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偏好调查与分析

4．2　供需偏好调查与分析

如上所述，能满足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供给是最有效率的供给。但是，相对于农村对公共品的需求而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力总是有限的，因此，在预算硬约束下，在众多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需求选项中必然存在一个优先序。供给决策者心目中的优先序往往决定着最终的供给结构，而需求者或消费者心目中的优先序则影响着其满意度，同时，公众或消费者的满意度也是评价供给效率的重要指标。

为了解处于不同决策层次的决策者，以及研究者对农村主要公共品的价值判断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状况、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的满意度，笔者从供需两方面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这一调查的样本尽管十分有限，但应该能够反映一定的问题。

4．2．1　本调查对农村公共品的界定

本调查采用前面对农村公共品的界定，即农民生产、生活中集体参与分享的、具有或部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设施或服务，如农村公路、农村教育、科技推广等。

4．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供给优先序的调查采用专家调查法，按照课题组研究确定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专家名单，设定调查选项，分发问卷进行调查，并伴之以个别访谈;需求优先序的调查则采用现场调查法，即深入农村选择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了解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户的选择偏好和满意度。

调查在逐份确认回收的调查问卷有效性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并以此作为分析不同调查对象对我国农村主要公共品选项的价值评判，即重要性评价，进而研究其在众多农村公共品选项中的选择特征。

4．2．2．1　　调查对象设定

1.调查对象设定原则

调查对象的选定遵循广泛性和权威性原则。本研究供给偏好调查所选对象分为两类不同的群体:决策专家——由政府部门中的地厅级领导干部、县处级领导干部、乡镇主要领导干部组成;咨询研究专家——由农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高校在读研究生组成。

本研究需求偏好调查所选对象分为高于、相当于、低于全国农民2003年人均纯收入(2528元)三种收入水平的农户。

2.样本的数量与结构

供给偏好拟定的调查对象共400名，其中，决策类专家和咨询研究类专家分别占60%和40%;决策专家中地厅级领导干部、县处级领导干部、乡镇主要领导干部、教研人员、高校在读研究生各占20%。

需求偏好调查所拟定的调查对象为600名，三种收入水平各200名。

4．2．2．2　调查项目及问卷设计

1.选项设定

农村公共品品种繁多，涉及面较广，存在不同的分类方法与标准。为便于研究，对供给偏好的调查设计的选项较具体，共选取了12项主要公共品，即: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农村电力、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科技推广、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文化娱乐、信息服务、村庄规划、其他。“其他”项主要指上述所列11项公共品之外的其他农村公共品，如农村人畜饮水工程、环境保护工程等。

考虑到农民的实际情况，对农民需求偏好的调查则归并为6个大项，即:普及农村教育、农业科技运用、合作医疗推行、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最低生活保障及政府补贴、其他。“基础设施”包括道路、电力、农田水利等，“其他”是指除上述5大项之外的公共品，如文化娱乐、信息服务、村庄规划、人畜饮水工程、环境保护工程等。对农户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满意度的调查分为三个档次，即: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调查问卷设计

两种调查问卷分别将上述选项列出，由调查对象根据自身对各项公共品重要性的判断标准进行排序，并限定在每个选项只能排一个序位、每一个顺序只能选择一项公共品，多选、重选、少选均为无效问卷。

4．2．2．3　问卷的发放、回收、确认

从2004年9月30日起，按照拟定的调查对象，逐份发放两种调查问卷分别为400份和600份。至2004年11月16日，共回收调查样本(即调查问卷)987份，确认有效样本962份，有效样本占回收样本数的97．5%，占设计拟调查样本的96．2%。

4．2．2．4　排序方法

调查中对经确认有效的962份调查样本进行分项统计，即统计不同组别对各选项在每个序次的被选频次，并赋予各顺序与其序号相同的分值(即排序为第一位记为1分、排序第二位的记为2分，以此类推)，用各顺序的被选频次乘以其相应分值，再累加计算总分，依总分值由小到大为序，即总分愈小，排序愈靠前，总分相同时，以第一位被选频次多的选项居前。

4．2．3　结果分析

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虽然是一系列简单的数字，但结合个别访谈的情况进行分析可发现，这一系列看似简单的统计结果其内涵也是相当丰富的。

4．2．3．1　供给偏好加总情况

(1)对地厅级领导干部的供给偏好问卷调查结果。从表4－1可以看出，按照总分排序，结果为:义务教育＞医疗保健＞农村公路＞社会保障＞农村电力＞农田水利＞科技推广＞职业教育＞村庄规划＞信息服务＞文化娱乐＞其他。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被列为相对优先项的为义务教育、医疗保健、农村公路、社会保障等，第一位被选频次分别为17、12、15、16次，而第三位以前的被选频次则分别为39、23、40、23，这说明此组调查对象中多数人对义务教育、医疗保健、农村公路、社会保障等的评价较高，对农村交通、农村儿童失学、农民因病致贫和健康素质不高、缺少必要的社会保障等问题较为关注。而另一值得注意的特征是，村庄规划尽管列在第三位以前的被选频次达到了20次，受到部分调查对象的重视，但总分却因被选频次分散而位列第九，这说明农村土地整理、村庄“空心化”所带来的浪费土地资源等问题尚未受到普遍重视。

表4－1　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优先序地厅级干部调查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80份，收回76分，有效问卷71份)

(2)对县处级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表4－2可知，依总分排序，结果为:义务教育＞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医疗保健＞农村电力＞社会保障＞科技推广＞职业教育＞信息服务＞村庄规划＞文化娱乐＞其他。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被列为相对优先项的为义务教育、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医疗保健等，且这4项公共品处于第三位以前的被选频次分别达到45、38、35、29次，与总分排序也基本一致，这反映出这一组专家既重视农村公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看重义务教育、医疗保健等外部性较强的公共品的作用。社会保障选项在这一组专家中尽管列在第三位以前的被选频次达到了25次，但其总分却因被选频次较为分散而位列第六，这可能表明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紧迫性尚未在该组调查对象中达成共识。

表4－2　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优先序县处级干部调查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80份，收回78分，有效问卷74份)

(3)对乡镇主要负责人问卷调查结果。从表4－3可知，按照总分排序结果为:农村公路＞义务教育＞农田水利＞医疗保健＞农村电力＞社会保障＞科技推广＞村庄规划＞职业教育＞信息服务＞文化娱乐＞其他。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被列为相对优先项的为农村道路、义务教育、农田水利、医疗保健等，其第一位被选频次分别达到41、18、6、2次，被选为第三位前的被选频次分别达到61、54、51、12次，与其总分排序基本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71份有效问卷中，将农村公路列第一位的被选频次达到了41次，列在前三位的被选频次则高达61次，集中度比较高，这说明乡镇主要负责人十分看重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职业背景;同时，义务教育这一外部性较强、且投资周期较长的公共品列在前三位的被选频次能高达54次，也说明作为身处农村第一线的乡镇主要领导干部普遍认识到了发展义务教育的战略意义，其选择并非是完全出于任期、政绩的考量，总体上应该说是理性，这与个别访谈的结论也是十分吻合的。

(4)对农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专家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表4－4知，按照总分排序结果为:义务教育＞农村公路＞农田水利＞科技推广＞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农村电力＞职业教育＞信息服务＞村庄规划＞文化娱乐＞其他。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被列为相对优先项的为义务教育、农村公路、农田水利、科技推广等，其列第一位的被选频次分别达到25、18、9、11次，列前三位的被选频次则分别为53、38、37、29次，与以上3组调查对象相对照，这一组的特点是比较看重科技推广的作用，体现了其职业背景。

(5)对在校研究生的调查结果。从表4－5可以看出，按照总分排序结果为:农村公路＞义务教育＞农田水利＞科技推广＞农村电力＞医疗保健＞社会保障＞职业教育＞信息服务＞村庄规划＞文化娱乐＞其他。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被列为相对优先项的农村道路、义务教育、农田水利、科技推广等，其列在第一位的被选频次分别达到40、18、9、2次，而列在前3位的则分别为55、48、41、29次。这一组虽然其成员的经历、专业背景等各异，但其优先项的选择大体上与其他几组专家的选择类似，这说明“要想富，先修路”、“教育是百年大计”、“科教兴国”等观念已深入人心。

表4－3　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优先序乡镇主要负责人调查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80份，收回75分，有效问卷71份)

表4－4　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优先序农业科技人员调查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80份，收回80份，有效问卷80份)

表4－5　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优先序在校研究生调查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80份，收回80分，有效问卷80份)

4．2．3．2　需求偏好加总情况

(1)对较高收入农户需求偏好的调查。从表4－6可以发现，按照总分排序结果为:普及农村教育＞农业科技的运用＞推行合作医疗＞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最低生活保障及政府补贴＞其他。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处于相对优先项的为:普及农村教育、农业科技的运用、推行合作医疗，对教育列第一位的被选频次达到了112次，这反映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民对教育、科技及医疗保障较为看重，对基础设施的需求相对较低，这说明较为富裕地区公共品的自我供给能力较强，生产、生活基本有保障，基础设施解决得也比较好，时下更为看重科技的运用、个人素质的提高，这与实地调查的情况是一致的。而合作医疗问题能得到这一收入水平农户的重视，或许有点意外，这说明，即使收入条件较好地区的农民也担心“病不起”，这一问题的确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表4－6　对较高收入水平(人均年收入3500元以上)的农民公共品需求优先序调查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收回200分，有效问卷198份)

(2)对中等收入农户需求偏好的调查。按表4－7总分排序结果为:普及农村教育＞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推行合作医疗＞农业科技的运用＞最低生活保障及政府补贴＞其他。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处于相对优先项的为:普及农村教育、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推行合作医疗，对教育列第一位的被选频次也达到了102次，这反映出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民对教育、基础设施及医疗保障较为看重，这与笔者实地调查的情况是一致的。而在实地调查中笔者也发现，相对而言，经济条件较好的村组教育、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农户之所以能给予这些选项较高的评价可能是体会到了这些公共项目较高的回报。

表4－7　对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年收入2200—2800元)的农民公共品需求优先序调查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收回198分，有效问卷194份)

(3)对较低收入农户需求偏好的调查。从表4－8表明，按照总分排序结果为:推行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及政府补贴＞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普及农村教育＞农业科技的运用＞其他。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处于相对优先项的为:推行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及政府补贴、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对推行合作医疗列第一位的被选频次处于这一组别的首位。这一结果可谓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恐怕反映了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民对因病致贫问题有更多的体会:现行农村医疗制度上的“硬伤”不少，“小病撑，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是农民因生病带来生活窘境的真实写照。而一些破旧不堪的乡镇卫生院，也是“小病没人去，大病看不了”。“看病难”成为广大农民摆脱不了的阴影。据不完全统计，农村中因病致(返)贫的农民占贫困户的30%至4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60%以上。即使在经济发达的苏州地区，仍有20%以上的农民看不起病。^[3]

表4－8　对较低收入水平(人均年收入2000元以下)的农民公共品需求优先序调查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收回200分，有效问卷194份)

4．2．3．3　农户满意度统计

有关农户对农村公共品现状的调查与上述需求调查同步进行，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598份，有效问卷598份，有效样本占总样本的99．7%。详细结果见下表。

表4－9　农户公共品供给满意度调查结果

从表4－9可以看到，在所调查的近600户农户中，人们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总体满意度不高，且随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收入水平愈高，满意度也相应较高，而收入水平愈低，满意度也较低。事实上，在实地调查中笔者也发现，就财政提供农村公共品的力度而言普遍较弱，但由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体经济的基础较好，自筹能力也相对较强，公共品的供给水平相对较高;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地方集体经济薄弱，农民收入有限，公共品的自供能力较弱，公共品的供需矛盾自然更为突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有的公共品供给制度是缺乏效率的。

4．2．4　讨论

从需求方来看，如果不分组别将586份有效样本加总统计，则排序结果为:普及农村教育＞推行合作医疗＞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科技的运用＞最低生活保障及政府补贴＞其他。这一结果或许可以说明，教育重要性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肯定。“教育改变命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农村合作医疗问题也受到了较广泛关注，三种收入水平的农民均表现出对医疗保障的渴求，这也反映出农民因病致穷、因病返贫的问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关注的问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尽管科技对农业的回报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农民对科技的运用热情相对来说较低。在访谈中许多农民都反映“用不起科技”。问题何在?农科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鲜有到农村当技术员的，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这就意味着，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也越来越“贵”。比如水稻等农作物的优质杂交种子推广运用就经常碰到很现实的问题: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而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进行技术的推广运用，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4]由于农村大多数地方仍处于小农经济阶段，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农业科技推广的规模效应不明显，这就导致农民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效用评价较低。这也充分证明了政府介入农业科技推广的必要性。

从供给方来看，如果不分组别将376份有效样本加总统计，则排序结果为:义务教育＞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医疗保健＞科技推广＞农村电力＞社会保障＞职业教育＞信息服务＞村庄规划＞文化娱乐＞其他。可见，这一结果与上述分组样本的统计排序结果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多数专家都把义务教育、农村公路、农田水利等排在相对优先的位置，而职业教育、信息服务、村庄规划、文化娱乐等在各组别的排列中均处于后列，这说明这几组专家群体对这些公共品的重要性的判断上存在较高的共识，但对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科技推广等选项则因认知上的差异而导致在排序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决策层次越高，对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重要性的评价就越高，而科研专家则对科技推广等的评价较高。由此也反映了调查样本的专家结构对调查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实际的分配序为: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教育＞农业科技，且排序处于第一位的基础设施与排序处于第二位的农村教育之间落差较大。如果说上述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反映的是调查样本中的专家对众多农村公共品重要性的基本评价，或者是对未来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的选择，那么，现实中农村公共品的支出结构则反映了决策者的决策偏好。

在这里，置之事外的理性与现实的决策出现了不一致。在对基层干部的访谈中，许多人谈到，他们内心知道教育科技的重要性，但在有限的财力下有时只能“割爱”。原因何在?

科教事业对于国家发展，民族兴旺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但是，科教事业作为纯公共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存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或“本人种树，他人乘凉”的效应。以教育为例，受教育程度愈高的农民，外出打工的倾向性越明显，教育收益的外溢也愈加显著。且教育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因此，在现行的干部任期制、考评制，以及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财政体制下，尽管人们都认为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相当重要，应当予以优先考虑，但在实际的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却往往置于次要的位置。与教育事业类似的农业科技推广、职业教育、医疗保健等外部性较强的农村公共品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即外部性的存在使导致教育等公共品无法及时、充分享受其投资成果，显示本届官员或政府的政绩，从而抑制了政府优先提供这类公共品的积极性，进而使得农村科教等事业长期处于投资比例和增长速度偏低的状态。而农村基础设施的支出则因建设周期短，建后对当地和当期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刺激、带动作用，且外部性也不明显，收益较集中，政绩容易显现，农民的感受也比较直接。所以，农村公路、农田水利、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年来受到了各级政府的普遍重视，长期以来投资比例和增长速度都比较高。

从以上分析可知，农村公共品供需问题不但受制于财政制度、体制，还受制于官员的考评机制等，从中足见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