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的上海文化

第四节　海纳百川的上海文化

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开始渗透和影响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并直接深入到一些地方甚至基层社区和社区居民，从而把它们都纳入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各个地方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必须努力发掘自己的潜能，提升竞争力。地方文化是各个地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资源，也是为全球文化的发展做贡献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依靠。全球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地方文化的创新和创造。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大国，地方文化资源丰富。发展地方文化，开发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创新中国文化，丰富和繁荣世界文化的有效途径。在中国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中，上海海纳百川的文化品格分外引人注目，并在历次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大变革中得到提炼而不断走向成熟。

上海文化在历史上虽然具有一个漫长的积累时期，但只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逐渐形成。上海辟为通商口岸，源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开埠的结果却迅速推进了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并促使一种新的文化在上海诞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上海以其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优势很快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文化中心。这是由于上海都市经济的发达和市民社会的形成，此乃现代化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上海文化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独特的政治环境，特别是租界的存在造成了政治空间的分割，客观上为文化人的自由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场所。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不仅西书的译介、西学的倡导、西方文艺形式的引用和借鉴（如话剧、电影、交响乐、油画、新诗、新小说）最为活跃，甚至西方的礼仪、习俗、服饰、器用乃至吃喝玩乐的生活方式，亦多为上海人所接受并导入内地。

从1949年到1978年上海文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时期。全国解放以后，大批文化精英人士离开上海，远赴京城和全国各地，上海顿失人才优势。由于西方世界的外交封锁和东西长期冷战，上海由过去的通商口岸变为供应内地和支援全国的工业基地，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沟通中西文化的功能。在愈演愈烈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上海多次首当其冲，成为批判资产阶级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重点。诚如一位学者所言：“由中心到边缘，由外向到内向，由多元到一统，由服务于生活到服务于政治，成为50年代以后上海文化的基本走向。”^[34]改革开放开始后，上海重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特别是在国际与市际、政府与民间、团体与个人等各个层面上展开的国际国内文化交流与合作，使上海再次成为重要的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上海文化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其多元性格与创新精神。在上海文化中，“雅的、俗的、新的、旧的、土的、洋的、南来的、北往的，各种资源都能接受和利用，消化和改造，以形成多面立体的文化建构”，“学理上会贯中西，信仰上兼容异端，习俗上结合土洋，情趣上调和雅俗，一向是上海人的思想行为准则”^[35]。正是多种文化成分的交互作用，不断融合与碰撞，才使得上海文化具有别具一格的活力与创新精神。从近代到现在，首先诞生于上海的文化形式等新生事物不计其数。在许多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中，上海总能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从政治文化来说，上海的市民意识最为发达，并由此引发了地方自治运动和租界的华人参政运动等一系列颇具影响的市民社会运动。

上海市民意识的产生是与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上海的影响分不开的。20世纪30年代，费唐律师在对上海租界进行了大量调查后认为，上海是一个市民自治的城市。上海租界里实行的是欧洲的市民自治。《土地章程》是租界的基本法，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即“自治”（Self-government）、“法治”（Rule of law）、“安全”（Security）和“自由”（Freedom）^[36]。这些就是西方市民意识的基本内容。这种市民意识首先只是体现在上海租界的政治实践之中，而后迅速传播和弥漫开来，为上海市民消化吸收进而成为他们开展政治运动的口号和指南。例如，租界实行的纳税人会议制度就是贯彻了西方的“不出代表就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representation）的原则，当华人参政运动蓬勃开展之时，其基本依据正是这一原则。因此，唐振常曾指出：“华人参政运动是不出代议士不纳捐税的市民意识的集中表现。”^[37]

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融通和创新是上海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虽然在建国后的30年中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而有所削弱，但在改革开放进程加速推进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得到了展现，特别是在东亚金融危机后上海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的过程中大放异彩。1949年以前的上海曾经大量吸收国内国外的移民，人口迅速增长。外来移民不仅为上海的建设添砖加瓦，而且带来了各种地方文化，使之在上海汇集和融合。上海文化正是吸纳各地文化的精髓，才能展现多姿多彩的风貌。1988年，上海外来流动人口仅为106万，到2000年已增至387万，是原来的3倍多^[38]。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延展了“上海人”的概念。一位记者在谈到对上海的观察时说：“在上海人眼里，所有参与上海建设的人们，不管他是外地人还是外国人，即使说不来、听不懂上海话，都是新时代的上海人。”^[39]这正是上海形成海纳百川的文化个性的基础和动力，也是上海一直独立潮头、引领时代的奥秘。

1953年，罗兹·墨菲在他的上海研究专著中说：

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就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收了19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个城市，胜于其他任何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响，首先在上海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40]

如果说上海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代表了中国前进和发展的方向，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文明，那么，在跨入21世纪的今天，上海仍将以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实力、海纳百川的文化性格展示中华文明复兴和全球文化繁荣的未来。因为今天的上海已经不仅是上海人的上海，同时也是中国的上海和世界的上海。

【注释】

[1]魏明德：《全球化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9月，第5页。

[2]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球化与文化》，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3]同上书，第60页。

[4]魏明德：《全球化与中国》，第5～7页。

[5]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全球化研究中心编译：《全球化：时代的标志——国外著名学者、政要论全球化》，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6]参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页。

[7]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84页。

[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70页。

[9]王天玺：《多极世界和为贵》，《求是》2003年第7期，第44页。

[10]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吴志成等译：《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来自各大洲的经验和反应》，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11]《人民日报》1998年8月3日第1版。

[12]李经中：《政府危机管理》，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257～258页。

[13]艾恺著，唐长庚等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7页。

[14]《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365页。

[15]《亚洲经济转变决定未来的文化影响》，《联合早报》1995年2月6日。

[16]扎卡里亚：《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刘军宁等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三联书店，1998年4月，第193页。

[17]弗劳利安·康马斯、尤迪特·施塔波丝：《新亚洲——亚洲挑战世界》，第60页。

[18]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第58～59页。

[19]同上书，第62页。

[20]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罗荣渠主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25页。

[21]转引自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7页。

[22]郭品芬：《李资政访汉城》，《联合早报》1999年10月24日；《拥有亚洲价值观社会并不一定缺乏透明度》，《联合早报》1998年1月30日。

[23]《拥有亚洲价值观社会并不一定缺乏透明度》，《联合早报》1998年1月30日；《李资政：亚洲式资本主义最终能克服经济危机》，《联合早报》1998年10月22日。

[24]《李资政：亚洲式资本主义最终能克服经济危机》，《联合早报》1998年10月22日。

[25]《谁来担任印尼总统应由印尼人民决定》，《联合早报》1998年5月23日。

[26]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第2～8、63～71页。

[27]顾肃：《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15页。

[28]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6月，第62～78页。

[29]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97～298页。

[30]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373页。

[31]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90页。

[3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33]王兆成：《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新》，《求是》2003年第10期，第47页。

[34]陈伯海：《思考上海文化的历史与未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第166页。

[35]陈伯海：《思考上海文化的历史与未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第167页。

[36]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37]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上海研究中心、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38]《新民晚报》2002年7月11日。

[39]康燕：《解读上海1990—2000》，第328页。

[40]罗兹·墨菲著，章克生等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页。