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观的功与过

第二节　亚洲价值观的功与过

亚洲价值观扎根于东亚历史传统，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撞击的近代，诞生于东亚政治独立之际，凸显于东亚经济腾飞之时，并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一）亚洲价值观的提出

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亚洲各国的志士仁人为了救亡图存，掀起了亚洲文化复兴运动，涌现了一批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其代表人物在日本有提出“亚洲文化上的统一”的思想家冈仓，在中国有主张“大亚洲主义”的孙中山，在印度有泰戈尔等人。他们一般都走出了国门，看到了世界，对西方文明有着更多的真切的认识，并热心于在本国倡导现代化和向西方学习科学；同时，他们也深深地体会到西方文明的不足，从而重新回归本土之后，对西方文明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批评。有位学者曾经指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如果他本身“西化”越深，对于界定国家文化认同对象就越感到强烈与迫切，其最终发展的高峰便是一种“超越国家主义”的“泛”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和运动，即由“国家”到“国家群体”。概括地说，就是以“文明的亚洲”或“亚洲的精神”对抗“物质的西方”或“西方的物质”^[13]。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共同地对西方的霸道文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抗，反抗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反对西方文化的独尊，寻求亚洲文化的自尊。可以认为，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就是亚洲价值观的胚胎。

亚洲价值观虽然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之际，但是，由于近代以来亚洲各国长期处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屈辱地位，不可能真正“站起来”提出作为寻求民族自尊的文化诉求的亚洲价值观。实际上，亚洲价值观不是被西方文化击倒的亚洲人“喊”出来的，而是“站起来”了的亚洲人“举”起来的。只有当亚洲国家独立之后，“站起来”了的亚洲人才有可能将亚洲价值观的胚胎降生为正式来到人世的新生儿。李光耀认为：“这是亚洲人民的历史过程。他们先是受西方教育，不想做亚洲人。后来则改变为亚洲人学习西方的语文、技术和理科，但他们仍然视本身为亚洲人，同时以身为亚洲人为荣。这就是我向各位所建议的未来之道。”^[14]当亚洲国家政治上获得独立，特别是经济上获得腾飞之后，他们仍然要现代化，所以，也需要继续学习西方文化中有利于亚洲现代化的东西，但他们不要西化。对那些仅仅属于西方却并非一定属于现代的属性，就不必完全照搬。上述在新加坡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刚刚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向人们建议“仍然视本身为亚洲人，同时以身为亚洲人为荣”的“未来之道”时，实际上是从“建议”做“亚洲人”的角度，第一次公开、正式地向世人提出并倡导亚洲价值观。它意味着亚洲价值观的正式诞生。

在过去的300年里，欧美国家的文明，先后支配着世界的潮流。由于它们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它们的人民享有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它们的艺术、生活方式、食品、服装、娱乐方式风行整个世界。战后日本的巨大成功使得日本的食品和服装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崇。日本的寿司店和日本餐馆在欧美和东亚都很普遍。日本的凉鞋、皮带也风靡一时。所有这些验证了一个道理：“当你在经济和科技上，有骄人的成就时，就会使人对你的生活方式、服装式样、食物或娱乐，产生爱慕心理。”^[15]随后，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飞速发展，使得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由于东亚经济腾飞发生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于是，人们将这种经济腾飞或正在发生的经济腾飞与这里的价值观联系起来，对亚洲价值观给予了高度重视。随着东亚各国的经济腾飞，“理有固然”的亚洲价值观也就凸显出来，并引起广泛讨论。1994年发表于美国《外交》季刊3—4月的《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系统表达了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他以世界级权威人士的身份，用一种无所顾忌的直率态度坦陈其内心的想法。他说：“我们利用家庭来推动经济成长。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信奉节俭、勤劳、孝顺和忠诚，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尤其是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在谈到美国的制度时，李光耀毫不隐讳地说：

作为一种整体的制度，我认为其中的部分内容完全不可接受：枪支泛滥、毒品蔓延、暴力犯罪、游手好闲、在公共场所的无赖行为，总之，都是导致文明社会崩溃的祸源。随心所欲的个人的权利大为扩张，已到了以破坏社会秩序为代价的地步。在东方，主要的目标是拥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这样每个人都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其自由。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而不会出现于相互冲突和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中。^[16]

因此，他告诫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人，不要把他们的制度毫无例外地强加于那些根本行不通的社会。

虽然对于亚洲文化和价值的确切内容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但是关于亚洲文化与价值的讨论本身就说明，若干世纪以来随着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现代化浪潮的推进而逐渐风靡全球的西方文化和价值并不是人类文明的唯一代表。“亚洲主义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对西方价值观念的垄断的第一次攻击。亚洲价值观念的讨论促进了每个人对历史意识的了解，它在各种所谓普遍的价值观念之后划上了一个问号。有谁能超越自己的背景、历史、传统和文化，以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环境而采取中立的价值观念，并由此出发来判断那些价值观念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呢？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普遍价值过去一直如此吗？亚洲主义唤醒了人们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普遍性的怀疑”^[17]。因此，如何认识东亚传统文化价值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二）东亚经济奇迹的文化解释

在近代东亚遭遇西方的冲击之后，一方面是出于对抗西方，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自尊，一股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并催生了亚洲主义。其中就包含了后来的亚洲价值观的部分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亚各国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大力发展经济，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东亚实现经济腾飞，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之后，许多学者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释，为亚洲价值观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霍夫亨兹和柯德尔在研究东亚快速发展的动因时就注意到东亚政治文化的影响，并认为东亚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传统。例如，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东亚经济增长背后的一种基本的驱动力，“爱国在东亚一直都显得尤其重要，既是一种增长的刺激素，又是形成有效政策的促进力量。这部分是由于东亚人具有比较强烈的文化自豪感，从而必然耻于步外国人的后尘，还由于东亚人第一次遇上工业化的西方，处于猝然而至且颇具威胁的环境之中”^[18]。此外，他们认为东亚政治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团体习性，“东亚人的团体习性意味着，这是一个完整的村落，它可以是一个公司、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它们如同一个团队一样行动。东亚的个人始终是他所属群体的典型的一分子，没有任何私人的意见或思想”^[19]。这些西方学者对东亚文化的研究虽然旨在加深对东亚的理解并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它反过来也促使了东亚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自豪、自信与自尊。

东亚地区几乎都在历史上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关于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罗荣渠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儒家“行仁政”的思想转换为一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命题是，“爱民如子”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儒家“行仁政”的思想在新形势下转换为推行发展主义战略，形成自上而下的民族团结的进取精神，形成一种由国家调节的公私合作，这是不同社会制度的东亚式发展型国家共有的特点，它较之单纯市场经济导向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内聚力，能承受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

第二，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转换为推动家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东亚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从日本到东南亚，资本主义发展大都形成中小型家族企业形式。由儒家的“齐家治国”意识转化而来的“发家富国”意识，推动了东亚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

第三，儒家重视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东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自然资源贫乏而人力资源丰富，因此，重视教育和普及教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就以高识字率而著称。战后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也莫不如此。特别是韩国注意保持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20]。

（三）文化反思与文化重建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反思。2001年1月28日的美国《新闻周刊》网络版发表了一篇专稿，题为《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观”》，各种传媒纷纷以最能耸人听闻的标题加以传播。事后的1月30日，当记者向李光耀提及此事时，他笑道：“这是西方式的新闻处理方式。他们用标题来引起注意，如果你仔细阅读字里行间的意思，就会知道他们其实不是真的认为我放弃原来的主张。”^[21]

李光耀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的导因是发生危机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制度不够完善，而不是被西方贬义化了的亚洲价值观。金融危机出现之后，李光耀对遭到打击的韩国朋友说：“你们不必为韩国的价值观道歉，你们所须纠正的是你们的制度——你们做生意的制度，以及你们治理国家和政府的制度。”^[22]他以新加坡为例说：“虽然拥有亚洲价值观，但我国的制度是完全透明的。”^[23]他认为亚洲价值观有利于克服金融危机，因为儒家强调的社会重于个人的价值观，在韩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最困难的时刻，韩国人民排队捐献金银首饰和其他个人财宝来解救国家的情景，已经充分展现了它的意义。韩国社会所表现的团结和活力，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从而鼓励外商更看好韩国的前景。他相信，当这个地区开始复苏时，儒家所鼓励的勤劳、节俭、为未来牺牲奉献、重视教育和学习等美德，将促使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复苏得更快。而且，“亚洲式的资本主义最终必定能克服经济危机”^[24]。

在对待家庭和朋友的问题上，李光耀说：“你必须照顾你的家庭和大家族，对朋友忠诚支持。当然，在对朋友和家人尽义务时应该自掏腰包，而不是挪用公款。一旦政府势力减弱，贪污的情况就会乘虚而入，因此就有动用公费来尽义务的情况出现。这是错误的。”^[25]李光耀认为，儒家价值观肯定积极履行对于家庭和朋友义务的君子作风，反对在行使对于家庭和朋友义务时的假公济私的小人行径，因为采用假公济私的方式关照家庭和朋友在儒家便由君子沦为小人。对于传统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东方的价值观，我们也必须给予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比如孝顺，作为儒家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社会往往表现为对长辈的无条件的顺从，因为农业社会的文化是前辈向后辈传递的后喻文化；而今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技术的成功需要有风华正茂、充满活力和敢想敢干的头脑。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信息社会的文化是前辈往往要向后辈学习的前喻文化，于是，对长辈的无条件的顺从的形式也应发生变化，但并非要抛弃孝顺这一核心价值。李光耀认为，一些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如果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这些价值观就必须加以改进。

可见，经过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李光耀既没有完全放弃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也不是要全盘继承儒家价值观，而是要在坚持、继承儒家价值观的同时，不断改进、创新儒家价值观，而改进、创新的大背景正是全球化的进程^[26]。这就提出了一个文化重建的问题。东亚文化确实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也包含许多消极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因时制宜的改革、调整和创新。例如，顾肃在反思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根源之后就提出了一些文化重建的设想。他指出：

东亚文化重建的首要任务是进行中间层次即制度的改造，以形成公正透明的社会环境、发展市民社会为主要任务。其目标是限制和规范政府行为，使之主要充当社会经济活动的“守夜人”即秩序维护者，而不是主观随意的干预者和掠夺者。这就要求东亚社会继续深入进行政治民主化和法治现代化的改革，克服各种人治和非理性主观随意统治的旧习，包括真正实行政治权力的牵制平衡，确立廉明清正的政府形象。^[27]

一些具体设想和建议是否切实可行，当然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但文化重建和文化创新必须有利于优化治理和达到善治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