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中的五个严重问题

第一节　摘要:主要观点中的五个严重问题

《本土》的主要论点总结在其摘要里，大致分为五层意思，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本章在对每个问题进行分析之前，均将原话做一个引述。

1.“认为中国发展应当遵循‘比较优势’的观点实质上是要求政府放弃工业政策和技术政策，但在解释工业竞争力源泉上却贫乏无力。”

对比较优势理论质疑，认为它不能对竞争力进行解释的不止《本土》一文，最著名的包括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1990)，国内较早有较大影响的是洪银兴教授的《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1997)。但是，这些比较优势理论反对观点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片面理解，这一点也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指出^[2]。李嘉图在接近两百年前所定义的比较优势，本质就是生产率，比较优势或者说高生产率的来源有四个方面:①丰富的自然资源，②廉价的劳动力，③充裕的资本，④先进的技术。这一概念的界定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全面而准确的，后面的各个流派和观点，包括赫克歇尔和俄林、克鲁格曼、波特等，都是在对李嘉图体系的一部分进行发展。

例如，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比例模型，强调的是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物质资源的作用，特别是前两个要素的作用。虽然在模型上有改进，从李嘉图的单一要素模型扩展到两要素经济模型，但由于忽略了技术要素，在内容上实际上是偏窄化了。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来源中，经常提到“机器的改良”^[3]即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前三种物质要素。所以，《本土》提到“Heckscher和Ohlin的工作奠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主导地位”，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赫克歇尔和俄林的工作虽然使比较优势理论在一个方面更深入，但也造成了它的狭义化，给后人的理解(包括《本土》作者)带来了很多偏差。

再如，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强调的其实是第四要素技术及其引起的专业化分工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技术要素当然本来就是李嘉图关于比较优势和生产率的题中之义，不仅如此，克鲁格曼提出的产业内贸易，实质上是一个可以涵盖进李嘉图体系的相对概念，因为大部分的产业内贸易，随着分类标准的细化，都会变成产业间贸易。之所以会出现所谓的“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贸易形式，而是自亚当·斯密发现劳动分工与协作以来这一趋势的继续:分工进一步细化，协作也随之进一步加强。因此克鲁格曼自己也说:“‘新贸易理论’并没有抛弃传统贸易理论的真知灼见”^[4]。

波特教授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它应该“退位”了。竞争优势而非比较优势才是一国财富的源泉，所以要进入一个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来解释国家财富的“新典范时代”。但是，他对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几个严重的误解:①他否定了比较优势概念，代之以竞争力概念，但他给竞争力所下的定义和李嘉图给比较优势所下的定义完全一样，都是productivity——生产率。②他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5]，这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极大曲解，因为包含四要素的生产率概念才是比较优势的本质，创立者李嘉图本人就特别侧重国家间技术水平差异产生的比较成本差异，发展者克鲁格曼更是重点阐明第四要素技术的作用。③波特认为一国要获取竞争优势，应该从依赖先天继承的、一般性的初级生产要素，转变为依靠后天创造的、专业型高级要素，资源贫乏的日本成为发达国家、黄沙遍地的以色列拥有先进的农业都是典型的例证，但是这不仅和比较优势理论不矛盾，而且正是比较优势理论内容和解释范围的一部分:波特所界定的先天的初级要素，就是指第一和第二生产要素——自然资源、劳动力，而波特所定义的后天的高级要素，也即第三和第四生产要素——资本和技术。

由上述回顾可见，迄今为止关于比较优势有影响力的后人观点，确实都是对李嘉图体系的发展。不同的只是，有些发展建立在理解他、承认他的基础上，如克鲁格曼;另一些建立在曲解他、否定他的基础上，如波特。有关比较优势理论各重要学说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图7-1形象绘出。

图7-1　有关比较优势理论各重要学说之间关联关系示意图

与波特教授等人观点如出一辙的《本土》一文，很明显也把比较优势概念狭义化了，认为比较优势仅仅来源于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因此，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指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曲解在该文中多次表露，如“只有在组织层次上具备了技术学习和能力发展的动力，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才能贡献于竞争力”，将比较优势仅仅局限于劳动力来源;“单纯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只会使落后的国家更加落后”，“完全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可以置发展中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暗示比较优势不可能来源于资本和技术要素，遵循比较优势就不会产生技术进步或资本积累。该文在波特把比较优势的第四要素技术舍去而进行批驳的基础上，又把第三要素资本省略，从而使得比较优势理论的“错误”更加明显，解释力更加贫弱。

2.“通过对中国激光视盘播放机工业发展经验的分析证明，基于本土市场需求特点的产品创新以及企业在技术学习和能力发展上的努力，才是技术相对落后国家的企业能够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获得竞争优势的原因。”

《本土》非常难得的一大特点是采集了丰富的企业实例和翔实的访谈资料，但这些经验分析并不能推导出它的相关结论，如该论点:产品创新和能力发展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原因。实际上，正是它所提供的这些企业实例——华录^[6]，万燕，新科，爱多，以及与之对比的国外竞争对手飞利浦、索尼、JVC、C-CUBE等，鲜明而有力地给出了中国激光视盘播放机工业发展的经验证明:企业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明智的战略定位、选择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现阶段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还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

华录和万燕的失败，说明的正是没有利用比较优势的失败。华录和万燕典型地贯彻执行了《本土》所认为的正确结论。由政府协调多家录像机企业于1994年联合出资组建的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没有落入该文所警告的发展中国家“单纯遵循比较优势”的陷阱，知道“实现这种结构变化不可能仅仅依靠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因此充分依靠了“中国政府的技术政策和工业政策”的作用。但结果是，华录在成立后仅仅度过了一年的好光景，1995年就受到VCD的冲击，并在此后二三年间逐步陷入半停产和停产状态。

万燕则是试图以产品创新和技术领先获取竞争优势的代表。它从一开始就打破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从简单加工业起步的常规做法，自行开发研制新产品。遗憾的是，它也失败了，而且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正是缺乏新科那种包含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后勤服务等在内的综合实力支撑，而这种实力是从组装制造开始形成的。可见，没有从比较优势开始打造的综合实力支持，即使有技术创新也无法形成实际的竞争优势。

与上述恰好相反，没有自行进行技术开发，而且在万燕产品上市17个月之后才推出自己第一款产品的新科却成功了。新科既不是技术先进者，也不是市场先行者，它的成功正说明了比较优势的成功。从万燕身上新科看到VCD市场的广阔前景后，新科等待了17个月才推出自己的产品，主要原因就是在1994年末从JVC和索尼那里得知C-CUBE正在开发比万燕所采用的CL450更先进的CL480芯片，因此等待CL480芯片的问世。它没有采取自行开发战略，不仅成本比万燕低，而且技术比万燕先进。其原因，正是由于明确自己现阶段的比较优势在熟练而低成本的简单组装和快速模仿，而不是产品创新和技术开发。

就在新科通过对VCD的组装制造逐步获得综合实力，直至2000年开发出自己的DVD机芯的过程中，万燕却因为无力把握技术先行者优势产生经营危机。自行进行产品研发的成本过高，使得万燕没有价格优势;唯一有利的市场先机又因为缺乏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的综合实力而眼睁睁地丧失，最后沦落到连采购通行技术的财力都没有^[7]，更不用谈进入下一步的DVD竞争阶段。这是不顾比较优势、盲目获取竞争优势的典型而惨痛的教训。

新科发展轨迹的路径是组装(比较优势)，目标是机芯(竞争优势)，它成功了;而万燕轨迹的开始就是高起点的机芯，却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的竞争优势，不要说发展，连生存的权利都被剥夺。这两个对比实例无比生动地验证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也说明了不遵循客观规律会受到的惩罚。

该论点中“在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前提，进一步加重了自己的错误。如果是在封闭市场条件下，重视产品创新和技术能力，比如像万燕这样采取自行技术开发战略，倒是正确之选。但是在开放市场条件下，所有要素，既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初级要素，也包括资本、技术等高级要素，都可以在全球进行采购和获取，这时放弃最优化的市场配置而选择高成本的内部一体化，就变成了一个不明智的选择。该文事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新科的对外采购(CL480机芯)比万燕的自行开发(CL450机芯)成本更低而技术更先进。可见，正是在全部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企业才更加需要利用别人的比较优势(如技术开发)，也更加需要凸显自身的比较优势(如组装制造和市场实力)，而不能面面俱到，追求对弱势企业来说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从产品开发到制造、营销的全面优势。

3.“中国DVD工业目前遭到被征收高额专利费的困境，突出说明了中国工业发展在技术结构上所面临的制约。”

阅读到此论点的人可能会像笔者一样对《本土》前半部的结论产生疑问:既然以新科为“领头企业”的中国激光视盘播放机工业已经实现了本土创新，就应该拥有自己的技术能力和知识产权，怎么还要向别人交专利费?既然这些企业实现其产品的主要技术都需要向外方交专利费，这一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还能定义为产品创新和技术能力吗?

这个疑惑通过对全文资料的阅读和对文中结论的否定而得到解答:中国激光视盘播放机工业的最大能力并不是被该文反复贴上标签的技术创新能力。应该说，迄今为止，包括新科在内的中国激光视盘播放机工业企业群体，还是属于充分利用比较优势从而在世界加工制造业占有一席之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且，它们目前的这一席之地，也正来自于对自己所拥有资源的清醒认识，利用位处中国大市场的本土优势，对先进的重量级跨国集团对手迅速模仿跟随，而不是不明智地定义自己的最大特点为和国外竞争者相比没有优势的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或创新能力。

同时，更重要的结论应该是，中国DVD工业目前被征收高额专利费的这种局面，正说明了中国工业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结构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所谓本土创新就能解决的。中国工业发展是一个长期和整体的问题，要拥有实力，就不能掉下“比较优势”这一课。

之所以要给这里的“比较优势”加引号，因为它在这里的应用并不准确，而是借用了对这一概念有曲解和狭义化了的一些说法，它们都将比较优势等同于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因此也等同于落后国家、贫困化发展、比较优势陷阱，等等。实际上，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比较优势存在于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这四个方面，也会因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要素禀赋变化而内生地引起贸易模式和国内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发达国家也要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只不过它们的比较优势曾经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现在是资本和技术。与之对应，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目前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但只要好好把握，在目前有竞争力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进行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它们的比较优势是可以转化为资本和技术的。

可笑而可忧的是，当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很明显只存在于资源和劳动力时，还要顾虑是不是要利用这种优势，会不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变成“贫困化发展”，中了发达国家的“阴谋诡计”;而现在成为发达国家的国家们，原来都是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存在于资源和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的^[8]。尊重客观规律，比较优势存在于哪里，就利用和发展哪里，决不逆规律而行，这也是发达国家们能够发展起来的原因。比如，由于高生产率带来的高工资率和高生活水平，发达国家们目前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主要存在于资本和技术;那么，要保持自己的发展水平，现在的它们就决不会逆规律而行，为了避免空心化、离制造业化或是减少失业率，而硬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发达国家的生产率虽高，工资率也高。当它们的生产率/工资率^[9]小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两者之比时，劳动密集型产业注定在发达国家没有竞争力，注定是要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

4.“突破这种制约(指上句所说的在技术结构上所面临的制约——本书作者注)不仅要求中国企业努力于技术上爬升，而且要求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技术政策和工业政策。”

此论点的两个结论:企业在技术上努力爬升和政府采取积极的技术和工业政策，在具体情境下都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危险结论。

企业需要努力提高技术能力，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也是每个企业——不仅是“技术相对落后国家的企业”——都应该去做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技术爬升只是企业获取竞争力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对现阶段中国企业最重要的一个必要条件。

《本土》中的几个事例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华录不可谓在技术上不努力吧?万燕不可谓在技术上没爬升吧?结果如何呢?没有已经通过组织资源、劳动力等进行的成规模生产经营建立的市场影响力和企业实力，技术爬升是很难实现的。即使出于某种特别的契机实现过，如万燕，也没有能力抓住这种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机遇和利益^[10]。如果不具备条件的企业把技术爬升作为获取竞争优势的首要因素，忽视了其他对现阶段的自己更为重要的因素，才是真正落入了“竞争优势陷阱”。

反过来，如果有了初期模仿性生产和成规模经营所带来的制造和市场实力，再进行技术提高就容易和稳妥得多，而且具有提升企业水平的高成功率和高效率。《本土》中的新科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格兰仕是另外一个，它自己称之为“利用比较优势打造竞争优势”^[11]。这也是完全符合本书下节要进一步阐述的产业发展规律的。

甚至，如果企业已经具有了强大的综合实力，以《本土》中的飞利浦公司为例，在技术创新的某些个别节点上，即使先失一着也无关大局。例如，飞利浦看到万燕和C-CUBE已经开发出VCD^[12]，利用它已经拥有的实力，马上转向和投入该产品方向，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产业领导者地位，而且击败了万燕等先行对手。《本土》注释中说“飞利浦利用万燕有求于它的条件，不断要求了解万燕的进展。飞利浦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万燕开发VCD机芯的知识和经验，所以它才能够抢在任何其他外国企业之前向中国企业大量供应VCD机芯”，认为飞利浦的成功中有不光彩和投机取巧的成分。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深入思考一点，就会问:为什么万燕会有求于飞利浦?为什么万燕要把自己的核心技术机密不断告之于人?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这是一种商业交换。飞利浦公司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既往优势，也许从飞利浦的角度来看，可以反过来说万燕才是在产品创新中利用了飞利浦，包括后者的研究基础和技术平台。

对比企业技术提升结论的仅仅不准确，对于该文有关政府技术和工业政策的观点就更要慎重地打一个问号了。在本章前半部应用《本土》自己事例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就已经清楚地看到:华录失败了，是政府包办的典型;新科成功了，是自生能力的代表。这里，可以也必须把该文中一个明显不合逻辑的结论做一点小小的文字改动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原话是:“由政府支持的录像机工业历经10年的努力刚刚形成规模，就被起于‘草莽’的VCD工业所迅速淹没。这两个工业的不同命运充分说明‘比较优势论’解释工业层次现象的局限性，因为它解释不了前者为什么会衰落，而后者又为什么会崛起。”根据我们对华录和新科的对比分析，运用正常的逻辑推理，结论就应该是:“比较优势理论完全解释了前者为什么衰落和后者为什么崛起，由此我们看到比较优势原理到今天为止仍然具有的完全科学性;这两个工业的不同命运也正充分说明了政府作用的局限性和人为竞争优势的不可行。”

不仅是中国的实例，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实证结果都说明了政府工业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局限性。战略贸易政策的提出者克鲁格曼通过案例研究指出，“日本政府对钢铁工业的支持，把资源导向了低收益的领域，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同时，“日本一些最成功的产业，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汽车工业和家电工业，并不在政府优先照顾之列。”作为公认最典型也最成功地应用了战略贸易政策的国家，日本政府作用的结果不过如此。除它之外，“虽然法国经济整体运行良好，但是，那些政府寄予厚望的经济部门却发展得不尽如人意。”^[13]因此，政府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是颇值得怀疑的。于1990年首创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波特也在2001年发表的《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通过对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实证分析而主张类似观点:“日本非常著名的官僚资本主义不是日本成功的原因;实际上，它与这个国家的失败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在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政府模型即使存在，也常常是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在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政府模型则十分普遍”^[14]，更进一步鲜明地指出了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对企业和产业发展的有害无益。

《本土》提到世界上“长期存在着落后、停滞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在工业发展上发生倒退的一些拉美国家)”，因此国家要有“政治决心”来“鼓励、支持和保护中国企业的技术学习和能力成长”。但具有国际经济学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和亚洲四小龙等NECs(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拉美经济不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政府的自由放任、开放政策或和外国企业的竞争，正相反，政府主导的旨在对国内幼稚工业进行保护的进口替代战略，是拉美经济走入歧途的罪魁祸首。

不过，中国政府不宜采取积极的工业政策和技术政策，也并不是就只能像该文所说那样表现得“无所作为”或“放任自流”。政府应该从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中逐步抽身，但更需要在社会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中投入力量。这些社会政策包括:教育、培训、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建设，自由贸易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规制度建设，营造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软环境。这也是亚当·斯密在1791年发表的《国富论》中就阐明，也被两百年来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论者所推崇的国家职能内容。

5.“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机制既不能有效地解决通用技术知识的供给问题，也不可能公正地分配来自技术知识的收益。”

相关内容《本土》中还有:“当技术的回报是采取专利费形式时，自由市场机制并不能够在当事各方之间‘公正’地分配经济利益。”“外国公司对中国生产的DVD每台是收15美元还是3美元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因为不存在这种市场)，也不是由它们的实际研发成本决定的，而是由权力(power)决定的。”但是，该文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存在这种市场”?为什么一面对专利费形式，市场机制就失灵了?外国公司的专利费标准没按成本定价不对，怎样定价才对?有几家企业和几种商品是按成本定价的?

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们知道，完全竞争市场中不会有超额利润，但产品也都是同质的，没有创新;反过来，当我们需要产品创新时，就一定需要超额利润的财力支持，也一定需要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

实际上，正是因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当今的市场机制比以往有国别限制时代更不易被个别厂商所操纵，更接近于自由竞争状态，因此相对而言是最有可能公正地分配来自技术知识的收益的。如果你认为现行的专利费过高，那么，你至少还有两种选择:①自行开发该项技术;②将高额专利费分摊进商品成本，在产品定价时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但实际的情况是:①几乎没有中国企业选择不交专利费而自行开发，原因显而易见是自行开发的成本更高、周期更长、效果更差。那么，在和自行开发途径的对比下，我们没有理由说6C联盟^[15]等的专利费标准高了，反而应该说是价廉物美。②中国企业向消费者转嫁专利费开支也不成功。如《本土》中的内容:“由于交纳专利费导致低端产品已基本无利可图，所以新科当年被迫削减100万台的产量”。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正说明市场机制不仅没有失灵，而且正在发挥作用!

如果DVD专利拥有者向中国企业收取高额专利费如每件15美元，而中国企业愿意付，说明这项专利值这个高价。如果产品中中国制造企业创造的部分有高附加值，它们同样可以向顾客收取高价格例如50美元，从而将此专利费用转移到顾客身上。如果顾客不愿意付高价，只愿意付一个低价如20美元，就说明产品中制造企业创造的部分没有更高的价值，只值这么多。正像《本土》也说到的，新科等中国企业制造的是“低端产品”。低端产品赚取低附加值，高端产品赚取高附加值，合情合理，这一合理状况正是自由市场形成的;如果在某些政府行为的作用下，低端产品赚取了高附加值，那才是真正的不“公正”呢!

只要参与游戏，就必须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只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新手身份并奋发图强，技不如人就一定是暂时的。如果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呼吁政府“瓦解任何阻遏中国企业技术学习和能力发展的企图和障碍”，即使中国政府做到了，也不过是增加一些依然没有竞争力在襁褓中苟延残喘的企业弱者。同时，运用“由中国企业所提供的知识、经验和市场也促进了外国企业的基础技术和核心元件技术的发展。但它们从终端产品市场做出的这种贡献却无法得到资本主义知识产权形式的承认”这种说法，将中国DVD企业面临的问题归咎于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产权形式”，也是不正确的归因方式和自我原谅的问题逃避。

退一步说，即使这个专利市场真的被某种“权力”——垄断力量操纵了。这时的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该怎么办?《本土》作者说:“导致中国DVD工业被征收如此高额专利费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无所作为。”那么，中国政府应该怎么去作为呢?“经过中国电子音响工业协会代表中国企业与这些公司艰苦谈判后达成的协议，目前中国企业出口的每台DVD要缴纳9美元的专利费。”谈判之所以艰苦，是因为即使是谈判也需要砝码。在中国企业尚未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时候就要求从外国对手那里分一杯羹，这种协商的难度仿佛在你根本就还没参加进游戏就要求其他伙伴为你修改游戏规则。该文也认识到“中国的市场是一项宝贵的战略资源。”但是，如果基础差、底子薄的中国企业不尽快先用要求低、起步快的加工组装制造业产品占领这个市场，这一最宝贵的资源也将丧失掉。也就是说，即便专利市场被国外垄断力量所控制，中国企业目前只能获得微薄制造环节利润，中国企业也要，或说更要注意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迅速壮大自己的生产制造和市场经营实力。哪怕是在价值链中占有一个增值最少的组装环节，但由于获得了用产品直接面对顾客的机会，拥有了市场实力，才具有了一点点和专利垄断方谈判的可能。

这一点非常重要，该文中的事例也很明显，可惜作者没有深入分析。如万燕，它没有生产规模，没有占据自己有实力的市场，因此在和飞利浦等协调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处于完全的被动;而新科，虽然觉得身处一个不利的环境，没有获得自己意愿中的高附加值，但毕竟获得了一定的增值。如果不是因为它的产销量世界第一，这个增值也是拿不到的，三星等大量外国公司愿意以最终产品直接面对客户，连制造环节的利润一并攫取。一旦新科通过此途径拥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制造实力、客户改进，它面对专利方的谈判砝码就越来越重，它在顾客中的价值也越来越高;那么它不是可以把专利费压低，就是可以通过换代产品把售价提高，或者两项都做到。

是的，我们可以说不存在公正的专利市场，强权即真理。但在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壮大企业实力之前，我们连“弱权”都不具备，又如何去争一个公平呢?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政府决不能轻率采取什么技术政策、产业政策，而是要在自由、开放、竞争的环境中，放手让企业通过利用比较优势壮大自己的实力。当整体实力壮大后，谈判中自然占据主动，也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