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下的纵向一体化的动机

2.3.3　买方（寡头）垄断下的纵向一体化的动机

相对于卖方垄断情况，对制造业买方垄断问题的研究要薄弱得多。就买方垄断下的纵向一体化问题研究来说，以Perry（1978）的研究作为主要标志性成果。Perry（1988）对纵向一体化理论做了全面综述，并特别指出了纵向一体化确保供应的动机，其后的学者则更多地关注纵向一体化的圈定动机。

Perry（1988）认为，买方（寡头）垄断公司在某一阶段的不完全竞争将导致其一体化进入相邻竞争性阶段的激励。这种激励有三个来源：（1）来自不完全竞争行为的效率损失的内部化；（2）从竞争性阶段抽取超边际租金的能力；（3）在竞争性阶段进行价格歧视的能力。那么，以厂商的动机为起点，买方垄断下的纵向一体化问题研究可以大致被区分为两类：一类研究指出，厂商的纵向一体化主要是出于确保供应的动机；另一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纵向一体化反竞争的市场圈定动机。本节对这两种动机下的纵向一体化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综述。

一、确保供应动机下的纵向一体化

对纵向一体化的一种主要解释是，下游公司试图确保其投入品的供应。“确保供应”动机产生的前提是，市场是不完全的，且这种不完全主要来源于不确定性。进一步，不确定性本身可能存在不同的来源与种类，这主要包括因规制导致的配给、上游中间品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最终产品市场的需求波动等。

较早得到研究的是配给（Rationing）问题和上游市场的波动。Green（1974）假设中间品市场上波动的外生需求和刚性的价格导致对上游或下游公司的配给。因此，这些公司愿意一体化。然而，Green假设一体化具有来自于纵向范围的不经济性或公司规模的不经济性。如果配给足够严厉，尽管存在不经济性，最终的均衡结果也是所有上游与下游公司的一体化。因此，纵向均衡要么是任何公司都不一体化，要么是所有公司都一体化。Green的配给以一种不合意的方式使得中间品市场不稳定。这种观点与将纵向一体化作为一种回避市场风险的手段的观点是一致的。

McGee和Bassett（1976）考虑了下游垄断的制造商是上游竞争性公司的原材料的唯一购买者，而原材料的价格趋于上升。对于制造商来说，这导致其原材料成本不断上升，结果是，制造商将减少原材料的使用量，从而也就减少了最终品的产量。在此情形下，纵向一体化将消除这一买方垄断引致的无效率，使得产业利润和福利明显增加。Perry（1978）扩展了McGee－Bassett的模型，将买方垄断者的纵向兼并决策过程纳入其分析框架。他认为，制造商可以通过一次兼并一个供应商的方式实质性地减少后向一体化的成本，并强化其后向一体化的激励。

McAfee和Schwartz（1994）讨论了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纵向安排选择的影响。他们认为，当经济环境相对稳定时，企业选择长期契约更为可行；而当环境变化迅速且不可预测时，排他性安排变得更有吸引力。这种排他性安排既可以是纵向一体化，也可以是其他的契约型纵向安排。

值得关注的是，不确定性的最主要来源可能在于下游厂商所面对的产品市场上的需求波动。在这方面，Carlton（1979）、Perry（1984）、Bolton和Whinston（1993）以及Emons（1996）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Carlton（1979）认为，零售商将通过部分的后向一体化来满足以高概率发生的需求，同时通过批发市场的交易来满足任何更大的以低概率发生的需求。在这一意义上，模型揭示了“确保供应”的含义。Perry（1984）进一步讨论了需求波动下的产业纵向均衡。他发现，虽然产生纵向一体化的动机相当多，但市场上仍不是所有的公司都选择一体化，大多数公司并没有被完全一体化，其原因可能是专业化的经济性和管理上的非经济性两种抵消力量反对纵向一体化。因此，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中，纵向一体化取决于很难量化或很难讨论的因素。Bolton和Whinston（1993）将纵向一体化的交易成本（不完全契约）模型扩展到多边框架中纵向一体化的激励问题。他们认为，当供应关系是多边的时候，在决定公司范围时出现了新的复杂性。而且，一体化公司对其他公司的确保供应产生了负外部性。Emons（1996）也类似地考虑了需求不确定性下（高需求与低需求分别以一定的概率出现）纵向一体化确保供应的动机。

以上所讨论的纵向一体化规避风险的动机在一些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Levin（1981）发现，从1948年到1972年，美国炼油业进入原材料生产的后向一体化减少了利润的波动。Buzzell（1983）的分析说明，1981年Du Pont公司在兼并Conoco公司的时候所宣称的这使“一体化公司免受能源与碳氢化合物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不可信，1970年代石油价格的波动几乎不是随机的。因此，事实上Du Pont公司更可能期望通过这种兼并来规避其他可能的风险。

二、市场圈定动机下的纵向一体化

在纵向一体化的研究中，寡头垄断厂商还可能为保持或扩大其市场势力而进行纵向一体化，如打造进入壁垒、排他、提高对手成本等等，对此我们统称为市场圈定动机^[3]。

当下游厂商兼并了一个上游投入品供应商并拒绝供应给其下游竞争者时，纵向一体化公司可能导致竞争对手的投入品成本的提高，并因此获得下游市场的优势。这是Salop和Scheffman（1987）提出的“提高对手成本”的观点。在极端的情况下，纵向一体化的厂商可能拒绝将投入品出售给竞争对手，如果投入品对于下游的生产是必需的话，这就可能从下游市场中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去。

但Salop和Scheffman的观点遭到了批评。批评者认为，一体化公司排除下游竞争对手并非有利可图，独立供应商也不可能有提高价格的激励，即使他能够提高价格，受排挤的竞争对手也会使用大量反策略以做出应对。

Salinger（1988）使用连续寡头且纵向一体化与非纵向一体化厂商共存的模型证明了纵向一体化并不必然导致非一体化厂商的市场圈定。Ordover、Saloner和Salop（1990，以下简称OSS）更是设计了完全的但易处理的模型来评价纵向圈定理论。OSS将纵向圈定定义为：当未一体化的下游竞争对手被排除于一体化公司的投入品供应之外时，以及当未一体化的上游竞争对手被排除于出售给一体化公司下游部门之外时所产生的效应。他们证明，在给定下游公司的收益随着投入品价格而增加的条件下，纵向圈定确实出现在均衡中。但OSS的分析取决于市场结构的特性。成功圈定的核心条件就是未一体化上游公司的收益超过下游公司的损失。Chemla（2003）证明，向下游扩张垄断势力的激励与公司间特定的讨价还价博弈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纵向一体化的激励取决于市场环境。

以上纵向一体化的圈定效应研究没有涉及上下游厂商的专用性投资问题。如果考虑到交易关系中的专用性投资，纵向一体化安排显然会更有利于投资方，其纵向圈定的动机也可能会更加强化。

Hart和Tirole（1990，以下简称HT）系统分析了当需求或供应存在限制时纵向一体化的激励。他们研究了三种情况以反映一体化的不同动机。情况1：事后垄断，即一个相对有效率的上游企业兼并一个下游企业以限制下游市场产量。情况2：稀缺需求，即下游厂商只有有限的投入品需求。那么一个上游厂商可能会兼并一个下游企业以确保它只购买自己的产品而不从其他厂商那里购买。情况3：稀缺供给，即上游厂商相对于下游厂商的需求存在产能限制。此时，为了确保上游厂商把稀缺的资源供应给它的下游合作者而非其他下游厂商，上游和下游厂商就会一体化。

Bolton和Whinston（1989，以下简称BW）将纵向一体化的交易成本或不完全契约分析扩展到多边框架中，研究了纵向一体化确保供应的动机。BW证明，从非一体化（每一家公司都是独立的）到纵向一体化（一家下游公司被上游公司联合拥有）的转移是通过在被一体化的下游公司中增加投资、供应模式转到内部供应以及非一体化下游公司的收益减少来完成的。因此，该模型中的纵向一体化涉及外部性和市场圈定。

正如Reiffen（1992）指出的，OSS关于“纵向一体化能够对非一体化下游公司做出价格承诺”的假设是不可信的，而且他们也没有解释这一承诺是如何达到的。Choi和Yi（2000）提供了使这种承诺能够实现的机制。他们证明，（部分）纵向一体化改变了一体化公司涉及投入品规格的激励；一体化公司将其投入品规格从通用的转向专用于同一个一体化结构的下游公司。这可能通过考虑与专用投入品选择有关的外部效应来解释。

Church和Gandal（2000）在计算机系统市场中（最终产品由硬件和互补软件组成）考虑了圈定的可能性。在他们的模型中，圈定可能是一个均衡结果。Chen（2001）讨论了纵向兼并理论所忽视的一个问题：纵向一体化不仅改变了上游公司的定价激励，也改变了下游公司的定价激励以及竞争对手选择投入品供应商的激励。纵向一体化创造了被一体化公司与其下游对手之间的多市场相互作用。

一些实证研究检验了产业中存在的纵向一体化的市场圈定动机。Mancke（1972）研究了美国钢铁公司的案例。他发现，在该公司成立以前的1896—1900年间，Carnegie和其他大型钢铁生产商快速实施后向一体化进入了铁矿石生产领域，并导致随后的铁矿石价格快速上升。Parsons和Ray（1975）进一步讨论了这一事件，并认为，美国钢铁公司对铁矿石储量的控制形成了进入壁垒，并长久保持了该公司的优势地位。在这一时期中，美国钢铁产业的集中度出现了快速上升。最近，Chipty（2001）实证地研究了有线电视产业中节目制作与发行环节之间的纵向一体化的影响。他比较了一体化市场与非一体化市场下的消费者福利，得出的两个一般性结论是：第一，一体化运营商倾向于排斥对手的节目，即特定节目不能接入到纵向一体的有线系统运营商的发行网上；第二，由于相关效益，纵向一体化不会伤害，反而可能实际上有益于消费者。

三、新古典下的纵向一体化与交易成本理论

在以上新古典视角的纵向一体化解释中，实际上，只要假设不存在与内部组织有关的额外成本，几乎任何的市场不完全性都必然创造纵向一体化的私人动机。然而，该解释却忽略了内部组织成本和替代现货市场契约或纵向一体化的更复杂契约的其他成本。原则上，交易成本框架应该能够系统地涵盖这些竞争不完全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因为它们也强化了纵向一体化的动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交易成本理论的重点是在寻找对纵向一体化和非标准纵向约束不同于传统的纵向和横向外部性、排他、不确定性和风险配置的解释，而不是试图在分析中整合这些考虑。这是未来应该能够矫正的不足（Joskow，1991，2002）。

四、评述：纵向一体化的规制及其政策含义

从以上综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的成果均反映出，厂商的策略选择动机及其市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其所处的市场环境。但总体而言，确保供应动机下的纵向一体化通常能够消除买方垄断的无效率并增加其利润，这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而排他性动机下的纵向一体化却可能导致不同的市场效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圈定动机下的纵向一体化是否有损于社会福利取决于市场环境。有时，这种市场圈定甚至是促进社会福利的，例如，在Emons（1996）的模型中，非一体化不仅是有效的，而且对下游厂商来说，完全依赖于市场而不是实施纵向一体化的绩效反而会更好（也可参见McAfee，1999）。因此，限制纵向一体化的政策对于下游厂商反而是有利的。

由此可见，对于针对纵向一体化的规制政策的制定者来说，识别纵向一体化的动机可能是重要的，但或许更重要的是识别纵向一体化的社会福利效应。这成为规制机构面临的难题。也正是由于纵向一体化福利效应的不确定性，在具体案例中，论辩原则（Rule of Reason）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