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

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

张自强　口述　　张全有　整理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定西历史上曾经是称之为“苦瘠甲于天下”的地方，也是被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曾为这里的群众生活困难而动情流泪。到70年代末，这里的贫困面依然高达75%以上，农民群众“穿着黄衣裳，吃着救济粮，喝着拉运水，住着茅草屋，睡着无席炕”。改革开放以来，沐浴党的好政策这一时风惠雨，定西人一心一意谋发展，经过二十年的苦抓、苦干、苦帮，终于于1999年提前一年实现整体基本解决温饱，改写了贫困的历史。经过又一个近十年的再发展，到2007年，定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63元，农村绝对贫困面下降到2.94%。在弹指一挥的三十年间，定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农村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为了高歌改革开放好政策，也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2008年11月8日下午，我与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蔺京林、定西市电视台的朱常青，就改革开放初期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特向时任陇西县委书记的张自强同志进行了专访。

听了我们的来意，头发花白、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张自强书记掷地有声地说：陇西县的农村改革（包产到户）是在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党委、政府领导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于1978年秋季首先在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秘密进行的。现在看，这没有什么，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有极大政治风险的。记得当时我和碧岩公社书记袁志茂同志秘密研究此事时，我曾对袁志茂说：出了事，我担着，你不要承认。

做了这样的开场后，张老书记不紧不慢地把三十年前的往事做了有条不紊地回忆。

——编著者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陇西县农村改革，已经过去三十年了，由于当时我也没有留下更为详细的记载，现在手头也没有占有足够的档案资料，我说的情况可能不太完整，尤其是时间上也可能不是完全准确，按照你们的意见，先简单谈一下去陇西以前我的大体工作情况，然后再谈1977年4月至1981年10月在陇西做的几件有关农村改革的事情。

一

我这个人与农村有缘，生于和长于甘谷县一个农村，父辈是长工出身。1949年4月5日，我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一开始工作，就与农民打上交道了，好像也与搞试点的事情有缘，曾经在土改后试办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生产合作社。

1951年至1952年试办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一期土改结束后，于1951年11月，我当了甘谷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当时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怎么样把“耕者有其田”的农民组织起来。大概是在1951年11、12月，县委指示我在甘谷县第二区的巩家石滩试办全县第一个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当时，我的老伴是区委的干部，她也参与蹲点搞这个互助组。搞互助组只是劳力上的互助，不存在生产资料的调整，它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所以，农民愿意参加。由于土改以后农民的热情在互助组里发挥得相当好，一年之后，入了组的农民家家粮食丰收，单干户参组的热情更高。

紧接着于1953年春季，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甘肃省先后在陇西县的赵家沟、永昌县的焦家庄、甘谷县的巩家石滩等地方搞试点。巩家石滩的试点是由我组织进行的。初级社时期，农村经济依然发展得很好，比互助组时期还好，农民群众不但拥护初级社，也积极参加初级社。

1954年正当初级社在全县范围内刚刚发展起来、尚未巩固提高的情况下，中央很快就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时候，我在县委当了生产合作部部长，又参加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这一试办就有了变化，生产资料，如牲口、土地等折价、入股、分红。在试办未取得什么成熟经验的情况下，就全面推开高级社。此时，群众和干部对办高级社开始有了想法，开展工作已经有困难了，因为群众不像办互助组、初级社时有那么高的热情。更严重的是，在高级社未取得成功经验，尚未得到广大群众认可的情况下，又开始试点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中央号召全国搞人民公社。搞人民公社的方式方法，不同于搞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不再深入发动群众，只是以普遍号召的方式让农民群众入社。这一下，在很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全县全省都人民公社化了。简单地说，人民公社就是宣布一切归公所有，群众一无所有了。这一下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就导致了以后几十年劳动组织的混乱。社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年不如一年，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年不如一年。到了1959年、1960年，全省范围内就出现了人口外流、死亡等极其严重的事件。我是1959年10月至1963年7月先后任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甘谷县委副书记的，那时候，我才是个29岁的年轻人，整天解决人没饭吃、饿死人的事，那真让人惊心动魄，终生难忘。那时候，干部作风很好，县委书记、中央工作组与群众都一样，都在挨饿，都有浮肿。196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兰州会议，开始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要抢救人命。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又开始恢复，“左”的政策开始放松。我们赶紧趁开展抢救人命工作这个机会，在划小生产队、生产大队规模的同时，试着给老百姓一点自由，搞放宽小自由，允许社员开荒地，还给社员增加自留地，给社员借地。这些政策一落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到了1963年、1964年，农民就一下子翻身了，收成一下子就好得很了，老百姓又有吃有喝了，政府的日子也好过了，党的威信又高了。

1963年恢复了生产以后，大概是夏收的时候，我从甘谷县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到省委农村工作部当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1962年搞过放宽小自由的工作，我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被送进了“牛棚”，一坐就是三年。政治审查结束以后，1969年10月，我被安排去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指挥部工作。这一去就是五年。这五年时间里，我干了一些实事，也干得非常有意思。和工人农民吃住在地窝子，不分白天黑夜，共同把黄河水引上了草窝滩，把荒滩变成了良田，现在想起来，为民办了实事好事，心里很舒服。

我在农业战线上多年来的实践经历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一条路已经走了二三十年，绝对再不能走了，再走下去的话，老百姓年复一年吃不饱肚子，群众怎能长期地忍受着这样大的苦？这是个天大的问题，可有什么办法哩？

二

1977年4月，组织上派我到陇西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

我是一个人去陇西工作的，老伴和孩子们在定西。这个担子又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但是，我从内心里还是想为群众办些实事，所以就愉快地去了。

三

我到陇西后抓的头一件事情是小麦的田间管理。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陇西是个农业大县，冬春小麦面积很大，当时务弄（方言，表示种植和管理——编著者注）庄稼不像现在这样精耕细作。那时人民公社的地里，草粮对半不是不少见的事。记得我在渭河公社划了一平方米的麦地，和同志们一起一株一株的数黑燕麦（一种杂草——编著者注）与麦苗的数，结果发现黑燕麦占71%，麦苗只占29%。所以，我就把拔麦田里的黑燕麦当成了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因为你不拔黑燕麦，仅有的30%的麦子也就没有了。黑燕麦那东西有很强的生命力，牲口吃了拉在粪便中还能存活着，把粪便撒到地里，它又跟着生长出来。当时上面正批判全县一个生产队长，我对这个就很不赞成。因为全县一个生产队长是我们吃大锅饭体制的必然结果，黑燕麦长上一地，我们不督促，不亲自上阵，老百姓就不会主动去拔，因为拔不拔不是他一个人一家人的事。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不管你怎么样抓农业生产，怎么样搞农田基本建设，农民群众的生活依然十分困难。当时，陇西80%以上的农民人均一天吃一斤左右的国家返销粮，基本上全是包谷。记得有一次，我与和平公社书记杨万春等同志到一个大队察访，看见一个只穿半截裤的中年女人在院子里劳动，当时我们不便进门，就示意让她先进屋。等她进屋后，我们才进入房内，但她仍然没有穿上别的衣服，而是羞怯地将小孩抱在怀里遮丑。她哭泣着向我们诉说了生活困难的情况。目睹这样的惨状，作为县委书记，怎能不受到良心的责备？当晚，我吩咐公社的同志赶紧做了一套劳动布衣服，派专人（记得是位公社副书记）送到她家，以便她能外出劳动。接着，县委派县委副书记刘夏美同志到这个大队蹲点，帮助群众克服困难。

人没有饭吃，国家给一斤包谷，勉强还能对付，可牲口没有水喝，实在让人难过。我亲眼看到牲口喝不上水的时候，就不吃草了，两个前蹄子好像人用锄头挖地似的不停地在圈里刨，十分难受。牲口是山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为了让牲口喝上水，天旱时老乡往往到很远的地方找水源饮牲口。在德兴公社，有个生产队的水源就很远，老百姓要把牲口赶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喝水。想一想，牲口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喝水，来去一回需要多少时间，等回来后又该喝水了，它又不进圈了，你能对它怎么样呀？农村没有一点生机。

面对饥饿、缺水这样的现实，群众都已经习惯了，也没办法，只好忍受着，其实谁也没有办法，干部的任务就是向上级要水要粮，谁有本事谁就多要一点，把一天一斤的回销粮保住，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措施。

有什么办法能让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成为我千斤重的担子啊！我想：解放快三十年了，从土改、互助组、初级社，到人民公社，我们的制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公，但这些大而公的制度带给人民群众的是越来越大的贫困、长时期的挨饥受饿。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大政策逐渐务实了，再不能延续让群众挨饿的事情了，县委应该寻找能叫社员吃饱饭的出路，寻找能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生产积极性的出路。怎么去找出路？县委一班人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一件一件地试着干，看着上面的脸色干，先干了些小的，最后干了些大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一步步干了五件有利于农民群众吃饱饭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恢复集市贸易

我单身在陇西工作，在县委灶上吃饭，大师傅们反映“买不上菜”，“因为县上规定十天逢一集，除规定集日外，不允许百姓上市场卖菜，所以，县上的单位也买不上蔬菜”。我想：我们怎么把事情弄到了这一步田地上。我就和县委的同志商量先把卖菜的市场放开。因为情况十分清楚，不需要做什么调查研究。大家没有反对意见，大家说：“我们就是等你说话哩，就是看你敢放不敢放。”我说：“县委灶上都没有菜吃，为啥不敢放。”大家酝酿了一段时间后，我就把放开市场的事情提交县委常委会上讨论。大家说：“只要你敢做主，大家就拥护。”看到大家对放开市场的事情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县委就正式做出了开放市场的决定。县委当时是这样认识的：原来全县范围的集市贸易，是逢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日进行的，生意人在首阳镇赶完集后就赶到城关镇，城关镇的完了后又赶到文峰镇，文峰镇的完了后赶到云田镇，就这样转圈圈，这样的流动方式多好。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自己套死，把老百姓套死呢？决定开放集市贸易，这是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有什么不敢的，我们干脆来个大胆，全面恢复过去的集市贸易。在县委常委会很顺利通过这一决定后，县政府就下发了放开集市贸易的文件。很快，全县的集贸市场在风平浪静中恢复。县城是双日逢集的，在刚刚放开市场时，每逢集日，我到街上去转转，看到街上到处是卖油饼、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摊点，物品的花样特别多，赶集人的脸也常笑着，大家都说放开市场好得很。对于做这个决策，干这件事情，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上面要追究责任，也没有想到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大概过了一半个月后，地区有人问“陇西怎么把集市贸易恢复了？”但没有什么组织再行追问，我们也没有向上报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1981年1月26日，《甘肃日报》刊发的题为《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陇西县农村集市贸易调查》一文说：陇西县委、县政府大力领导农民开展集市贸易，沟通城乡交流，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

第二件事是把林权归还给社员

有一次，我到地处一条沟里的昌谷公社（现在撤并到巩昌镇——编著者注）越胜大队小菜子生产队下乡，一进沟口，就看到沟里白杨树长得特别好，直径足有两市尺大的树很多，沿沟有成百上千棵这样的树。我好奇地问随行的公社干部：“怎么有这么多树？如果一户人家有这么十几棵乃至二三十棵树不是非常好吗？”随行的公社干部说：“这里有个老植树造林模范叫贾兴汉，这些林就是他种的。”于是，让公社干部带我找到贾兴汉，向他询问情况。原来从初级社入社、高级社入社，一直到人民公社，这些树的产权变了四五次，最后完全成了集体的财产。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经常砍树修生产队的办公室和学校，别人也偷砍，但是，至今仍然留下来很多。我想如果每一户农民能在地边、河边上种上这么百十棵树，那柴火问题、经济问题不是就能解决很多吗？能不能鼓励社员干成这件事呢？当时我提出是不是把这些树权明确一下，干脆就归贾兴汉，让他管护、补种、使用？并且鼓励大家酝酿能不能把全县树权明确下来，还种树人对树林的所有权，做到谁种谁有。随从下乡的一些干部异口同声地说：“如果能将农民群众对树林的所有权确定下来，群众种树的积极性肯定会马上调动起来。”回到县上后，我立即将林权归属问题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在县委同意后，我让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大概测算了一下贾兴汉的树价，记得测算出的价值是两万多元。此后，县上专门召开大会，县政府给贾兴汉发了林权证，明确规定从哪里到哪里的多少棵树归贾兴汉所有。这一个动作在县上引起了大轰动，也调动起农民在房前屋后、河滩荒地植树的积极性，掀起了陇西县各家各户私人种树的高潮。

事后我了解到县上的干部、群众对明确林权之事没有意见，尤其是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们都认为事情就要这样干，要不然工作怎么搞呢？1979年4月1日，《甘肃日报》发表的《房前屋后植树谁种谁有》的报道说：陇西县委落实林业政策，将昌谷公社越胜大队小菜子生产队贾兴汉价值2万多元的树归还本人。

恢复集市贸易和把林权归还给社员这两件事情干完后，县上各个部门的同志都表示赞成，这对县委的工作是个很大的鼓舞。通过做这几件具体工作的磨合，县委一班人拧得越紧了，关系更加和谐了，我感到开展各项工作顺手得很。在我们开会做事中，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同志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相互支持的程度提高了，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了。尽管恢复集市贸易和把林权归还给社员这两件事情做得好，但我总感觉到还是没有切中要害问题，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第三件事情就是集体牲口分户饲养

1978年夏的一天，德兴、柯寨等陇西县西部地区的一些公社遭受了罕见的雹灾，冰雹把地垄上的草都打完了，连洋芋蔓子也打没了，农作物受害十分严重。我听到这一情况后，当天下午就赶到柯寨一带察看，只见庄稼地里到处都是白花花的冰雹。一年的庄稼要两年务哩，一场冰雹就让老百姓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汗水白流了。当天晚上，我召集干部进行座谈。大家说：“人的口粮问题由公家管着，反正吃饱吃不饱，有吊命的粮吊着，可这牲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那场景，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大概有十几个大队干部参加会议，都耷拉着头，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时间，我对大家说：“还是大家考虑一下，到底今后怎么办呀！现在庄稼也没有了，可咱这里耕种的土地全部是山地，总不能把牲口再丢了，牲口丢了明年又没啥种庄稼了。”沉闷了好长时间后，有一位同志说：“张书记，我说一句破坏政策的话，成不成？”我说：“那你就说，咱商量哩嘛。”他说：“把牲口按劳动力分到户，劳动力多的一家牵两头，少的一户管一头，白天由各家各户的人牵上放牧，晚上统一拴到集体的饲养场，不然上面来人检查怎么办。只要我们人活着，就能保证这牲口活着，只有这样了。”这个意见提出之后，会场上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说话了，谁都知道，这是搞单干，这是违犯政策的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大家讨论一下，看这个意见成不成。”非常明白，大家等我表态。到底怎么办哩？反正我就一个主意，不管怎么样，那就是不能让一头牲口死掉。我说：“就按刚才发言人的意见办，大家成不成。”大家嚯地说：“能成，好得很。”我说：“如果人家上头说这是单干怎么办？”大家说：“瞒着么。”我想了好一阵子，最后说：“不管用什么办法，牲口必须保住。牲口保住了，上面追究责任咱再说。但是要按刚才发言人的意见办，必须做到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都不能说，县上的干部来问也不能说，你们干部务必向群众说清楚保密的要求。明天你们就按劳动力把牲口分到各户，做到责任明确，白天去负责放牧，晚上回来以后集中拴到集体的饲养场，并负责添夜草。”大家说：“哎，成哩！那就是咱几个人知道。”第二天上午，这个队就开会，下午就把牲口分开了，各家牵着牲口去放牧。过了三五天，周围生产队的老百姓说：“人家的牲口怎么一户一户牵上放着哩？那天晚上张书记住在哪里，是不是说下啥话着哩？”就去问哪个队上的人，哪个队上的人说：“没有，是队长派我们把牲口牵上放的。”周围生产队的老百姓说：“这不对呀。”此后，周围受灾的生产队也陆续这样做了。当时的分户饲养，尽管是个临时办法，由于是在我们的默许下进行的，所以陇西北部山区各生产队都逐渐对牲口实行了分户喂养。

在按照劳动力多少实行私人饲养牲口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件群众信访事情，即有人向省上反映柯寨公社破坏集体财产。省委将人民来信批转到县委。人民来信中说柯寨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把牲口分到户了，把二十间牲口圈全部拆掉了，破坏集体财产，破坏集体经济。我一看这信，就明白是说我去的那个队的事情，立即赶到那里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生产队长说：“还是按照咱们当初定的意见做，现在还是分户喂养，不过再也没有在晚上统一拴在集体饲养场上。如果把牲口从各户收回来统一饲养，那牲口就得饿死了。”我问：“那牲口圈哩？”生产队长说：“咱们那牲口圈是用细柳树棍修的，下雨下得快塌了，很危险，我把那些柳树棍棍抽了下来，现在还在那里立着。要不信，我领你去看一下咱那集体经济。”说着，他把我领过去。一看，确实就是几根柳木棍棍和烂泥墙墙。我想这是什么集体经济，几个柳树棍棍也算是集体经济？后来，上面再没有追究这事，这事就平安过去了。

分户喂养牲口，还与我的一次难以忘记的私访有关。1978年夏，我到水泉公社（就是现在的渭阳乡——编著者注）访问时，看到一个很大的弯子里有一大片庄稼长得很好，山洼洼里仅有的一户人家周围的树木长得很茂盛，就到这家去了。进门以后，看到这户人家养着很健壮的几头毛驴，两头大的在圈里，两头小的在院里。那时候，牲口死亡十分严重，很少能见到小牲口。当时我感到十分高兴，就问：“怎么还有这么好看的小牲口，这在别的地方可见不上，哪怕走遍全县，更不容易碰见哪里有大牲口后面跟着小牲口的事情。”主人看着我们穿的衣服旧，拄着拐杖，不像是什么干部，更没想到县委书记能到他这个地方来。说了一些见面话后，就与我们在他家的牲口圈前谈起了养牲口的事。开始，他不多说话，我就主动说这说那，消除他思想上的顾虑。看到他乐意与我说话，我就说：“你的这两头驴娃子好得很。”他说：“那好着哩。”我问：“你的牲口养得这么好，你是不是搞单干着哩？”我这是专门逗他说的。他说：“看你这个干部，你说了犯政策的话。”我立即说：“我看着你是在搞单干。这个牲口你私人养着哩，你周围的土地你私人种着哩，你不是搞单干吗？”他说：“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住得离队上远，队里管理不方便，队长说让我把我家周围的十多亩地种上就行了。”我说：“你种上给队里交粮吗？”他说：“不交。队里把两头牲口包给我养，以后发展成四头了。”我问：“你的牲口怎么喂养的？”他说：“队上的牲口都养成一张皮了，三分之一的已损失了，只有我的这几头牲口好着哩！”我问：“为啥你的好着哩？”他说：“我个人的我喂养得操心嘛，如果交到队里就没有了。我的牲口中两头母的都下了一个驴娃子。如果队里的牲口给各家各户喂养，用不了一年，肯定就繁殖起来了。”我说：“你尽说搞单干的话。”他说：“我看你爱牲口，我说个实话，现在的政策，人前边不敢说，说了就不得了，队里没人操心，养的牲口是一把骨头，活着的也是一张皮。这个分开喂养就是好嘛，你看我养的多好，你见过水泉公社哪里有下驴娃子的牲口，你找着看看。”接着，他就给我说了好多分户喂养牲口的好处。他说：“如果能把牲口分开喂养，人人操心，有几年就繁殖起来了，可是没人敢试，一试就会挨批斗。我这个地方是山区独户，没人来，我的牲口好，有粪，自留地也好，就凭我住得远，队里管不上，挨的饿少一点。”挨的饿少一点，人们多么盼望挨的饿少一点，多么痛心的一句结论话。我临走时他再三说：“你见了公社上的干部可不能说我喂养的牲口多好。”我说：“我们肯定不说。”我们同行的几位议论，这户人有饭吃，身体健康，牲口喂养得那么好，周围的环境也好，柳树长得旺盛，这多么好呀。可我们现实的情况……这算什么事？心里总是盘算着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解决好，挨的饿少一点。回忆在德兴公社受灾后敢做牲口分户喂养，与我在水泉听了老乡的肺腑之言，受到实事求是的一场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对于牲口分户喂养的事情，是在柯寨公社出现最大困难的情况下想出的应急办法，当时也没有顾上提交县委常委会进行集体讨论。因为当天晚上的事情把我逼到了现场上，老百姓等我的回答。如果不表态，我感到在情理上不能走，如果走，老百姓的希望就变成失望了，事情逼得你非表态不可。回到县上后，我向有关同志谈论了这个事情，大家认为也只有那样处理了，也没有人反对。

第四件事情就是1978年秋收后秘密试办土地包产到户

如果说1978年秋收后秘密搞的土地包产到户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话，那么前面所做的三件事情是它的序曲。因为事情总是循序渐进的。

1978年秋收后的一天上午，碧岩公社书记袁志茂同志来找我。这个同志是陕西人，工作积极认真，曾经在县委组织部任副部长。1977年12月，县委将他调到碧岩公社任书记。他一进门简单地问候了两句我之后，就坐下一个劲的吸烟。看上去，他好像想向我反映什么重要情况。我问老袁有什么事要说，他抬头把我看了看，几次欲言又止。在我再三催问下，他说：“我有点事，想说但又不敢说。”我说：“有什么不敢的，你说。”他似乎下了很大决心地说：“有个事，我要说一下。”我说：“你说，大胆说。”他说：“碧岩公社有个红崖湾生产队，有十几户人家，生活特别困难，我实在没有办法管理。”我问：“为什么没有办法？”他说：“这十几户人家解放以来没有给国家缴过一斤粮，年年吃回销粮，生产队长不是选的，是家家轮流当的，现在已经户户当过了，队里的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出外要饭打工，连队长也没人当了，生产无法进行。”我说：“那你想怎么办？”他说：“我有一个办法，看你成不成。”我问：“什么办法？”他说：“能让我回去把他们包产到户吗？”一听他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说：“你真胆大。”他连连说：“张书记，我实在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当时，我想老袁是个办事可靠的人，一个十几户的队，试就试一下吧！我对老袁说：“你回去试办，可要把后路留开。第一条，你在公社不准讨论，我在县上也不讨论，你知我知咱俩知道就行。第二条，你回去后给社员宣布一条铁的纪律，要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都不能说。第三条，当年收成下来后，第一场打碾的粮食必须按公社分配的数目缴清公购粮。”这第三条的意思是显示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先国家利益，即便是有人来找我的麻烦，我就以反正把公购粮交上了为由来搪塞，你总不能给我定个死罪吧。当时，我和袁志茂同志就叫这个事情为包产到户。得到我的支持后，袁志茂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向我说他已分开了，老百姓把冬麦已经种上了，现在就看明年庄稼长得怎么样。

到了第二年春季，我和袁志茂同志相约：就我们两个人不进队直接上山进地察看一下庄稼的长势。我俩从山顶往下看，地里的麦苗长势很好，明显看到人们在一块一块的地里进行分户劳动，有的地里是一个人劳动，有的是两个人，多一点的是三四个人。详细察看，地里的草锄得很净，庄稼地像花园一样，长势非常喜人。我对老袁说：“几十年来，人民公社从来没有把庄稼务得这么精细，种出今天这么个水平。”我真是高兴，索性就到地里惹老百姓说笑话：“为什么你们都在分开干活，怎么分户弄着哩，是不是在单干？”他们说：“没有单干的事，哪里有这种事情。这是队上包给的任务，必须要完成的。”他们之所以不向我说实话，是公社定下纪律着哩。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集体土地上成片的庄稼务得那么精细，长得那么好看，不由得心里想：过去农民自留地的庄稼长得好好的，可公家的田长得很不行，原因明确得很，谁都知道是农民对大田没有责任、不操心。只有责任到人这样的办法，才能使地里长粮食。看了之后，我的信心进一步增强，也就放放心心地回县上了。当然这时期，红崖湾的包产到户仍然处在严格保密状态。

待到秋收后，袁志茂告诉我红崖湾生产队打碾的第一场庄稼就一次性交清了公购粮，具体数字我现在记不清了。袁志茂还说他大概算了一下，红崖湾生产队人均口粮破天荒地上千斤了。过了几天，我再一次到红崖湾生产队去看，见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完，就挨家挨户地看，发现群众的粮袋、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听到许多老乡说今年收成好着哩。当天，我就在红崖湾生产队住下了。晚上，我和袁志茂同志召集队干部开座谈会，向生产队干部提出“来年再这么弄不弄了”、“明年再继续执行不执行包产到户的政策了”等问题。因为这包产到户还处在“地下”状态，没有对外公开，国家政策也不允许包产到户。记得我们是在生产队长家里开的会，生产队干部齐声说：“把地收回怕是不行的，我们还想这么干，不这么干不行，你今晚上必须把这个主做下了再走。”就这么讨论着讨论着，大家的心情都很好。因为有吃有喝了嘛，公购粮都交清了嘛，几十年来就没有这种现象嘛。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听见房外有人叽叽喳喳地议论什么，就把头伸到小窗子上一看，看到院子里站了满满的一院人。为什么哩？因为他们都关心会议结果，他们的命运就在这个晚上。最后，会议形成了决定：“来年继续照样办。”再没有强调保密的话，因为红崖湾实行包产到户进入了第二个年头。

第二天，我与公社书记从红崖湾出来走到山下，到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家里去了。一落座，支部书记就问我：“张书记，红崖湾的事情是不是你们两个允许下的？”我问：“允许下的啥事情？”他说：“哎……红崖湾包产到户了，今年人家把牲口赶上，带头缴粮哩，几十年来就没有见过红崖湾人缴粮的。你们还瞒着不给我们说？”他说得最为生动的一句话是：“哎，那不行。这和你发面（指发酵面——编著者注）一样，在一盆面里，你把一疙瘩酵母子放进去了，这面已经发起来了，从盆的四周溢出来了，这时你想要收拾也就收拾不住了。”听了他十分形象的一番话后，我和公社书记对着笑了，但没有说同意他们像红崖湾一样搞，也没有说不同意他们像红崖湾一样搞。但是不管怎么样，红崖湾的事情就这样慢慢公开了。回到县上之后，我就正式开始向个别同志谈红崖湾的事情。当时，县长是陈得录同志，我先对他谈了红崖湾的事情。他听后说：“这事我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也没人向我透露一点风声。”我说：“那是试办，有政治风险，我担心把你们牵连进去，就没有告诉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他表示理解我的心思，也表示支持红崖湾的试办。

对于红崖湾搞包产到户的评价，《宋平在甘肃》一书中认为红崖湾是甘肃最早的货真价实搞包产到户的地方。

第五件事情就是1979年陇西县委在全县公开试办包产到户

红崖湾一年来的实践，使我对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有了进一步坚定而清晰的思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有了更坚定的信心，我觉着现在是到了该把红崖湾的实践一步一步地推向全县的时候了。

1979年2月，县委召开了县、公社、大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传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提出，再也不能搞脱离生产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要彻底进行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决定在全县农村划分生产作业组的同时，在全县试办大包干。就全国而言，有些地方的大包干的做法是把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和主要农具分到生产作业组，把公粮、提留任务分到生产作业组的制度。由于大包干实行的是“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小组自己的”，与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生产分配相比，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表示热烈欢迎。而陇西县的大包干一步到位，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就是把土地、生产资料从小组再分到户，任务也分到户。包产到户免去了那些完成了定产要交产、再由生产队统一分配的做法，符合农民对管理体制责任越明确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方法越简便越好的要求，受到农民的普遍热烈欢迎。

陇西在全县31个生产队中试办以包产到户为内容的大包干。这次试办，是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公开进行的，不是群众自发搞的，也不是秘密搞的。一年下来后，这31个生产队普遍都是一片丰收景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有天下午，我独自外出到城关公社北街出了城的一个试办大包干的生产队去看，走到一块地边，遇上一个中年女人蹲在地坎上纳鞋底。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队长派她看鸟哩，堵着不让鸟吃庄稼。我说：“哎，为什么你地坎这边的庄稼长得好，而那边的长得不好？”这一问一下惹躁了那位妇女，她开口就说：“哎，你还不知道，那县委的人心瞎（坏的意思——编著者注）得很，都是黑心。”我惊讶地问：“怎么瞎了？”她说：“人家叫那个队包，你看人家的庄稼长得多好。明知包了好，可人家不叫我们队包。”我说：“那真是瞎。”她说：“我们想学着人家包了，可人家公社、大队上上下下的干部把我们盯得紧得很，硬是不让我们包，活活逼着把你往死里饿哩么，那老百姓有什么办法？由人家干部定着哩，人家让你吃饱肚子你就吃饱肚子，人家不让你吃饱肚子你就吃不饱肚子。”一来一去谈论了一二十分钟后，我就回去了。在返回的路上，我想：哎呀，这位可敬的妇女她才找准了挨骂的对象，实在骂得舒服、骂得过瘾。当然她不认识我。她对作为一个县委书记的我教育太深刻了，群众实在太怕饿肚子了，多么急切地想改变现在的制度。从这个妇女的骂声中，我听到了陇西县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呼声，听出我们的行动太慢了，落在了群众要求的后面。我们干工作什么时候能做得让老百姓不骂就好了，执行的政策不再让老百姓骂就好了。事后，我把挨“骂”的事告诉给县上的领导同志。他们说：“现在就是那样，因为包与不包的庄稼长势相差得太远了，老百姓心里不平。”如此等等，又一次增加了我要坚持搞农村改革这件事情的信心和决心。

1979年7月，我又到碧岩、文峰、云田等公社了解31个包产到户试点生产队的情况，看到情况很好。到11月份，又将试办生产队扩大到63个。由于试办队分布在全县各个公社，又是在县委领导下公开进行的，在本县和邻县的周边地区的反响很大。有些临近的县不理解，提出要“挡住陇西县资本主义歪风”。但广大农民拍手叫好，说咱也要搞包产到户，搞了包产到户就少挨饿。顺应这种民情，结合国家和省上政策变化，陇西县委县革委于1980年3月初制定并下发了《大包干作业组生产责任制管理办法》，进一步在全县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面铺开包产到户。1980年9月，县委县革委制定了《关于包产到户几个具体问题的补充意见》。1981年2月21日至27日，县上两级干部会议强调继续完善生产责任制。就在全县铺开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我们每一次开会都研究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从公社同志的汇报中发现全县只有三个老支部书记公开不赞成大包干生产责任制，除此之外，在县上的领导班子、各级干部中没有听到公开反对的声音。对三个有不同意见的老支部书记做了一些思想工作，指出千说万说要老百姓吃饱肚子，让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的任何政策，人民是不会拥护的，不管你对人民公社有什么样的感情。

群众对包产到户十分拥护，热情极高。有一天傍晚，我从水泉公社到云田时，天已经黑了，路上无法行走，把车陷在沟里出不来了。我让司机看着车，我到公社叫人帮助推一下。正说时，一群种完庄稼的社员走到我们旁边，听说是县委书记的车被陷，他们说“县委给咱搞包产到户哩，赶紧帮忙推车”。这是一件小事，可说明我们的政策，符合了群众的心愿，群众的心和我们连在一起了。

在包产到户的全过程中，我十分在意上级的动态，也十分注意干部群众的真实心愿。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帮我判断情况。如果我们实行的政策，群众反对，那就站不住脚。但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绝大多数群众真心拥护，我们就有靠山，我们就用群众的心愿感动上帝。所以，我经常了解各阶层的真实动态。了解的唯一的办法是“私访”。因为私访能了解到群众的真心实意。有一次，我到永吉公社去下乡，在顺路的地头遇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农民在劳动，我就过去直接问他，群众对包产到户有什么意见。这一问，立刻提起了这位农民的精神，他开口就说，现在可好了，包产到户了，我们全庄子的人，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像“疯”了一样，睡下急着等不到天亮，一心想着下地劳动，跑光阴；天黑了，在地里干着不愿回家，生怕比别人跑的光阴少、富得慢；劳动起来，恨不得把“土地爷”都挖出来。没有搞包产到户前，公家的庄稼地半地是草，可社员都熟视无睹，而现在，社员的承包地里连一根草根根都不留，家家都把承包地里抛出来的草根扔在塄干上往干哩晒，不让各类草复活，你说现在此事多好。这位农民的话，出自真心，确是肺腑之言，一点虚假都没有，我完全相信。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位农民的声音，我相信，他的话是陇西三十多万人民对包产到户对与否的肯定和回答。三十年过去了，我感到这件事似在昨天发生，那位农民的话还在耳边回荡。如此真心的表白，当时在陇西的城乡、机关、学校、田间地头，随处都可以听到。什么是群众拥护？群众的积极性表现是什么样子？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鱼水情，用什么来衡量？那时，你到群众中去，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机关、学校的各个角落，都能体会到那种真真实实的快乐、和谐、党和人民群众那种血肉关系。民以食为天，因为他们能吃饱饭了。

到1980年的下半年，全县81%的生产队已实行了包产到户。由于来自上面的压力，县上的一些同志开始担心我们的做法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在一次地委的扩大会议上，我不作一点保留地把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作了汇报。有人在地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包产到户破坏集体经济等。地委会议结束时，正式宣布“对陇西搞的事（指包产到户），地委研究了，地委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会后，我向有关领导请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说：“反正你们去搞。”我理解：是领导不便于说赞成，是默许我们的做法。此后，有一位领导公开讲：我不去陇西，我去陇西让我说啥，是说陇西做得对还是做得错。这时候，县上来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同志，如新华社、新华社甘肃分社、甘报社农村组、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等，最多时有十五六个记者。这些记者，有的住了一星期到十几天，有的住了一两个月。经过调查，这些新闻媒体的同志都支持县委的改革措施，他们都发出新闻进行报道。《甘肃日报》连续发了许多文章，一是前面提到过的1979年4月1日《甘肃日报》上发表的《房前屋后植树谁种谁有》；二是1980年5月16日《甘肃日报》上发表的《社员喜欢大包干——陇西调查》，文章指出：陇西县从去冬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大包干式的联产责任，到目前为止，实行这种办法的队已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81%，这种形式责任明确，简便易行，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三是1981年1月14日，《甘肃日报》发表《变化与效果——陇西县采访见闻》，文章指出：实行联产责任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社员多劳多得。第二是能够同时因地制宜安排种植、安排劳动力，做到真正科学种田。第三是能够有效地降低农业成本，做到增产增收。第四是能够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四是前面提到的1981年1月26日《甘肃日报》刊发的题目为《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陇西县农村集市贸易调查》的文章。五是1981年4月27日《甘肃日报》刊发的《包干到户责任制收效好》，文章指出：农民说实行包干到户不欠公粮，不吃回销，肚子能吃饱，国家少打扰。干部说包干到户的办法简单，责任具体，利益直接。

就在我们公开试办包产到户的过程中，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甘肃干部张浩来信》，主要内容是说包产到组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不能搞包产到户，对已包的要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上去。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名的“张浩事件”。我看了报道和编者按后，思想上压力很大。

记得在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上，我说：“在去云田的路上，我向地里劳动的一位老百姓说，咱搞的包产到户上面政策不允许，怎么办呢？那位老百姓脱口而说：张书记，你不要害怕，咱陇西全县这么多人口，如果把你们押在监狱里，那我们轮流给你们送饭。可《人民日报》上又那样说，咱搞的这包产到户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做错了？”陇西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张国杰说:“你看，反正这个事情，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出来，如果将来真要坐监狱，咱就集体去坐。”那时候，《人民日报》是那样的态度，我们的所作所为又没有得到省委、地委的明确肯定，我们感到压力非常大。好在我们县委内部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越是上面的压力大，下面干部的凝聚力就越强，县委在全县说话也灵、办事也灵。1979年8月，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来陇西县调研，我陪同他到福兴梁上看的时候，他很爽快地给我撂下了“你怎么不把这地方早包产到户了”的一句话。话虽是这么说，可事情总归还是事情，我的顾虑依然十分严重。不但我和县委的同志有压力，就是当时在陇西县搞调研的记者都有压力。因为他们都发了表示支持包产到户的新闻稿件。1980年，新华社的一位记者临走时对我关切地说：“据我们新华社内部消息，中央最近可能要有态度了，你要注意看大《内参》。中央要有态度，首先是在大《内参》上发出来，文件上来得较迟。”从此，我特别注意翻看每期来的大《内参》。终于有一天，我发现有一期大《内参》，好像是5、6月的大《内参》上写着：当农业部门的同志汇报到一些边远山区、贫困地区群众生活依然很困难，吃饭问题没有解决时，姚依林副总理说“我看索性把整个贫困地区包产到户。”邓小平同志说“我看可以”。我看到这个天大的消息，兴奋得独自一人大喊“天呀，我有政策依据了”。顿时，我感到千斤重的担子一下卸下了。我立即让办公室主任李克勤拿上这本大《内参》，给每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把《内参》内容一一念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中央领导说的话。对县委常委会的成员，我说：对于包产到户，邓小平同志都说话了，咱们是姚依林、邓小平同志说的贫困地区，咱啥也不用怕，有人反对就让他反对去吧，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完善制度，再往好里搞。这样，我对陇西县搞的包产到户总算找到了支持者和政策依据。但是，对陇西搞的包产到户还没有一个直接领导公开表示支持，我们的压力依然存在。

1981年的前半年，当时的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冯纪新同志从甘南到陇南，再到陇西县调查，指导农村的改革开放，在陇西县住了一夜。当时，我迫切希望把陇西县的事情向他做一次全面汇报，就在汇报中尽量努力把群众的反映、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反复对他讲，讲了整整两个小时，他始终没有表态，但我观察到他脸上没有不满的表情。第二天他就到定西去了。在定西县委向他汇报说群众反对包产到户的时候，冯纪新说了一句“我走了一路还没有听到群众反对包产到户的话”，这总算是省委书记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吧。大概三四天后，省上有个熟悉的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兰州召开的地厅级干部会议上，冯纪新同志讲到农村调查的情况时，讲了一句“我看陇西的那个县委书记搞得不错”，讲话中似乎透露出对陇西包产到户肯定的信息。我立即得出一个结论：冯纪新同志是代表省委讲的话，他是肯定陇西包产到户。我立刻给县上其他领导说了冯纪新同志的表态。这个表态才使我们心上的千斤石头落地了。

等我1981年10月离开陇西到陇南工作时，陇西群众的生产生活仍然还有较大困难，但基本上多数人的肚子已能够勉强吃饱。应该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县农村的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农村的生产力得到大大的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已经展现出了一片光明的景象，而且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已经顺了，整个农村已经出现勃勃生机了。

现在，回想在陇西工作的四年半时间，感到有许多收获：

一是必须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

二是县委一班人的团结就是最大的力量。

三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态度。

四是艰苦奋斗，两袖清风。

党的十七届三中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为农村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光明的前景，希望农村的发展又好又快，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摘自中共定西市委办《定西发展》2008年第12期。该文先后在《定西日报》、《调查与研究》、《学习时报》、《百年潮》、《甘肃日报》等报刊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