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管理哲学思想和方法的比较

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和方法的比较

中国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2000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没有在文字上形成一部全面而又自成体系的领导学全书，但是，却创立了许多非常实用的领导哲学。这些领导哲学，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管理、各级政府的管理、军队的管理、家庭的管理、民间组织管理，甚至是非法组织的管理（如上山为寇的造反组织）；在这些管理实践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梳理出比较明晰的脉络。

一、中、西方管理思想比较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自成体系的文化。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采取中、西对比的方法来阐述管理思想的特点。

西方文化信奉“性恶论”，即认为大多数人的本性是恶的；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为公众谋福利的人虽然也存在于人群之中，但这种人似乎屈指可数，其行为不能作为人群的普遍现象而加以归纳和提倡。中国古代的“性善论”则认为，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善的；少数本性无法改造的败类，虽然也难免混迹于人群之中，但这种人亦不代表大多数。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思想。

基于人性本恶的认识，即绝大多数人都是为自己谋私利；并且，只要外部环境允许，就会干对自己有利而不利于公众的坏事。所以，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主要原则是：使人没有办法干坏事。

由于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即绝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好的；人之所以会做坏事，是因为某些不良的因素掩盖了人的善良本性。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主要原则是：设法去掉这些不良因素。

我们把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与西方近代管理思想进行比较，尽管在年代上似乎不相匹配，但是，其共同点在于：这两种思想，是形成中西方管理模式泾渭分明的核心所在；从这两种思想的研究入手，才能比较全面地看清中西方管理的经脉。为了方便研究，此处忽略了年代时间上的不匹配。

二、中、西管理手段比较

（一）以利益机制为核心的西方管理手段

西方管理曾经十分强调利益机制，故政府与企业的绩效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十分丰富，成果也非常多。同时利益的内涵也从物质领域扩展到了心理领域。利益的时间范围也从现实利益扩展到了潜在利益（如期权期股）。利益机制进一步分为强化（阳）和惩罚（阴）。强化与惩罚在第六章详细论述。下面先谈一下“制约”这一西方管理思想的典型内容。

为实现“使人没法干坏事”的管理目标，西方管理采取的主要手段便是建立互相制约的机制，即西方近代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制约。比如，美国的“宪法之父”富兰克林在起草美国宪法时，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美国国家权力机构的设计，就是要假定——不幸选举出了一个“恶人”当总统；而这个总统在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当中，无法或者很难干坏事。虽然，“恶人”当总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美国国家权力机构的设计，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另外，人们即使在选举过程中选出一位“好人”当总统，但是由于缺少外部制约，“好人”总统的自私本能也会暴发，也完全有可能利用公共权利为自己牟私利。所以，人们只有通过组织机构的制约，来压抑各种私欲的暴发。比如尼克松的倒台、克林顿的审判都说明了这一事实。西方的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机构设计，也都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假设：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是有可能干坏事的。

有一段时间，有许多美国人提出，在管理中要提高对人的信任，其原因就是因为在美国管理中对人的信任太少；可以与之相比拟的就是好莱坞的电影老是推出激动人心、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其原因也就在于现实的美国社会中这种爱情太少了。

在这种理念支持下，导致美国企业的管理监督控制措施是比较严密的。

比较一下欧美以前的会计制度与中国以前的会计制度就可以看出两种观念的差异。复式记账法与会计和出纳分设制度是西方的发明。它隐含的前提是：因为人性是本恶的，设一位管钱的出纳就应该设另一位会计监督他，否则贪污是必然的，此谓钱账分离。而中国古代的账房先生多是一人的（也有分离式的，但较少），因为人性本善，此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文化差异，可见一斑。

（二）以思想教育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管理手段

为去掉人性中的不良因素，中国古代采取的主要管理手段便是对人进行教育，即中国古代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对人进行强迫教育；通过教育来去掉人的私心杂念，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中国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教育的手段当中，科举制度就是典型体现。一个人通过十年寒窗，苦读那么几本“四书五经”，书上反反复复讲的又都是“忠孝仁义、忠君报国”一个道理；一个文人通过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数十年的死读书，必然把忠君报国思想观念溶化在自己的血液里，深刻地体现在行动中；然后，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才能成为合格的国家栋梁。所以，中国古代的各级官员，总体上具备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却能够建立起庞大的、统一的国家，而且统一的时间很长。这种现象，在同时代的其他国度从来没有产生过。其他文明古国——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阿拉伯帝国、古罗马等等，其强大与统一的历史都是瞬间的辉煌。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较高忠诚度的官僚群体。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主政的皇帝经常昏庸无能，却依然能稳坐皇位、颐享天年；国家也并未因皇帝的不理朝政而四分五裂，各级政府机构照常运转；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门的各级官员，都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饱学之士，他们满脑子忠君报国、君臣大义、存天理灭人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官员造反的概率当然是比较小的。

据史料记载，明朝万历皇帝40年不临朝，其政权依然坚如磐石；万历皇帝幼年的时候，首辅张居正手握大权，完全有机会与能力取代皇上而自立；但是他根本没想过这样做。诸葛亮当然也完全可以取代阿斗当皇上，但他也没这样做。曾国藩手握天下重兵，但他一心死保清朝。试想：仅仅就那么几本四书五经的“小册子”，再加以官禄功名的诱惑，促使中国古代的有志之士翻来覆去读上十几年，那么，这些读书人必定是对书上的内容信以为真了。历史上的“铁杆保皇派”，在知识分子当中所占的比率远远高于工商、农民、市民阶层，其中包括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张煌言等，都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当代人对中国历史中那段“死读书”的情景，抱有强烈的反感情绪，认为集毕生之才华、精雕细琢于几篇八股文，迂腐至极，十分可笑。其实，他们是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八股文”的作用，在于使人读书的主题仅限于“四书五经”，而“死读书”的作用，又在于使人牢固形成忠君报国的思想；从维持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这个意义上说，“死读书”、“八股文”是有积极意义的。被当代史评家赞誉为明君的清朝乾隆皇帝，就曾对科举制度以及八股文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所谓：淳人心、正风俗。当然，科举体制抑制了人的创造性，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科技与经济在进入近代史以后，开始走上日趋没落的黄昏之路。

（三）中国古代思想在近代中国管理中的表现

近代中国非常高度重视教育的作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代中国还经常出现对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教化行为。这种教化，常常希望把民众都改造成“雷锋式”的人物，这和古代“人皆尧舜”的思想如出一辙。教育民众的方式，也始终走不出“八股文”的窠臼，亿万民众只学习几个小本本，通过强迫灌输、反复教育，再佐以跳所谓“忠字舞”、唱所谓“语录歌”，激发民众不断地从灵魂深处暴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政府倒确实达到了“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的管理目的。

又如在我国十年“文革”期间，在广大农村由政府部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广播网，广播网负责宣传政府政策，宣传的中心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个广播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没有开关的，到了固定的时间不论听众是否乐意听，广播就开始为“文化大革命”歌功颂德，经过长年反复宣传后，人民就真的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上述举例涉及十年“文革”，“文革”是应该否定的，这里仅仅是从学术角度指出“文革”存在着思想教育且效果比较大的事实，以便读者理解，但“文革”中的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不正确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思想教育是不可取的，但这种思想教育的技术在教育目的正确的前提下还是有作用的。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管理强调教育，通过教育来改造人的思想，这一理念一直延续至今；近代西方强调制约，通过制约来扼制人的私心杂念。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目前，两种管理哲学有逐渐融合的趋势，在实际的管理工作当中，可以综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