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的背景

第一节　东亚金融危机的背景

东亚金融危机与苏联解体被列为20世纪末世界的两件头等大事。危机的爆发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下面着重从经济金融全球化和战后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两个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如果说冷战遏制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那么，苏联解体之后，世界范围内以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政治对抗和军事对峙趋于缓解，经济问题则随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心。基于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国际贸易大幅增长，资本在国际间大量流动，信息社会悄然而至，“地球村”逐步成型。所有这一切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国际政治方面的条件和经济及技术方面的后盾，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有商品和劳务的自由贸易，更有资本的自由流动，各国的利率、汇率和股票价格都密切相关。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尚不足以造就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生产要素也必须能够相互交换。与投资实业相比，金融资本更具流动性，所以它后来居上，迅速占据优势地位。金融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向回报更高的地方，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又助长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由于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地区要比边缘地区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因此，大量资本源源不断地被吸入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然后再以信贷和组合券投资的形式直接地或者通过跨国公司间接地把这些资本输送到边缘地区，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循环体系。索罗斯断言：“只要这个循环体系充满活力地运行着，它就能够征服所有的当地资本。”^[1]

事实上，资本自由流动也为期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经济活动基本局限于国家的范围之内，国际贸易的规模很小，直接投资和金融贸易尚处于停滞阶段。大战结束之后，国际贸易最先恢复生机，随之而来的是直接投资。当时，许多国家的货币不能完全自由地兑换，再加上许多国家对资本交易严加控制，因此，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当缓慢。对资本的管制也有一个逐步放松的过程，即从金融市场和银行业都被国家严格管制到国际证券交易开始逐步走向自由化，直至欧洲共同市场形成，美国的投资者开始购买欧洲的证券。不过，即使在1964年的美国，经肯尼迪总统提议，还通过并颁布了向购买外国股票的美国投资者征收“利息平衡税”（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的法律。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国际银行贷款出现了突发性的增长，被认为是金融全球化的第一次具体表现。此后，全球化的地域范围一直在扩大，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工业化世界”的地区，笼统地说，就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范围，80年代后半期开始延伸到拉丁美洲和东亚，90年代则扩展到了中欧和俄罗斯。国际信贷的繁荣期因1982年国际债务危机而告终，但此时国际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已经形成。

此后，金融机构在国外的业务规模不断增长。银行的跨境或以外汇操作的业务逐步扩展。机构投资者自然紧随其后，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日趋活跃，尤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对冲基金更为引人瞩目。

从1983年开始，全球经济经历了一个几乎没有间断的很长的扩张期。尽管也偶有危机，但国际资本市场已经得到了加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证券化进展特别迅速，直至90年代末，美国的金融系统真正变得“以市场为中心”了，而“以银行为中心”的体系仍然主宰着欧洲。对银行而言，证券化使持有证券在资产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资产也更易于交易，原先借贷者之间既透明又稳定的关系消失了。

金融全球化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形成了国家或地区之间、市场之间、金融产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三重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还处于信息系统和通讯技术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生活在一个单一的、集中的、覆盖全球并高度竞争的金融市场中，也还没有生活在一个基本上取消了管制、不再有资本控制、大家的共识会成为游戏规则的金融市场中，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最终能否达到这一状态。另外，全球化意味着缺乏经验的金融从业机构越来越多地加入其中，它们无法确定的行为甚至有可能牵着较有经验的机构的鼻子走。羊群行为可以从各个方向蔓延开来。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频受到金融危机的侵袭，如1982—1983年拉丁美洲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MarkⅡ”危机、1997—1998年的东亚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应该说，这些危机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也暴露了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脆弱性。

当全球的金融市场趋于自由化及国际化已成为无法改变的趋势时，在全球金融投资家及投机者眼中，各国的货币就如同股票，汇市相当于全球最大的股市。与此同时，电脑与通讯科技的推波助澜，使金钱以光速在全球流动，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很难置身其外。今天，有人手提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部移动电话，就可以打败一幢高楼大厦里的知名企业，更有甚者，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2]。但这只是外因，说明蕴藏着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只有当它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内因相结合，才能引发真正的危机。

（二）东亚经济的“奇迹”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东亚地区掀起了一场历史罕见的经济发展的浪潮。各国竞相制定经济发展第一的战略，利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并加强国内的政府指导，使得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水平，创造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

日本是战后东亚首先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从195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以10％以上的高速度增长，迅速完成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追赶。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度超过美国。从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抓住了美、日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变的契机，利用自己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开始了经济起飞。出口导向轻工业的发展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带动了整个经济发展。70年代，四小龙再次利用美、日等国转移部分重化工业的机遇，提升了产业结构，使竞争力大为增强。面对80年代国际经济形势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四小龙采取了灵活有效的应对政策，进一步引进新技术，重点发展电子产业，积极对外投资，转移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开拓新的市场。这就使得四小龙保持了长期的快速经济增长，成为富裕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东盟四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工业化落后于亚洲“四小龙”。但它们很快抓住了机遇，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展了资源加工型出口导向工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了造纸、化肥、炼油、橡胶、水泥、造船、钢铁等重化工业；80年代中后期利用日本和“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东盟四国再次调整经济结构，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尤其是家用电器、电子和汽车零部件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带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东盟四国经济从70年代开始起飞，借助大量外资和先进国家的产业转移，经过20多年的发展改变了落后状况，成为充满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新兴国家。直到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东盟四国一直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3]。

中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但过去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状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赶超战略。通过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国基本上建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78年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现代化步伐大大加快。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大量富余人口的溢出又提供了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所需的廉价劳动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的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高、平均利润率低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轻工业和服务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改革20多年来，中国维持了GDP　8％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东亚国家（地区）的规模与经济发展

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一栏中，台湾第一列为1970—1979年增长率，第二列为1980—1990年增长率。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就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霍夫亨兹和柯德尔在1982年的著作中就曾注意到东亚的崛起及其对欧美的挑战。不仅世界消费品市场上处处都能感觉到东亚的存在，而且世界银行系统也深受东亚金融机构大量资金积累的影响。例如，到1980年，世界最大的50家银行中东亚占了15家。东亚的公司已经加入到操纵世界贸易的跨国公司的行列。1979年，《财富》（Fortune）杂志上列举的500家最大的非美跨国公司中，韩国拥有的数量与意大利相等，各占9家，而特别令人吃惊的是，仅仅6年前韩国公司还榜上无名。霍夫亨兹和柯德尔指出：“如果现在的势头即告终结，东亚或许不会成为我们安宁存在的主要威胁。可是实际上东亚的冲击继续以高速度增长。……工业化的东亚已顺利地走上了高度繁荣的道路，成了潜在整合良好的地域性经济区，该经济区就其规模和动力而言已经超过了北美和欧洲经济区。”^[4]到90年代初期，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更是备受赞扬。特别是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对东亚经济发展成就的赞誉和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总结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实际上，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许多问题同时潜存着，只是由于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盖起来了。当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富有预见地指出东亚经济的一些问题时，一时还被一些学者视为“另类”。只是等到危机爆发，人们才恍然大悟，开始赞扬克鲁格曼博士的先知先觉。像克鲁格曼一样，斯蒂芬·维恩斯也倾向于强调东亚地区内部的管理问题，他说：“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由于亚洲人民不勤奋工作，也不是因为缺乏销售他们产品的市场（虽然生产过剩在一定程度上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是由于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管理不善、急功近利、贪大求快造成的。亚洲本来完全可以将资金投向有效的生产领域，但是急功近利、贪大求快改变了投资方向，从而使人民数十年勤奋工作的成果化为乌有。”^[5]东亚内部的管理问题当然重要，但是只有当它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时才会出现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