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方向中所蕴含的理念

第三节　英美方向中所蕴含的理念

厘清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的特征后，有必要重点谈谈英美所代表的那个研究方向。因为在笔者看来，新经济史革命不是“空穴来风”。它是传统经济史研究早已存在的某种理念的继续，也可以说是一种演化。这种理念由众多学者的思想和行动所构成。正是他们，最终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如陈振汉所言，“由经济学理论来规范或指导经济史研究在英国既然已经早就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共同要求，在美国，60—70年代新经济史学派要出来叫嚷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替代经济史研究就不足为怪了。”⁽¹⁵⁾此处，从三个角度来阐述这种方向中所蕴含的理念。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不菲薄经济学理论

传统经济史研究虽然强调历史方法，但并不是说没有学者主张或采用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经济史。事实上，罗杰斯(J．E．Thorold Roders)、坎宁汉、阿什利(W．J．Ashley)、赫克舍尔(Eli F．Hecksher)、波斯坦(M．M．Postan)、阿什顿(T．S．Ashton)、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等人都主张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并践行之。英美的早期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学保持着相对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可以从研究者的身份上体现。在英国，传统经济史研究者大多都在他们学术生涯中的某一时段有过教授经济学的经历。比如，罗杰斯在进入牛津大学之前，曾在伦敦国王学院担任过政治经济学教授。阿什利从美国回来之后，在伯明翰担任商业史教授，同时研究贸易学。坎宁汉也曾经是伦敦国王学院的教授，而且与马歇尔竞争过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职。克拉潘(J．H．Clapham)曾是利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汤因比(Arnold Toynbee)去世较早，但也讲过经济学。这些人当中，只有昂温(George Unwin)没有教授经济学的职业经历。他在接受了初等教育之后，便做了制帽商人的学徒，到20岁时才靠奖学金接受了高等教育。后来到德国留学，受到新历史学派领军人物——施穆勒的影响，回国后为一位议员担任秘书，余暇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在美国也可以从经济史学家的身份上看到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紧密联系。比如开拓者邓巴、陶西格以及后来的第三代经济史学家厄什(Abbott P．Usher)等人的身份。邓巴本人就是政治经济学教授，他讲授经济史是顺便。他所看重和提携的陶西格更是一位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一位具有历史眼光和思维的经济学家。他著述的一半都是关乎国际贸易的，他还和学生讨论计量经济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理论。熊彼特对陶西格评价较高，在熊彼特将要离开人世时出版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中，收录了10位经济学家，陶西格便是其中之一。厄什本人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擅长计量分析。

这些“双重身份”表明英美的经济史和经济学关系相对密切，同时，也说明英美的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能够和平相处、相互学习。事实的确如此。1891年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成立的时候，经济史学家占有一定比重。他们的建议总会引来经济学家的“侧耳聆听”。无论他们做出什么论断，都会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尊重。尽管有汤因比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尽管有阿什利对经济学理论作为普遍真理的质疑，尽管有马歇尔和坎宁汉的争吵，但在英国缺乏德奥“方法论之争”的那种激情。英国的经济学不断发展，同时，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也让经济史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经济学家们明白:经济史是经济学的经验守护者。英国的经济史学家也不刻意靠近历史，他们觉得描述和分析经济史离不开经济学理论。美国也是如此。在那个国家，经济史学科本来就有很多设在经济学系。

经济史和经济学的和谐关系使人们乐于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从早期的瑞典经济史学家赫克谢尔(Heckscher)，到英美的第二、三代经济史学家都有所体现。赫克谢尔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受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影响。赫克谢尔在国际贸易领域非常有名，提出了赫克谢尔—俄林定理(H－O theory)。当然，他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赫克谢尔在1909年受聘于新成立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院时任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并且还担任新成立的经济史研究所所长。他成功地让经济史研究成为瑞典各大学的一门研究生课程。可以说，瑞典的经济史学科从赫克谢尔开始。他最负盛名的著作是1931年出版的两卷本《重商主义》(Mercantilism)。除此之外还有:《大陆系统:一个经济学的解释》、《古斯塔夫王朝以来的瑞典经济史》《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及其它解释》等。赫克谢尔主张运用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经济史。早在1926年，赫克谢尔就阐明了自己的这种观点。他在经济史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呼吁运用经济理论来研究经济史》⁽¹⁶⁾。他认为，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因为，研究、选择问题与搜集资料均离不开理论的设想。他说:“没有理论，历史研究只是徒然的劳动，没有用处。”⁽¹⁷⁾这是第一个旗帜鲜明地表明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人。赫克谢尔认为，共同的经济规律是普遍存在的。经济规律在任何社会均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理论的复杂性不同。比如，在古代的无货币社会，只能运用简单的经济学理论，货币理论就派不上用场。但在现代的有货币社会，简单理论就显得不足，需要更复杂的理论。因此，抛弃理论进行历史研究是不对的。《重商主义》是赫克谢尔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代表作。可以说，赫克歇尔通过经济学理论对史料提出了更广泛的问题和假定，对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研究，从而在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学理论之间架起了桥梁。

英国著名的第二代经济史学家波斯坦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利用经济学理论。波斯坦的最大学术成就是以主编的身份编纂了《剑桥欧洲经济史》。虽然波斯坦引领众学者成就了如此伟业，但他始终强调，经济史应该利用经济学理论。他说:“承认经济学理论的作用，用其来说明事物的关系，舍此既不能提出问题，也不能取舍材料，不能菲薄理论研究，而经济史反过来可以检验、证明理论。”⁽¹⁸⁾该观点与其在剑桥的前任克拉潘不同，克拉潘认为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不过是一个没有什么用的“空盒子”而已。作为受过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训练而摆脱了历史学家思想习惯的新的一代经济史学家领袖，英国的第三代经济史学家的代表学者阿什顿于1946年就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时也表达了类似波斯坦的看法。他说:“(历史)资料并不戴着标志内容的袖章……即便是有经验的史学专家，也需用一套大致自成体系的原则作为取舍选择标准……正如渔民需要用一张渔网来区分那些捕去出卖同让它留在海里的鱼一样。但这张网必须成于专门网工之手，而不是随意编制的织物。编织‘经济史学’这个行业的专用网的人就是经济学家。”⁽¹⁹⁾

美国也有类似的主张。比如，前文提到的厄什(Abbott P．Usher)就倡导将经济学理论与统计资料相结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量级人物对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此人就是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熊彼特一生著作等身，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倾注了相当多的精力。在各种方法中，熊彼特对经济史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经济分析有多种技术，比如经济史、统计、理论、经济社会学等。在这些技术中，经济史乃是最重要的。他说:“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²⁰⁾为什么呢?熊彼特列举了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当然，历史应该包括科学分工和专业化以来那些采用不同名称的学科，如史前记载与人种学(人类学)在内。”⁽²¹⁾在阐述经济史、理论和统计之间的关系时，他也指出经济史的重要性。他说:在了解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理论仅仅提供一些工具和图式，统计仅仅是全部资料的一部分。只有历史知识能回答因果关系和机制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历史知识，对时间序列的研究将是毫无结论的，理论的分析也是空泛的”⁽²²⁾。他强调，在经济学分析中，如果单纯使用理论分析，必然要排除许多对分析经济现象有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这会使分析受到损害。弥补的措施是应用历史方法，即在分析中不忽视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熊彼特重视经济史，但绝不菲薄理论，他只是希望将理论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他同意罗宾逊夫人理论乃是工具的说法，认为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有其隐藏在特殊性中的一般性，即个性之中含有共性。如要对共性进行分析，必须要先有一套概念，还要有描述概念之间联系的假说，这些就是理论。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经济史的经验可以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根据，并进而提出新的假设，修正已有的理论，从而深化和引领理论研究。另一方面，理论可以作为方法，为经济史研究提供分析工具，从而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并进而发现新的问题指引经济史研究。1947年，熊彼特在美国《经济史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史中的创造性反应》的论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他们愿意，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可以携手做一次有趣而且有益于社会的旅行，即对经济变革这个许久以来被人忽视的领域进行考察。”⁽²³⁾熊彼特认为:经济史和统计相结合是重要的。对于经济史实来讲，有两个特征，即历史性和数量性。当历史事实可以用统计的时间序列表示出来时，其表述的清晰性提高。进而，通过统计学中介，可以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联系在一起。理论常用数学方程加以表达，数学方程中自变量、因变量就是统计学中的统计量，统计量的数值可以在历史材料中找到。这样，就可以借助于经济计量学完成经济史对经济学理论的检验。

二、数据统计:偶有运用

在传统经济史研究中，语言描述的重要性胜于数据统计。在对待一些数量表现和数量关系时，或者是置若罔闻，或者只是进行一些简单的枚举或说明。传统的经济史学家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定性的描述上，用在说明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上。那么为什么早期的经济史研究会如此呢?有四点原因:

第一，经济史研究关注的现象很庞杂，早期研究中，要把历史事实描述清楚已属不易，以至于还顾不上深入研究数据。从研究对象上看，经济史的视野比较宽泛，要研究的内容也比较丰富。几乎人类社会的任何现象都可以在经济史研究中找到立足之地，包括政治、制度、组织等。唯有如此，才能描述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这就导致了经济史学家对数据的忽视。从研究深度上看，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相对于自然世界来说过于复杂。自然界的物体没有思想，而历史现象中的人是有主观意识的。也正因为如此，梳理出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总结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要知道，在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和发展动力中，多种因素相互交错、相互制约、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有些因素是明显的，有些因素则比较隐晦。因此，分析历史现象，给出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梳理出历史发展的逻辑和动力，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路径，是要花功夫的。所以，经济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定性的描述和分析上，不得不依赖于各种可以找到的理论，甚至要凭藉自己的直觉和想象力。数据暂时还不能在他们思维中占据主要位置。

第二，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的冲击还不大，即所谓科学的理念还没有完全渗透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在兰克时代成为一门所谓的科学，不过那时的科学含义与历史“社会科学化”的含义还不同。那时候的科学意指历史走出神学和文学的樊笼，即历史不再是神学的婢女，也不再与文学相伴。历史研究要建立在对史料的考证和梳理的基础之上，它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告知人们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学者们看来，历史学是人文学科，其特点就是要运用充满文采的生动语言向人们追忆过去，讲述以往发生的故事。历史学家就是讲故事的人，只不过这个故事不能杜撰，必须有史料作为根基。在经济史研究早期，经济史学家就被认为是正确讲述经济发展故事的人。在这种认识下，很难让数据找到用武之地。与语言相比较，数据太死板、太枯燥了。经济史学家除了用数据来证明自己的一些定性说明外，就再也想不起数据的用途了。

第三，数学知识不普及，计量经济学还没有发展起来。在经济史研究早期，数学知识还不普及，学者们还不能熟练地把数学工具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当时，计量经济学也没有发展完善起来。另外，从主观上说，传统经济史学家们对定量方法重要性的认识总体上来说也不够，习惯于认为数学方法不过是一些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在治国方略的建言上没有什么大用。彼时，经济史学家都有梳理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进而使之达到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目的的宏愿。

第四，计算机技术也不成熟。没有成熟的计算机技术，学者们很难大规模地或者说有效率地处理数据。技术的落后也限制了对数据的使用。“巧妇难为无锅之炊”，没有技术做铺垫，再多的数据也不能进入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也没有用。借助于人脑和人手，不可能把有效的信息从大量的数据中挖掘出来。

以上四点，说明了为什么在传统经济史研究时期，数据使用较少。但是，是不是在那个时代，一点数据整理工作都没有呢?也不是。实际上，尽管定量方法在当时不占主流，但也有个别经济史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出身的经济史学家，给予数据以相当大的关注。有些经济史学家，致力于数据的时间序列整理，也形成了一定成果。在传统经济史研究时期，定量方法的使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前一个阶段的进步。

第一阶段，数量研究主要用来处理新发现的数据。当然那些处理也是比较简单和初级的。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是形成了一些价格和人口统计方面的数据资料。比如，罗杰斯的《英国农业及价格史》(1866年发表第1、2卷，1882年发表第3、4卷，1887年发表第5、6卷，他死后的1902年，他的儿子替他出了第7卷)。该书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包含大量有用数据的宝藏。克拉潘虽然讽刺经济学理论是一个空盒子⁽²⁴⁾，但却不讨厌数据。相反，他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整理研究工作。他的《现代英国经济史》即以考证严密、数据精确著称⁽²⁵⁾。另一位社会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的英国经济史则以人口、土地、价格的深入考察闻名于世⁽²⁶⁾。

第二阶段，数量研究有了多方面的进展。首先，数量研究和经济学理论相互促进。一方面，数量研究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尤其是经济周期理论;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也为数据应用拓展了空间，并可以将之用于解释某些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自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以来，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定的波动，这种波动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周期。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且根据不同的标准推定了不同的经济周期长度。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Clement Juglar)、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Joseph Kitchin)、西蒙·库兹涅茨和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分别提出了著名的“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理论。这些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都借助于数据研究，比如生产率、物价、就业率等方面数据的研究。库兹涅茨在推动定量方法运用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著作主要有:《美国零售和批发贸易的周期波动》(1926)、《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1930)、《工业和贸易的季节性波动》(1933)、《国民收入及其构成》(1941)等。他在研究资本主义时，一直强调经验统计资料的整理、加工和分析。他认为，统计学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虽然他不认可自己是一位经济史学家，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的数量研究，对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计量，确实推动了定量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凯恩斯革命以来，宏观经济学理论对货币流通、价格与工资变化的集中考察为数据进一步应用创造了前提。美国的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Hamilton)从货币数量说的角度研究了大量统计资料，并写出《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这本书是“价格革命”研究的杰作。在这本书中，汉密尔顿指出，16世纪金银输入量的增大和商品价格的上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美洲金银是西班牙“价格革命”的主要原因。其次，定量方法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W．W．Rostow)的灵感来源于库兹涅茨的早期著作《生产与价格的长期运动》(1930)。他认为库兹涅茨后期的总量研究对于理解和解释经济增长的规律是不够的，需要将总量细化到部门和分支部门。罗斯托强调:“没有适当的总量分解。对增长的研究就是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或带着手套弹钢琴。”⁽²⁷⁾美国第三代经济史学家厄什同样在定量方法上作出了贡献。他利用价格资料所作的14—18世纪欧洲农业的研究，显示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技巧⁽²⁸⁾。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20—30年代之所以定量研究不断深化，是与一战结束所导致的金融秩序的混乱、物价的大起大落等现象相关的。金融秩序混乱，造成价格波动。人们乐于并试图挖掘这些数据变化之后的意义。总体说来，这一时期的定量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

三、关注长期经济发展演化⁽²⁹⁾

在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关注长期经济发展演化的情怀一直存在。亚当·斯密试图通过经济史研究来向世人告知交换、分工和专业化对人类福利的增进大有帮助，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做注脚，为自由市场经济摇旗呐喊。英国经济史学家阿什利曾言，经济史应该尝试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要对社会经济生活所运行的轨迹进行一般归纳。这种提议被英国学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呼应，晚年他写出自己最为得意的作品:《经济史理论》(1969)⁽³⁰⁾。该作品试图给出一套适用于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史理论。希克斯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像历史主义那样，一味追求特殊性和偶然性。历史本来应该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但同时也有其必然性，是偶然和必然的统一。历史学家的经济史研究往往追求那种偶然性，而在希克斯看来，其中的必然性才是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唯如此，才能揭示经济发展中的必然规律，经济史研究才有意义。美国的罗斯托教授也为经济发展总结了一套理论，并称之为经济增长阶段论。当然，经济史学家的某些概括也不一定正确，也会受到质疑。比如，中国经济史学者吴承明认为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主要源于英国经验。他所概括的经济史理论很难说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就与英国有很大不同。罗斯托的理论也很难说适用于所有国家。正如他本人所言:“增长阶段论是考察现代史发展顺序的一个武断的和有局限性的方法，而且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方法。事实上，增长阶段论的目的不仅是要描述现代化顺序的一致性，而且也同样地要说明每个国家经历的独特性。”⁽³¹⁾然而，这些思考、观点和质疑无疑都显示了经济史学家关注长期经济发展演化的情怀。这种情怀实际上也作为学科的基因遗传到新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中。

【注释】

(1)这似与熊彼特的观点相左，熊彼特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史学家的技术好比是经济分析这辆大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2页。

(2)Peter Temin，“Economic History in the 1980s”，The New History: the 1980s and Beyond，eds．Theodore Rabb＆Rotberg(Princeton，1982)，p．179．

(3)英国史学家斯科特(Ernest Scott)认为:“历史方法包括:第一，由确立事实与或然以探究过去的真理;第二，批评确立真实与或然的证据，将相关证据逐一比较;第三，个性与动机的推断;第四，严格的纪年，关注事件的结局;第五，分析原因;第六，避免以古鉴今的谬误;第七，尽量从当事人的观点，以看发生过的事情，只以后人的观点衡量往事，扞格难通;第八，了解历史人物行为的哲学基础，亦即他们行事的观念;第九，叙事;第十，鉴定的良好习惯的实习。”转引自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4)史实不同于史料，史料是过去人类思想和行为所遗留下来的陈迹，包括遗物、记录等。史实是历史学家发见的，具有意义的特征史实。参见王尔敏:《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47页。

(5)后现代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历史是推论，是意识形态的化身。史学家的语言游戏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没有两样。

(6)笔者认为，经济史与历史经济学不同。经济史的重心在于“史”，历史经济学的重心在于“经济学”。历史经济学的含义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经济学，或者说以历史方法为主要方法研究经济学。在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中，这种历史经济学的思路曾经存在。德国历史学派实际上都是历史经济学家。他们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利器也是对历史方法的强调。他们认定，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只有适合本国国情和历史的历史经济学。典型的代表如威廉·罗雪尔(W．Roscher)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他试图把萨维尼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的历史方法移植到经济学研究中来，并认为“这条道路是通向特别美丽而又丰饶的领域的”。德国历史学派成就了经济史，这在经济史学史上是公认的事实。今天，还有学者不断讨论历史经济学，认为它是人文研究和经济研究的一个桥梁。借助于历史经济学，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分析和视野上的局限，可以重新思考经济学。

(7)李斯特认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都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希尔德布兰德提出经济发展阶段的过程是实物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新历史学派的毕歇尔，提出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封闭经济(种族社会和中世纪庄园)，第二阶段是城邦经济(指城市兴起以后的西欧)，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工业革命以后)。

(8)［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48—155页。

(9)参见［法］布劳代尔(布罗代尔):《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收录于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99—817页。

(10)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西米昂著有《价格总体运动研究》(Researcheson the General Movement of Prices)，拉布鲁斯著有《18世纪法国价格运动与财政论稿》(Sketch of the Movement of Prices and Revenues in 18^th－Century France)。这两部著作都体现了法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对数据和统计的重视。

(12)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体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统一。

(13)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保留了对德国历史学派的赞赏态度:人们对历史学派及其别国同僚们的工作给予多高的评价也不为过。他们在追溯和解释经济习俗和经济制度的历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成就之一。1899年，马歇尔曾经写信给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海文思(William A．S．Hewins)，讨论学院的经济学课程，海文思是历史主义的支持者。马歇尔说:事实上，我是一个庸俗的人，我认为经济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方面，我对纯粹的理论缺乏尊重(除了作为数学或者数量科学的分支之外);另一方面，我对没有高等分析帮助的信息的粗略搜集和整理也缺乏尊重，而这种粗略搜集和整理有时候据称是经济史的一部分。

(14)笔者认为，历史主义是德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历史主义拒斥理性，认为历史与自然科学不同，而且强调历史是理解人类事务的唯一指南。历史主义的哲学和方法论渗透到德国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之中。参见［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著，彭刚、顾杭译:《德国的历史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15)陈振汉:《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16)欧洲专门研究经济史的刊物最早是英国的《经济史评论》(1927)。在此之前，1926—1929年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有一个经济史副刊，每年发行一本。

(17)转引自陈振汉:《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18)转引自陈振汉:《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19)转引自陈振汉:《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20)［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页。

(2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32页。

(22)J．A．Schumpeter，Business Cycles: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Vols．2，New York and London:1939，Vol．1，p．220．

(23)Joseph A．Schumpeter，“The Creative Response in Economic Histor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7，No．2(Nov．，1947)，pp．149－159．

(24)1932年他在英国的经济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经济空盒》，用《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童话，来影射经济理论的华而不实。他说，经济理论就像一个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其中的盒子，但打开一看，什么也没有。转引自陈振汉:《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25)在该书中，作者一共运用了27张图表，并且用统计数字纠正了以往错误的两个观点:一是以往历史学家对19世纪人口增长的漠视;二是以往历史学家对1820—1821年物价下跌，工资的购买力相对上升的误读。克拉潘认为“概括结论”往往经不起经济事实的检验，因而他注重经济史实的陈述，并且致力于统计数字的考证分析，而不仅是阐述自己的观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是在写一部关于经济意见的历史，而是在写一部关于经济史实的历史”。转引自［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中译本前言。

(26)托尼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教育家。曾经先后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并担任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其代表作主要有:《16世纪的土地问题》(1912)、《贪婪的社会》(1920)、《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中国的土地和劳工》(1932)等。其中，《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已经有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27)［美］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版序言，第5页。

(28)参见吴承明为日本经济史学家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所做的序言。

(29)这种理念在德法等国家所代表的那种方向中表现更为明显。从德国的马克思到法国的保尔·芒图，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从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到第二代，都对长期的经济发展演化倾注了感情。布罗代尔提出了“长时段”，而且他认为，马克思本质上也是一位研究长时段的理论家。

(30)希克斯是20世纪顶尖的几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1972年，他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原因是他们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的贡献。希克斯虽然不是经济史学家，但他对经济史早就怀有兴趣。他做研究生时的导师是经济史学家科尔(Cole)，到南非讲授英国中世纪经济史时用的是艾琳·鲍威尔(Eileen Power)的笔记，之后在伦敦大学做讲师时也与波斯坦一起讨论问题。后来，他退休之后在英国第三代经济史学家阿什顿的敦促下不断研究经济史，或者与经济史学家沟通讨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最终成就了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

(31)［美］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