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哪一年爆发

一、研究的缘起

东亚金融危机自1997年爆发至今已经8年有余。在这8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就中国而言，在成功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之后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这一切表明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高。就世界而言，在全球经济低迷徘徊的同时，各地纷争迭起，战乱频仍，特别是在“9·11”恐怖事件后美国接连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引起了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关注。几年以前的东亚金融危机似乎已经成为历史，被许多人所遗忘。

然而，如果对于大众传媒和时评专栏作家来说，这种遗忘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对于以探求国际和国内政治现象的本质为己任的政治研究学者来说，这种遗忘就意味着未能担负起自身应尽的学术责任。因为1997年的那次危机给世界、给亚洲、给中国留下的历史烙印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在其后的几年中人们无时不感受到它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时是消极的，有时是积极的。因此，尽管在危机爆发初期，各类报章杂志刊载了大量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和评论，同时也有一些耸人听闻、故弄玄虚的研究著作问世，但在若干年之后再次回首，冷静、详尽和客观地分析和研究这一重大事件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正如一位亚洲事务的西方观察家所言：“关于这场危机还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并且也只有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人们才会逐渐对此危机产生更深刻的认识。”^[1]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的王宇也有类似的感言，他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没有停止对那次危机的思考，我总觉得危机背后有一些更深的问题还没有被认识，更谈不上解决”^[2]。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更深入地探讨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历史曾经表明，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能会影响深远，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人们还会饶有兴趣地加以探讨，但是，一般而言，五至十年之后就应该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以获致更加明确的结论。

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世界上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叫嚣一度充斥了各类媒体和大小讲坛。但是，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有力地回击了那些“中国威胁论”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和伊莉莎白·埃克诺米指出，在1996—1997年，一些美国人视中国为威胁，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下一个敌人，“但在最近的亚洲经济危机（1997—1998年）之后，美国人又开始把中国看作负责任的伙伴，可以同中国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与稳定而合作，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迅速地参与了救援泰国的一揽子计划，1998年帮助稳定了港元。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它还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银行和企业改革”^[3]。他们充分地肯定了中国面对和处理东亚金融危机的负责精神。

几乎与此同时，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亦先后出笼，宣称由于中国的经济、金融体制异常混乱和脆弱，一旦面临海外金融投机的冲击，或一旦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就会不堪一击，彻底崩溃。其实，这类“中国崩溃论”并非新鲜理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鲁徇（Lucian Pye）多年以前就说过，中国是一个伪称国家的文明体，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分裂成几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原因是三种潜在的离心力量将导致这种分裂：首先是中国历史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那时地方军阀各霸一方，背叛中央政府；其次是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信仰的失败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最后是中央与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有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削弱了中央的权力，中央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其意志在地方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对此，黄亚生在其论文中已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有力的回应^[4]。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章家敦撰写并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在国际上和港澳台地区被炒得沸沸扬扬。他在书中煞有介事地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分析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并耸人听闻地宣称“中国即将崩溃”。他在2003年4月的一次讨论会上再次放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被迫于2007年完全开放金融门户，大限迫近，4年后将崩溃。对于章家敦的预言，即便是一些美国财界的知名人士也表示了明确的异议，认为“中国崩溃论”只存在于书本中，而不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中。经济学家杨再平等著的《中国唱不衰》更是系统清理并有力回应了“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各种“中国危险论”^[5]。被说成是亚洲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甚至断言：“要是人民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话，中国的银行系统也许已经崩溃了。”^[6]正是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警示作用，中国加大了银行体制改革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

这一切都表明，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为应对危机殚精竭虑，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政策和大量的措施。然而，中国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具体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通过应对危机，可以总结哪些经验和教训？东亚金融危机究竟对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几年中尚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充分的探讨。从政治学的视角，借鉴治理与善治理论的最新成果，运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联系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回答就是本书的努力方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