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状况评析

二、研究状况评析

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和广泛影响，自危机爆发一开始就陆续出现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过程和影响的评论文章和分析著作。斟酌有关文献，其论述视角可总结为“一种区分”、“两类取向”和“三个角度”。一种区分就是将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研究与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过程的研究区分开来；两类取向就是将东亚金融危机作为国内问题来研究的取向与将它作为国际问题来研究的取向；三个角度就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分析和探讨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以及应对之道。

（一）一种区分

由于东亚金融危机严格说来只发生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东北亚的韩国，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因此，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中国的学者，在探讨东亚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关系时基本上都倾向于将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研究与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过程的研究区分开来。这里姑且以两本国内的研究著作为例进行一些分析。一本是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的《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7]，另一本是王梦奎主编的《中国：直面金融危机》^[8]。

何秉孟等主编的《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学者的研究著作。与同类著述相比，它不是一本写真式、描述式或报道式的著作，而是一部深层思考和深度分析的理论专著。尽管作者试图进行相关的政策探讨，并努力使之具有决策参考价值，但是通观全书就可发现，该书除了左大培撰写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分析与对策”部分少量涉及中国问题外，全书的主体部分全部是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研究。上篇是关于危机根源的探讨，包括“泰国：为何首遭劫难”、“印度尼西亚：沦为重灾区的多重缘由”、“马来西亚：投机者该不该负责”、“菲律宾：内因与‘龙舌兰’酒效应”。中篇是分析危机的发展，涉及“新加坡：重灾区中的轻灾国”、“台湾：新台币贬值始末”和“香港：危机中的国际金融中心”三个论题。下篇是研究危机的深化，讨论了“韩国：大财阀战略的误区”和“日本：步履蹒跚的金融改革”。很明显，此著基本没有关注中国应对危机的战略策略、政策措施，只是一本单纯分析东亚金融危机的著作。即便在少量涉及中国的第一部分，也只是在最后一节概括性地提出了我国应对危机应该采取的10条原则。

王梦奎主编的《中国：直面金融危机》是一本中国经济政策分析报告，向读者展示了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和基本走势。王梦奎执笔的第一章“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概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影响，简要总结了中国应对危机的基本情况。他认为，虽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和压力，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由于我国在20年的改革开放中积累了经济实力和宏观管理经验，在危机爆发后应对措施得当，因而能够在这场波及全球的危机中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凸显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加强了中国在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中的地位。我国经受住了这场危机的严峻考验”^[9]。其余的十二章分别阐述了中国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收支调节与外汇政策、公共投资政策、农村政策、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外贸和外商投资政策、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科技和教育政策，并预测了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本书的作者都是活跃在中国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机构以及经济领导机关的专家学者，这就很自然地使得他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各项政策措施上。

（二）两类取向

东亚金融危机从总体上来看究竟是属于国际问题还是属于国内问题，沿着这一思维路径形成了两类东亚金融危机的研究取向。其一是东亚金融危机研究的国际取向，即将东亚金融危机看作国际问题，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等方面分析原因，探寻防范对策；其二是东亚金融危机研究的国内取向，即将东亚金融危机视为国内问题，从各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发展战略等方面寻找危机的根源，研究救治之道。

东亚金融危机研究的国际取向可以在亚历山大·兰姆弗赖斯、乔治·索罗斯等人的著作中发现。兰姆弗赖斯将1982年到1983年的拉丁美洲危机、1994年到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统称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并认为“这四次危机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10]。乔治·索罗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国际金融体制自身的问题是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他分析说：像东亚这样“如此成功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为何会在顷刻间就变得一无是处了呢？我们如果不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入手，就很难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事实是，亚洲金融危机并不仅限于亚洲，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波及了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这更强有力地说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存在于国际金融体系自身之中”^[11]。因此，索罗斯认为，根治金融危机的有效对策就是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建立开放社会。

与上述国际取向相对应的国内取向也有许多理论代表。其中，王自力的论文就是一例。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虽然从表面上看是突发忽至，但实际上都有深层的、长期的原因和制度机理方面的因素，即反市场的国家主义的经济体制与驱动型起飞竞赛的发展战略。由于这种体制和战略的影响，所有的资源都按无制约的国家意志而不是经济效应来配置，所有的信贷都按腐败规则而不是商业规则来进行，因此，其宏观经济与产业结构必然泡沫化、畸形化，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必然偏颇失误、坏账成堆，从而危如累卵，玄机四伏。那种把危机的责任全推给外国投机者、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社会的论点，不过是失职执政者的托词^[12]。这样，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治本之策就是对体制和战略进行改革和调整。

（三）三个角度

无论是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探讨，还是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过程的分析，无论是国际问题取向，还是国内问题取向，在对东亚金融危机和中国应对危机的研究中，一直存在三个研究角度，即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探讨东亚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东亚金融危机本身是一场经济危机，因此从经济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应该说是顺理成章。事实上，在危机爆发以后，的确出现了大量从经济角度对东亚金融危机的研究。在中国，早在1997年11月27日就由《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主办过“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经济模式”主题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官员分别来自国家计委、体改委、财政部、证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银行、中信公司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是清一色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从1998年第1期和第2期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来看，从经济的角度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探讨占有压倒优势。例如，第1期中的论文有朱文晖、王玉清的《东亚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新格局》，秦海、李宝民的《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温铁军的《国际金融风潮与中国的“资源资本化”》，杰弗里·萨克斯的《谁来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第2期中的论文有朱文晖的《东亚经济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王健的《亚洲金融风暴与98年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势》，黄卫平、朱敏玉的《金融危机与中国涉外经济政策——兼论中国赴东南亚收购的时机与紧迫性》，金岩石的《人民币贬值与否的政策选择及其政治后果——兼论集权政治下发展危机的形成机制》，樊纲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教训：政策、制度与危机应对》^[14]。在所有这些论文中，只有金岩石的文章附带讨论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政治性质^[15]，其余的基本上都是纯粹经济研究性质的论文。

随着对东亚金融危机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从政治的角度反思东亚金融危机的性质和影响。王逸舟从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层面以及国家外部的国际关系层面，探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及影响，揭示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难题，考察了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由此出现的新变化。他认为，从政治学角度透视，亚洲金融危机也是一种政治危机，或者说，是全球化条件下对国家的政治战略、政府的应变能力和政治家的智谋胆识的一种严峻考验，因此，“纯粹经济的甚或金融货币的因素是次要的，而社会的，尤其是政治的因素才是解决问题的枢纽”^[16]。日本的著名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高原明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应对政策和措施进行了分析，着重讨论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特别是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加强经济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强化金融监管力度等方面的问题。他最后总结道：“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的加深，国际经济与外交的联动加强了，外交重要性的上升又强化了外交与内政的联系。”^[17]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斯特法尼·劳塔德（Stephanie Lautard）甚至直截了当地将亚洲金融危机看作一场政治危机，认为“亚洲危机在中国的真正性质与其说是经济的不如说是政治的。结果，它对包括北京在内的亚洲体制的全面转型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

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循序渐进，层层深入，反映了人类思维的一般倾向。当需要从更深的层次挖掘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时，一些学者就把目光投向了文化层面，开始注重对东亚金融危机进行文化反思。顾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他说：“泡沫经济、裙带关系和政治腐败构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而其更深层次的因素则是东亚文化的某些落后的传统。”^[19]东亚文化是团体导向的文化，不同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文化。东亚企业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东亚团体导向文化的一个缩影。一般而言，团体导向的文化不大强调个人权利，不大重视个人的创造性、选择自由和政治民主权利，在社会政治文化和法治环境方面也缺乏公正性和透明度，因而容易在团体价值的掩盖下滋长官员权力的膨胀和政治腐败。东亚文化中的团体导向发展成为裙带关系资本主义，东亚金融危机正是裙带关系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明显信号。德怀特·珀金斯、白鲁徇在探讨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根源时，也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东亚经济政治发展中的裙带关系等问题^[20]。

上述各种研究按不同领域、以不同取向、从不同角度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影响以及应对之道、防范之策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我们加深理解、提高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同时，它们也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发现，对于从政治学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来说，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时至今日，并没有相关的论著对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探讨。以往的研究一般都倾向于将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探讨与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过程的探讨区分开来，其中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均占有绝对优势，而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过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即便在现有的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许多一般性的研究中，也存在诸如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指导、缺乏综合的系统分析、缺乏实证的资料支持等多方面的问题。

因此，本项研究的目标就是以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为研究对象，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联系的理论框架下，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治理的经验和规律。这项研究将结合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研究与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过程的研究，综合东亚金融危机研究中的国内问题取向与国际问题取向，整合东亚金融危机研究中的经济分析角度、政治分析角度和文化分析角度，开拓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新领域，展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