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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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四节　优化地方治理全球化的进程不仅对各个民族国家形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也对地方政府产生许多不同程度的影响。上海优化地方治理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制定法律法规之后，依法治市的关键就是依法行政。（二）深化地方分权过去，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在上海，这种弊病就表现为

第四节　优化地方治理

全球化的进程不仅对各个民族国家形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也对地方政府产生许多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存在全球治理，同样存在地方治理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大环境下，城市和地方政府运行的环境一直经历着而且将继续面临深刻的变化。为了实现政府创新，使地方政府管理向地方治理转变，政府必须富有弹性，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和适应性^[6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个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联系大为增强，不仅经济社会发展逐渐实现与国际环境的联动，政府的管理方式和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大量的变革，适应性和创造性得到增强，地方治理的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是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发生的一次重大经济与政治事件，其影响在蔓延亚洲波及欧美的同时，也使中国的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深受重创，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尤其受到危机的直接冲击，外贸出口和吸引外资等方面严重下滑。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重镇，同时又具有最为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和传统，因而对危机的影响格外敏感。当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波及上海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就不断告诫上海的各级领导，必须以政治的眼光、世界的眼光看待经济问题，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应对和驾驭经济波动^[64]。与此同时，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与各大科研机构的专家围绕金融危机的成因、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专题调研，并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从而使上海能够不断优化地方治理、始终保持上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在历史跨进新世纪的门槛之时，上海在连续九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之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4　000美元大关，达到4　180美元，成功进入了世界银行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65]。

上海优化地方治理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一）贯彻依法治市

法治是现代民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善治的基本要求。因此，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66]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1997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坚持依法执政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继续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大举措。沿着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基本方向，上海的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市在经历了恢复发展阶段之后，迅速跃上了较高的水平。

1999年8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上海依法治市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发表了《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治市工作》的重要讲话，对上海的依法治市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并进行了整体部署。其后，市委颁布了《上海市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市工作纲要》，指导全市的依法治市工作沿着既定的轨道有条不紊地发展。依法治市首先就必须有法可依。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非常重视立法工作，市政府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的力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政府规章，从而为依法行政、依法治市提供了条件。1998年上海市第十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十一届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国家法制建设和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考虑到防范金融风险、加入WTO等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在制定新法的同时，注重修改和废止旧法，立法质量大为提高。到2002年6月底，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37件，修改24件次，废止4件。其中，经济科技和劳动社会保障方面的有14件，城市建设管理和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有24件，教育文化卫生方面的有10件，公民权益和社会事务管理方面的有8件，人大工作和政权建设方面的有9件。立法内容十分丰富，基本涵盖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一些立法在全国具有某种先导作用。例如，常委会制定了《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上海市遗体捐赠条例》等堪称全国第一的地方性法规^[67]。

制定法律法规之后，依法治市的关键就是依法行政。上海在贯彻依法行政方面注意实行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公开、依法处罚公开等项制度，接受群众监督，提高执法水平，使上海市的行政诉讼败诉率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68]。为了适应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要求，从1997年起，市政府将新近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翻译成英文，每季一期公开出版中英文对照的上海市法规规章季刊，并在中国上海门户网站上及时发布和更新。财税部门从1999年起重点推行公开税收政策、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处罚依据、公开职业纪律、公开办事结果等财税政务“五公开”，之后又增加了公开稽查工作规范、公开税务违法违章处罚标准、公开违反规定的责任追究等三项，形成“八公开”制度，增强了执法的透明度。2000年，市政务公开办公室与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又联手在市工商局、市质量监督局、市卫生局和张江高科技园区等单位开展了行政检查、处罚、强制等行为的政务公开试点工作，使政务公开覆盖到全部行政执法部门。如今试点工作已经完成，正在全面推广。2001年，市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工作的通知》，要求市政府各委、办、局以及国务院在沪机构，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认真推行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告知制度。其后，政务公开工作在市政府的各个部门得到了贯彻落实。

如工商行政部门是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关键部门之一，与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被赋予执法权的法律法规有200多件，在依法治市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市工商管理部门注重规范执法行为，提高依法治市的水平，该局1997年发生行政诉讼案15件，败诉1件，1998年发生行政诉讼案30件，败诉也仅1件^[69]。在加强依法治市的过程中，广大干部的执法水平提高了，市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政府机关的任用权力受到了限制，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

（二）深化地方分权

过去，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在上海，这种弊病就表现为区县的权力集中到市，市政府、市人大等市级国家政权机关的权力集中到市委。这些弊病一方面严重抑制了各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又导致了许多不民主的现象，成为优化上海地方治理的严重障碍。上海的各届领导在改革城市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方面思想解放、思路清晰、积极探索、循序渐进，各项措施均卓有成效。

上海市委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主要抓方向、方针和大事、大局，同时理顺各种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工作新格局。围绕贯彻市委常委会的决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地方性法规；市政府党组通过政府决策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政府的政令；市政协党组通过政治协商，使党的主张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在理顺党与各种组织的相互关系时，市委总揽全局但不包揽，协调各方但不取代，各方的事由各方去办，各方之间的事则由市委协调。上海市委探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在2000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发表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指导原则》一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该文的作者正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

如果说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指导横向权力关系的基本原则，那么，“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就是重新调整纵向权力关系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从解放后到1983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上海虽然建立了市和区县两级政府，但由于各项权力特别是财政权高度集中于市委市政府，实际上是两级政府、一级管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上海市委、市政府在1984年7月召开了市区工作会议，提出了大城市的区委和区政府是一级党委和一级地方政府，为搞活城区，必须简政放权，改变目前市里集中过多、管得过细、统得过死的状况。经过随后一系列的明责分权改革，上海逐步过渡到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体制。90年代上海的大发展要求进一步调动街道和居民委员会的积极性，进而要求城市管理权的进一步下移。于是，在1996年3月召开的上海市城区工作会议上，黄菊代表市委提出了不断探索和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的要求。同时，市委、市政府有针对性地出台了“关于加强街道、居委会建设和社区管理”的18条政策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完善市与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的22条政策意见^[70]。所谓“两级政府”，是指市政府和区政府，“三级管理”即市政府、区政府和街道三个层级的管理。市政府的管理重点放在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监督检查和引导、调控等宏观层面上；区政府的管理主要体现在直接管理上，将城市环保、交通、市容、卫生、城管、文化、教育等具体管理职能和权限下放到区政府；同时将重心下移，逐步扩大街道的管理权限，调整、充实和加强第三级管理层面的力量。一是在适当调整街道区划和适度扩大街道规模的基础上，强化街道办事处的城市管理职能，赋予其充分的管理权，确立街道在城区的管理主体地位。市区职能部门要按照加强和充实基层基础建设的原则，建立健全街道治安派出所和交通、环卫等站所；将管理权限相应向基层站所下移，工商、物价、市政、卫生防疫、文化、烟酒、公用电话、技术监督等行业和单位也向街道增派人员，采取有效措施，加大管理力度，实现城市综合管理和专业管理的“双下移”，形成比较完整的第三级管理框架。二是改革原有的居委会，使其成为现代意义的社区组织，并充分发挥其在社区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保障、治安等社会公共事务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切实把加强社区建设和城市管理的工作落到实处，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工作，注重体制与机制的联动、社区党建与文明创建工作的联动、管理与服务的联动、部门与社区的联动，共建社区文明，共管社区环境，共享社区资源，逐步形成了上海市社区建设和综合管理齐抓共管的局面。“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极大地推动了区县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了区域内的市场建设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加强了社区建设。至2000年底，上海初步形成了安定安全的社区治安秩序、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网络、团结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基本建成，街道的综合管理职能明显加强。

（三）转变政府职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来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形式、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以直接的实物管理为主要方式的政府管理模式必须逐步转变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间接管理和宏观管理。为了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上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1983年底，市政府提出要研究上海的公司改革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1986年7月，市委、市政府正式批准了市体改办提出的《关于本市行政性工业公司体制的改革方案》，拉开了上海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这项改革按照既定部署，至1987年6月基本完成。经过改革，全市原有的77家市级行政性工业公司，撤销了59家，改建为企业性公司的有8家，原已批准试办企业性公司尚需完善的10家。这一改革削减了中间管理层次，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推动了企业主管部门的职能转变；并在此过程中，组建了27个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的行业协会，政府的间接管理能力有所增强^[71]。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微观管理的同时，上海进行了制度重建，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以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上海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也有了更大的举措。1993年12月至1995年底，上海先后把工业、建设、商业、农业、交通等系统的18个主管局改制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在撤局的同时，将局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上交有关委办，从体制上推进政企分离；通过资产授权经营，从职能上推动政资分离，引导控股集团公司转向规范化运作。政企分开后，政府管理的重点就转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等方面。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资产的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993年，经过三年的酝酿和讨论，终于在打破原有的部门界限和条块管理格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上海特色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时任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出任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时任市长的黄菊任第一副主任，还有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副市长负责抓这项工作，并要求所有副市长都参加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有关办公会议。目前，上海已形成市和区县国有资产两级管理和两个运营体系，市级国有资产管理分为三个层次，即市国资委、市国资委授权经营的国资运营机构、国资运营机构出资形成的各类企业。这个体系使上海的国有资产从1995年底的1　549亿元，发展到2000年底的4　484亿元，增长了近两倍^[72]。

2002年上半年上海组建行业协会发展署和市场中介发展署，使行业协会不再挂靠各委办；下半年出台《上海市促进行业协会发展规定》，确定了行业协会自主发展的原则。这样，上海市政府在2002年取消和调整800多项审批事项的过程中转化和弱化的许多职能就可由行业协会来承接，把政府“越位”的职能还给社会^[73]。

在1995年、2000年两次市级机构改革的基础上，2003年上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市级机构改革。这次改革依然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围绕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管理社会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努力实现政府职能的强化、弱化和转化，使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找准各自的定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撤销市经济委员会和市商业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新的经济委员会；考虑到上海城市的功能、特点以及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保留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在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安全生产监督局更名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将信息化办公室更名为信息化委员会；在市政府协作办、市政府接待办的基础上组建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经上述调整，市政府设置工作部门45个。

20多年的改革和探索，使得上海市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改观，政府的宏观管理和间接管理职能得到强化，在制定发展战略、提供政策服务、健全社会保障、营造优良法制和人文环境等方面大展身手的同时，对那些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则坚决不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社会在城市建设中的主动性作用。在上海大步迈向信息化、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化、弱化和强化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四）提高决策水平

上海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在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的不断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决策质量的改进和决策水平的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虽然在学理上确有难以两全之处，但在政治实践中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充分反映民意、增加公众的参与、广泛听取意见、大兴调查研究，以民主为基础，以科学为目标，最终达到有效结合和有机统一^[74]。上海在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创造了许多新颖的方式和方法，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体制和机制，包括专家学者的战略对策研究、市委的务虚会、重大决策前的专项调研、市委常委会的决策规则等。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上海建立和完善了多领域、多层次的决策咨询体系，为上海的民主和科学决策提供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智力支持。

上海的决策咨询内容广泛，除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以外，还包括上海的法制建设、基层民主建设、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城市精神文明等许多领域。决策咨询的层次分布多种多样，既有市级咨询体制，也有区级、县级、局级甚至街道咨询体制。决策咨询的组织管理灵活多样，市级重大决策咨询项目由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集中组织，统一管理，为此专门聘请了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设立了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例如，在1997年的上海第二届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评选活动中，总共收到276项申报成果，其中黄奇帆等的《上海市深入开展再就业工程的战略构思、试点方案与有关政策》等5项成果荣获一等奖^[75]。除此以外，上海的各个区县和委办也组织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决策事项的咨询活动。在这种大范围、多形式的决策咨询体系下，很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普通市民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相关的决策过程。

上海决策咨询体系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上海历届领导的民主作风和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也是上海人、上海以外的中国人有时甚至包括外国人积极参与的结果。江泽民在担任上海主要领导期间就曾开风气之先，创办“双月理论座谈会”，邀请各方专家代表为上海的发展献计献策。朱镕基在担任上海市长期间倡议发起建立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已经延续了十余年，研讨会的主题涉及上海发展的许多重大方面。例如，1990年的建设金融中心，工业部门取得高附加值对策；1991年的建设贸易和物流中心；1992年的搞活国有企业对策，发展中小企业对策；1993年的电信、航空运输发展思路；1994年城市规划、开发人力资源对策；1995年的金融业发展走势探讨；1996年的建设商贸中心、再就业培训对策；1997年的上海面向21世纪对策；1998年的金融风险管理对策；1999年的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策；2000年的政府宏观管理、大都市管理和现代企业管理问题^[76]。2003年5月，新一届的上海领导决定建立专家学者季度座谈会制度，把一切关心上海发展的各方人士特别是专家学者的智慧集中起来、提炼出来，为推动上海的新一轮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77]。这不仅是对以前的民主作风和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而且将为提高上海的决策水平输入新鲜血液和开辟广阔视野。

在上海地方政府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之中，上海的地方政府职能逐渐得到转变，政府结构不断得到调整，政府治理日渐得到优化，并逐渐向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和服务政府迈进。优良的政府治理是上海成功应对危机的基础，也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安定和谐的基本保证。

【注释】

[1]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第183～184页。

[2]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321页。

[3]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页。

[4]颜声毅等著：《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概论》，长征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

[5]《人民日报》2002年9月24日第1版。

[6]塞缪尔·金：《中国与联合国》，伊莉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第65～68页。

[7]塞缪尔·金：《中国与联合国》，伊莉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第69～72页。

[8]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第34～35页。

[9]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张胜平、任美芬译：《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第2、9页。

[10]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0～542页。

[11]兰德尔·施韦勒：《应对大国的崛起：历史与理论》，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第3页。

[12]伊莉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第21页。

[13]兰德尔·施韦勒：《应对大国的崛起：历史与理论》，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第17～18页。

[14]玛格丽特·皮尔逊：《主要多边经济组织与中国接触》，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第269～270页。

[15]苏长和：《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03年第2期，第54页，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北京）2002年第10期，第5～10页。

[16]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03年第6期，第7页，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北京）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17]陈雪薇、陈述主编：《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第190～194页。

[18]华锦波、黄蓓编著：《捍卫人民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45页。

[19]罗锐韧主编：《跨世纪的中国》（上卷：新一届中国政府跨世纪施政纲要），红旗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206页。

[21]陈雪薇、陈述主编：《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第195页。

[22]华锦波、黄蓓编著：《捍卫人民币》，第346页。

[23]华锦波、黄蓓编著：《捍卫人民币》，第341～342页。

[24]原文见研讨会论文打印稿，第4页。参见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第38页。

[25]黄仁伟：《新安全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03年第3期，第86页。原载《世界经济研究》（上海），2002，增刊，第24～29页。

[26]王逸舟：《论综合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第7页。

[27]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主编手记”第7～13页。

[28]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第183～184页。

[29]《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6日第6版。

[30]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人民日报》1999年3月27日第1版。参见谢益显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2001）》，第597页。

[3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25页。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

[32]黄仁伟：《新安全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第88页。

[33]茅原郁生：《东亚地区安全问题》，《战略与管理》（北京）1998年第1期，第10页。

[34]弗劳利安·康马斯、尤迪特·施塔波丝著，陈宝、周一玲译：《新亚洲——亚洲挑战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35]张蕴岭：《东亚合作的进程及前瞻》，《国际政治》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第2期，第137页。原载《求是》2002年第24期，第55～57页。

[36]Pan Yining（潘一宁），“Constructing Confident China-ASEAN Relationship：the Po-litic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 Establishing China-ASEAN FTA”，汪新生主编：《9·11与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83页。

[37]《胡锦涛就中国与东盟关系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7日。

[38]谢益显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2001）》，第549页。

[39]Zhang Yunling（张蕴岭），“Prospects for the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Patterns be-tween China and East Asia”，汪新生主编：《9·11与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第230页。

[40]罗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就10＋1和10＋3领导人会议采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外交》2003年第3期，第27页。原载《世界知识》（北京）2002年第23期，第8～10页。

[41]张蕴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视》，第117页。

[42]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6.

[43]塞缪尔·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44]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2～197页。

[45]Chalmers Johnson，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South Korea，and Taiwan，in Frederic C.Deyo.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 rsity Press，1987，p.137.

[46]蒲岛郁夫：《政治参与》（现代政治学丛书6），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第152页。

[47]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经验》，罗荣渠、董正华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8页。

[48]《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第557页。

[49]樊纲：《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教训：政策、制度与危机应对》，《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第61页。

[50]世界银行编：《东亚的复苏与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51]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第93页。

[5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26～328页。

[53]曹建明：《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人民日报》1998年6月18日。

[54]半月谈读书俱乐部编：《政治局委员听的课》，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页。

[55]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60～261页。

[56]陈雪薇、陈述主编：《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第218页。

[57]《曾建徽答中外记者问》，《人民日报》2002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