（4）从思想观念上看，两代间存在较大差异
①第一代农本位思想有动摇，但迫于生计，绝大多数是打工、种地两不误。新一代大多对传统农业只有简单的了解，多数不愿留在农村。即使在农村，偏好非农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很少有人从事农业。
②新一代更开放，大胆注重自身发展和权利保护。
③由于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加上第一代积累经验、信息以及网络等途径，使新一代因距离和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成本在降低，与城市的心理距离相对缩小，融合能力增强（见表16-12）。
④与家庭和农村的关系：从回寄款及对家庭的影响看，两代间存在着较大差异。第一代寄钱回家的数量和比例远高于新一代（见表16-13）。
表16-12 外出流动者对自己职业和打工生活的认识 （%）
表16-13 外出流动者收入回流状况及其影响 （%）
（5）从流动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看（表16-14），是利弊都有并且各种影响是动态变化，十分复杂。
表16-14 劳力外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①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两代外出打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不足的替代和补充，对增加收入和缓解贫困有利。
②在农业生产条件和市场环境近年来明显改善、农业收入明显较高的地区，劳动力回流明显，打工收入对增加农业投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对农业生产条件差、农业收入较低的地区，随着劳动力外出，农业劳力的老龄化、女性化趋势明显。
③第一代回乡从事农业的意愿很高，第二代表示只要有较稳定的非农收入就愿放弃土地。新一代与家庭联系明显减弱，与农村关系越来越淡薄。这将对农村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
16.4.3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流动与统筹城乡发展
1）京津冀都市圈的人口流动
京津冀都市圈是中国21世纪的第三增长极。长期以来该区域是吸纳流动人口的主要区域，但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了人口流动不平衡及区内人口流动的不平衡。叶裕民等（2008）分析这个地区人口活动的主要指向及特征，规划未来的人口流动格局，研究促进跨区域城乡统筹的途径，对京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流动的特征
①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高度集中于京津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京津冀地区外来人口为413万，其中北京占59.7%，天津占17.8%。石家庄、邯郸等城市虽也聚集了不少流动人口，但与京津相比，分布密度显著下降。2005年都市圈外来人口增加到589.9万。京津外来人口占了将近80%。
②河北是京津流动人口的重要来源地
2000年河北省有55.5万人流入北京，占北京流动人口的21.3%；有20.2万人流入天津，占天津流动人口的27.6%。
表16-15显示1987年至2005年主要年份京、津、冀三省市进入的前三个主要来源地和迁出的前三个目的地的变化。
表16-15 京津冀省际人口迁入和迁出前三个来源地和目的地的比重 （%）
源自：叶裕民，2008.
（2）都市圈城市规模体系不均衡性明显
除京津两个巨型城市，还有两个特大城市（人口200万～500万），但10万人以上的城市比重占60%，明显低于84%的全国平均水平，10万以下的小城镇又远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表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由于人口20万～100万的大中城市的缺位，中等城市特有的联结小城市与大城市的纽带作用就难以发挥，从而妨碍生产要素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扩散。河北人口向京津大量流动，使都市圈城市规模体系的不均衡性更加突出。
（3）流动人口的进入缓解了京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京津冀都市圈在20世纪末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4年，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为8.79%，高于8.56%的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天津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1.12%和10.79%。预计都市圈老年人口比将超过10%，到2050年前后，将达23%左右（叶裕民，2007）。一个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抚养比提高社会负担加重。但是京津冀的总抚养比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流动人口对京津冀人口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年轻外来人口的进入大大缓解了北京、天津人口的老龄化和老年人口规模比上升的问题。
2）都市圈流动人口聚集与城乡差距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京津冀流动人口的聚集趋势，叶裕民等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选出下面三个指标对都市圈流动人口进行了聚类：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区县内迁移占总迁移人口比、外省迁移人口占总人口比。结果如下：
①第一类地区主要是北京市主城区和门头沟区，迁入人口占总人口比达30%以上，以远程迁移为主，外省迁移人口占总迁移人口的50%以上。
②第二类地区包括天津市市区、塘沽区、大港区、汉沽区，迁入人口比为20%以上，以近距离流动为主，外省迁移人口占总迁移人口的30%。
③第三类地区包括北京市郊区县，天津市静海县，石家庄市区，秦皇岛市区，廊坊市的市、县。流动人口比重小于20%，省外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30%以下。
④第四类地区包括北京市平谷县和密云县，天津市宁河县，唐山市、邯郸市的市区、县等，迁入与迁出基本持平，人口净迁入小。
⑤第五类地区是以上四类之外的其他区县，为人口净流出区。
聚类结果进一步表明，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大量向京津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这种集中是城市聚集效应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一些地区的繁荣常以另一些地区的贫困为代价，这种状况在京津冀内部也存在。在市场选择领域里，京津是都市圈的劳动力就业和民间资本选择的主要空间。然而由于行政分割，京津向河北省的扩散又显不足，其结果必然是加剧都市圈内京津两个国际性大都市与贫困落后的河北农村之间的差异。2005年京津冀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县达57个，全部分布在河北省，占河北县（市）总数的42%，行政区划面积为11.24万km2，人口1 986万，分别占京津冀总面积和总人口的52%和21%。
3）跨区域统筹城乡发展是提高京津冀都市圈整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1）京津冀的跨区域统筹城乡发展四步走战略
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改变传统体制下各自为政的管理制度，将农村特别是河北省农村发展纳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框架之中。
①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升京津冀都市圈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
构建京津冀合理的城市体系框架，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尽可能通过技术进步、延长产业链、发展现代服务业体系来扩大就业，同时运用规划的手段及市场力量引导包括教育、卫生、体育、商贸等一般性专业化发展的服务业向郊区及河北省转移。
②构建以人为本的人口流动管理机制
建立开放的户籍管理制度，要求中心城区担负起完全接纳流动人口的历史性责任，构建“就业＋社会保障＋合法住宅＝城市户口”的户籍管理制度。随着产业的发展，以就业引导人口流动，以制度稳定流动人口，构建和谐的发展秩序。
③以“三个集中”谋求聚集经济效应
“三个集中”是指产业向开发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是谋求新型工业化时期城市化的聚集经济效应、构建多层次城乡共同发展的路径，是城市吸纳富余劳力、乡村减少人口压力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三个过程在空间上的统一。
④为广大乡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为乡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其难点在于：需要构建跨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京津应真正发挥中心城市的职能，在援助河北欠发达地区的过程中承担起相应的职责。
（2）建立京津冀都市圈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基金
发挥京津在河北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积极作用，该基金应以全面促进河北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为目标。在初始阶段，基金以向河北贫困的农村地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和能力上的平等为首要目标。
建立跨区域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机制，不仅可帮助河北实现经济起飞与发展，也有利于京津发展环境的改善与都市圈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16.4.4 上海市郊区流动人口聚集问题
家乡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促成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流动人口在大城市郊区的聚集引发了居住紧张的问题，并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和环境问题。陈依岚（2008）以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为对象，就当前大城市郊区人口的聚集问题进行研究。
1）流动人口聚集华新镇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流动人口在华新镇大规模聚集。截至2006年6月底，居住人口为116 486人，其中沪籍人口为34 439人，在册来沪人员为82 047（男44 661人，女37 386人），占总人口的70.4%，约为沪籍人口的2.4倍。
（1）外来务工人员流向华新镇的动机
在被访问的78位流动人口中，42%表示离开家乡原因是家乡收入太低，35%表示家乡限制个人发展。而问及为何选择华新镇，38%表示此地的个人发展前景好或收入高，有47%因为此地有亲戚朋友依靠。
（2）华新镇具备有利于流动人口聚集的条件
华新镇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表现在两方面：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
从表16-16中可发现，工业企业的增长主要是由私营、个体企业大量增长引起的。绝大多数企业规模较小，至2004年底其平均产值还不到400万元/年。
表16-16 华新镇各类型工业企业数量变化
源自：《青浦统计年鉴》2002—2005年.
正是这些低端的工业企业吸收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企业的生产工艺落后、操作简单、对工人的技能水平要求不高，吸收了大批教育程度不高、缺乏技术的低端劳动力。华新镇流动人口的构成是最好的佐证。统计数据显示，外来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最多，20～40岁的青壮劳力占总数的63%。他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初中程度占总数的53%。
劳动技能的缺乏意味着所从事行业的生产技术含量低、劳动附加值小，因此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低是必然结果。华新镇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在800～1 000元/月。为了维持生活，压缩居住成本成为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策略，它催生了繁荣的廉价出租房市场，并带来一系列社会和环境问题。
2）产业结构升级是根本性的解决思路
从长远看，流动人口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是解决华新镇面临的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的关键。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出于对流动人口低生活成本与低收入的担忧。如果不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很多人仍然会选择以简陋的出租房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低成本生活。如果是这样，华新镇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的“洼地”而陷入恶性循环的窘境。
问题的症结在于低端产业聚集、低生活水平吸收了大批劳动技能低的流动人口。由于其工作的技术含量低，具有较高的可替代性，因而收入水平必定是较低的，且上升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流动人口的收入可持续地提高应当来自当地产业的升级，即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主要是强调不论是传统还是新兴产业，其利润的来源应是效益的提高而非生产要素投入量（如原材料或劳力的数量）的增加，这就要求加强人力资源的培养与积累，并且这些企业多数是与高污染相抵触的。当企业完成产业升级后，工人因有人力资本而获较高的收入，从而可以适应因居住条件改善和住房标准提高而上升的房价。
此外，由于产业调整向更为注重工人技能的方向发展，这将对简单劳力向华新镇的流动形成阻力。只有简单技能的流动人口将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并由于就业机会的减少而离开华新镇，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拥有一定素质和技能的流动人口。此时，辅之以拆除违章搭建、规范出租房市场等措施，华新镇由于流动人口聚集而引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必将得到妥善解决。图16-2描述了这一过程。
图16-2 通过产业升级缓解流动人口问题（陈依岚，2008）
16.4.5 深圳市人口承载力的分析及对策
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很多城市出现了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短缺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给城市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深圳市在经济和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也隐含了对土地、水、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巨大压力。资源环境的约束已成为深圳可持续发展的极大威胁。陈图深、童玉芬等（2008）针对深圳市人口承载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1）研究框架
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因素（见图16-3）。
图16-3 深圳市人口承载力基本框架和系统因果关系
源自：陈图深等，2008.
（1）资源供给：包括资源供给现状和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它们共同决定一定时期的现实人口承载力。
（2）实际人口变动：包括人口规模、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
（3）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及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岗位等。
（4）城市环境部分：涉及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污染排放。
2）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
城市资源承载力系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大系统。该系统阶次高、回路多、非线性反馈机制复杂，具有较强的非直观性、动态性、多时段性和多目标性的特点。该研究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模拟其数值解。
将系统中的变量进行分类主要有三类：
（1）状态变量。其行为对系统的趋势有重大影响，在研究中这类变量有五个：GDP、人口规模、地表水、地下水开发量和建设用地面积。
（2）速率变量。它是状态变量在单位时间的增加或减少量，如GDP年增加量、人口自然增长量等。
（3）辅助变量。这是指除了以上两类的其他变量。如水资源人口承载力、经济人口容量等。
3）方案设置
各种方案的设置是依据系统内可进行调整的政策性参数、给出各种可能的值并加以组合，然后观察不同政策方案下的系统输出结果。
该研究选择了三种方案（见表16-17）进行展示，以观察深圳未来人口承载力的可能变化。
表16-17 三个方案的主要输出结果 （单位：万人）
源自：陈图深等，2008.
（1）方案一（基准方案）：保持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速度和水平，即地表水开发率取0.03，地下水年增长率为零。境外引水量保持每年11.7亿m3，污水回用率0.3%。同时经济增长、人口、资源等分别具体设定为：GDP在2004年至2010年取15%，2010年后调整到12%；三次产业结构假定在2010年调整为0.002∶0.5∶0.498；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现状增长水平0.01。
（2）方案二（扩展方案）：增加境外引水并提高污水回用率，同时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其他设置同方案一。
（3）方案三（调整人口的方案）：假定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2004年的0.01下降到2010年的0.005，2020年下降到0.001，而人口净流入（包括户籍迁移）按承载力限制加以控制。其他同方案二。
在第一种方案下，土地承载力略有增加，而水承载力基本没有变化，而人口规模呈持续上涨趋势。人口规模始终超过水承载力，差距不断扩大，而且从2010年以后人口规模也超过了土地承载力。
由此可见，方案一不适合未来深圳市的发展需要，人口规模快速突破承载力的限制，将会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极大的压力和破坏，所以该方案需调整。
在方案二中，深圳市的水承载力和土地承载力都得到显著提高。由于水和土地资源的约束减弱，并进而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对劳力需求的增加，导致人口增长较快。虽然在方案二中资源承载力有较显著增加，使土地和水承载压力有明显减缓，尤其水资源压力在2010年前大大减缓，但在2010年后水和土地承载压力又都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从方案二的模拟结果可知，如果扩大资源潜力并增加利用率，虽然可使某一时期人口承载力得到扩大，但不能从根本上减少人口承载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人口进一步增加，从而抵消承载力增加带来的承载压力减轻。
从方案三的输出结果看，由于人口增长受到控制，因此在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承载力增大的同时人口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与其最小的资源限制因素——水资源的承载力趋于一致，不仅土地压力显著减少，而且水承载压力也有所减少，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案。
4）政策建议
（1）人口系统的有序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在未来如何确保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有序发展是必须切实予以解决的首要问题。
①鼓励人口合理流动，支持和引导户籍人口向外地的正常、合理流动，同时规范户籍审批程序，确保净迁入量逐年减少。
②合理引导人口流向，控制中心城区住宅建设规模，加快城中村建造；运用经济手段提高中心城区的居住成本，控制常住人口总量。
③协调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充分运用土地等资源的价格机制，合理引导中心城区人口疏散，避免区位功能结构、资源分布与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的非对称状态。将人口发展作为城市各种规划的重要内容，优化人口与水、土地、环境等要素在区域空间的配置。
（2）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
①降低资源消耗水平，坚持雨污分流，对污水进行深度处理，提高回用率；消化中心区的闲置土地，改造城中村和老商业街，减少土地的低效使用；完善生活垃圾的收集和处理系统，减少污染。
②多渠道开源，强调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污水资源化，劣水次用，分质供水；发展海水利用；提倡空间的立体开发，缓解中心区地面的交通压力。
（3）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政府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律规范，合理运用行政手段和市场力量，配置公共资源。
①运用行政手段强化资源调控，完善水资源的法律、法规，制定用水规划，强化兼管；完善土地储备机制，在保护和发展用地间形成清晰的政策执行边界。
②利用市场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引导资源供应市场化。改革土地和水价格政策，通过水价调整激励用户集资与水资源有关的各种工程，实现政府宏观调控和企业微观运营的统一。
（4）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优化
降低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和劳力的依赖度，提高人力和知识资本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最终建立适合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合理产业布局与模式。
①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避免人口规模急剧膨胀，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②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限制传统高能耗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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